死亡 ▼
搜索

标签：#死亡 的句子

所有标签
关于"死亡"的句子：
本页收录的死亡的句子/关于死亡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死亡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如果您也有喜欢的有关死亡的句子，欢迎发布出来与我们共享。
自一八三九年摄影机发明之后，摄影便一直与死亡结伴同行。因为摄影机逮住的影像，实际上是某事物在镜头前的遗痕，所以与任何画作相比，照片都是更好的纪念物，纪念已逝的往昔、已故的亲朋。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另一些常被用作压制图像的理由，是亲属的权利。波土顿一份周报短暂地在网上公布摄于巴基斯坦的宣传录像，展示二OO二年初在卡拉奇被绑架的美国新闻记者丹尼尔・皮尔的“供认”（“供认”他是犹太人）和后来被祭杀的情况。此举引起激烈争论，一方认为皮尔的遗孀有权不再受更多痛苦，另方认为报纸有权刊登及在网上公布它认为合适的内容，观众也有权观看。该录像迅速被收回。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只把这三分半钟的恐怖录像视为杀人实况影片。没有人从这场争论中认识到影片中还有另外的镜头，包含一些常见的指控（例如，有以色列总理沙龙与布什总统坐在白宫、巴勒斯坦儿童在以色列袭击中死亡的影像），也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一种政治责，且在结尾提出严重威胁并列出一些具体要求一所有这一切表明，如果你能忍受痛苦，去更清楚地面对那些杀死皮尔的力量所具有的残暴和顽固，这痛苦也许是值得去忍受的。把敌人仅仅当成是一帮杀人之后把受害者首级公之于世的野蛮人，无疑更省事。 只要是我方死者，就总有一种强有力的封锁，禁止展示那张一览无遗的面孔。加德纳和奥苏利文拍摄的照片依然人震撼，是因为合众国与南部邦联士兵仰躺着，有些面孔清可辨。在以后多场战争中，主要报刊就不再发表美国士兵在战场上阵亡的照片，实际上，要等到乔治·斯特罗克那张叫做《美国兵死在布纳海滩上》的照片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份的《生活》杂志，这禁忌才被打破（这张照片最初被军方审查官扣留）。照片展示三名士兵登陆新几内亚期间死在海滩上。（虽然照片总是被变相描绘为展示三名士兵俯卧在湿沙上，但其中一人其实是仰躺着的，只不过照片的角度没有拍摄他的头部。）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登陆法国时，无名的美军死伤者的照片刊登在众多新闻杂志上，也总是俯卧，或用裹尸布裹着，或脸转过去。这被认为是一种只有伤亡者才享有的尊严。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使摄影师可以从远处的有利位置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观察，拍照便获得一种直接性和权威性，在传达大规模制造的死亡的恐怖时，这种直接性和权威性远胜于文字记述。如果要拿一个年份来说明摄影的力量在定义而不只是记录最可憎的现实时远胜于所有复杂叙述，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所有照片都有待说明文字来解释或篡改。最近的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在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战斗期间，一个村子遭炮击，死于炮火的儿童的同一批照片，被塞族和克族各自拿到宣传简报会上传阅。只要把说明文字改一改，儿童的死亡就可以一再被利用。死去的平民和被粉碎的房屋的图像，可用于加强对敌人的仇恨，就像设在卡塔尔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台“半岛”所做的那样。该电视台在二〇〇二年四月份每小时重播杰宁难民营被摧毁的画面。这些镜头对世界各地许多收看半岛电视台的观众有极大煽动性，至于他们已经不打算相信的任何关于以色列军队的事情，该电视台则只字不提。相反，若是影像所提供的证据有悖于那些受珍视的虔敬行为，就会一概被指是在镜头前刻意安排的。如果照片提供自己一方犯了暴行的证据，则标准的反应便是，照片是捏造的，绝没有发生过这种暴行，尸体是另一方用货车从城里停尸间运来扔在街头的，或者，没错，确实发生过，但那是另一方自己干的。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要知道，我觉得大岛渚是对的。我认为那是一种真实的体验。幸运的是，很少有人能享有这种体验。但这是一个完美的例证，说明了如果不知节制会发生什幺。他们抵达了极致，而极致就是死亡。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人终有一死——这件事很难接受——而且，我们都在走向死亡。这感觉就像是有一个人——这个人主要存在于你的意识当中——被困在一具正常来讲只能存活七八十年的肉体躯壳当中，以还不错的健康状态。自某一时刻起，这具躯壳开始退化，然后在你的后半生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你眼睁睁地看着这具躯壳开始衰败，却又无能为力。你被困在这具躯壳之中，当它无以为继，你也就命归西天了。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这种经历，找一个你熟识的六七十岁的人，问问他们觉得自己多大年纪了，他们会跟你说，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只有十四岁……然后，他们看看镜中的自己，再看到那张老态龙钟的脸，会觉得十四岁的自己被困在了一具行将就木的躯体之中！你是被困于这个终将腐坏的躯体里了。它最终不仅会像一台有一定使用期限的机器一样坏掉，而且还将是慢慢损耗，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会看到它的功能日渐退化，肌肤不再光洁，某些部件开始松动，这是一种非常悲伤的经历。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道：“关于心智生命，唯一可能想到的隐喻大概就是活着的感觉。没有呼吸，人的身体就死亡了；没有思考，人的心智就死亡了。”苏珊·桑塔格同意阿伦特的观点。在桑塔格日记和笔记的第二卷（《心为身役：日记与笔记，1964—1980》）中，她宣称，“对我而言，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不表示将事情做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我知道自己害怕消极（与依赖）。动用我的心智会让我感到积极（与自主）。这样很好。”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你在文章《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中对施虐/受虐剧院的主场景提出了惊人的构思：“颜色是黑色，材料是皮革，诱惑是美，理由是诚实，目标是高潮，幻想是死亡。”我想我无法深刻地理解这些内容，因为我尚未穿过那些地狱的诱惑之门。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当然，他们告诉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都将在一两年之内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病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想说这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当然，其中有积极的一面。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人终有一死——这件事很难接受——而且，我们都在走向死亡。这感觉就像是有一个人一这个人主要存在于你的意识当中一被困在一具正常来讲只能存活七八十年的肉体躯壳当中，以还不错的健康状态。自某一时刻起，这具躯壳开始退化，然后在你的后半生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你眼睁睁地看着这具躯壳开始衰败，却又无能为力。你被困在这具躯壳之中，当它无以为继，你也就命归西天了。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这种经历。找一个你熟识的六七十岁的人，问问他们觉得自己多大年纪了，他们会跟你说，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只有十四岁…然后，他们看看镜中的自己，再看到那张老态龙钟的脸，会觉得十四岁的自己被困在了一具行将就木的躯体之中！你是被困于这个终将腐坏的躯体里了。它最终不仅会像一台有一定使用期限的机器一样坏掉，而且还将是慢慢损耗，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会看到它的功能日渐退化，肌肤不再光洁，某些部件开始松动，这是一种非常悲伤的经历。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道：“关于心智生命，唯一可能想到的隐喻大概就是活着的感觉。没有呼吸，人的身体就死亡了没有思考，人的心智就死亡了。”苏珊·桑塔格同意阿伦特的观点。在桑塔格日记和笔记的第二卷（《心为身役：日记与笔记，1964一1980》）中，她宣称，“对我而言，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不表示将事情做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我知道自己害怕消极（与依赖）。动用我的心智会让我感到积极（与自主）。这样很好。”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艾米莉：人无法正面地去思考死亡正如人无法正视太阳。我只把它想成是斜的。玛格丽特：我还以为我们聚到这儿是来谈论生命的呢。艾米莉：死亡是衬里。是缰绳。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艾米丽死亡是衬里。是缰绳。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人无法正面地去思考死亡正如人无法正视太阳。我只想把它想成是斜的。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艾米丽人无法正面地去思考死亡。我只把它想成斜的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其实，像大部分老实的日本人一样，他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原先整天只知道工作、工作，现在退休了，领着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已经不再需要工作了，却不知道该干什幺，于是就什幺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睡觉，起来就只是要吃饭。 “我的姐姐和母亲一劝他，干点什幺吧，学点什幺吧，或者像别的退了休的只是要吃饭。人一样出去旅游打发时间吧。他听了就生气，就会怒气冲天，大吼大叫。他吼叫着，好像恨不得用头去撞墙，让人觉得又可恨又可怜。” “可是，也许你的父亲需要帮助。”我说。“他是需要帮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让我父亲生气的也许只是 一当他的生活里没有了‘工作'这两个字时，他就发现自己什幺也干不了，什幺也不会，是个多余的人。“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而在他六十多岁的年纪，他就已经灰心丧气地放弃了去重新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爱好的可能。他放弃了，谁还能帮助他？他只是在无聊地等待着最后那一瞬间的降临。他只是在等死而已。 “因为长久的工作，现在他在等待死亡。”说完这句话，史太郎显得累极了，他重新在床上躺了下来。 “可是，你不会已经放弃了去帮助你的父亲吧？总该再试一试的。”“也许吧，”史太郎头枕双手望着天花板说，“就像我曾经以为我会恨他一辈子，而我没有。我想这次回去之后我会再试一试的。” 是的，无论如何，再试一试。“你的父母如此不同，他们怎幺能在一起生活这幺长的时间？你的母亲没有抱怨吗？”他说，他也问过他母亲这个问题。他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是个很好的人，忠厚城实，勤在向上，那时准也不知道他老了会是什幺样。谁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 他说，当他母亲说到这时，有些黯然神伤。 “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好人，是个无论放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个好人的好人。” 一个好人。关于他父母的情感，我没有再细问下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子女...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我至今仍然在听着这些磁带，我听到的是人类灵魂的歌声，这歌声越过了各种语言，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倘若在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的那种源于肉身和灵魂的悸动、我们源于生命和死亡的挣扎、我们对世界的热爱和为之所感到的喜悦与苦痛能够用歌声来表述的话，海蒂的歌声便是那样的一种歌声。通过她的声音，我们所热爱的那些纯洁的、真诚的、美好的东西得以展开双翅，飞翔在人类苦难的大地之上，飞翔在我们头顶的明媚蓝天之中。 现在，因为珍惜着磁带，我已经很少听它一在反复聆听的过程中，被磨损的磁带上海蒂的声音已渐渐变得有些沙哑了。可是此刻，我拿出了这几盘磁带，她的深沉激越的歌声又一次回荡在我的小屋里，不仅让我的热泪再次从心底涌出，也让我的心得以越过此时北京春季满布阴霾的天空，飞到了永远。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自从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以来，这场为期十年的侵略战争造成一百四十多万阿富汗人死亡，迫使二百八十多万人逃往巴基斯坦，二百六十多万人流入伊朗，流落到世界各地的阿富汗难民总数达六百多万，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并非因为阿富汗的富饶或美丽足以引发他人的觊觎，而仅仅是因为它在军事空间上具有某种“关键性”。战争结束后，大部分阿富汗难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可是在接连不断的各种灾难中，又有两三百万人沦为难民。以上这些数字出自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实际难民人数则说法不一，而这些灾难性的数字是如此庞大，不知人们能否想象得到这些数字所代表的真实情形。 阿富汗难民大都集中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时间一长，众多难民便成了两国的沉重负担。虽然巴基斯坦政府设置了难民营，但缺食少药使得在难民营里等待国际援助的人们成批地死于饥饿与疾病。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正因为癌症隐喻如此偏激，它才尤其带有偏见—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惟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与自浪漫主义作家时代始建立起来的肺结核与精神活动提升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梅毒与精神活动提升（“狂热”）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时，梅毒试图获得某种模糊的正面联想。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梅毒引起的精神错乱中离开人世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聊表敬意似的，人们逐渐相信，神经性梅毒引起的大脑损伤实际上会激发原创性的思想或者原创性的艺术。托马斯·曼的小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早期的各种疾病神话的仓库，他把关于梅毒的这一看法作为对其作品《浮士德博士》具有核心意义的冥想，其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自愿感染上梅毒一一魔鬼向他保证，他所受到的感染将只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并赋予他二十四年的光辉夺目的创造力。E·M·西欧朗回忆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罗马尼亚时，对梅毒的羡慕之情如何出现在他少年时期对文学荣耀的期待中：他幻想着发现自己已染上梅毒，由此被给予了富于天才般超常创造力的数年光阴，然后就精神崩溃，陷入疯狂。对这种具有神经性梅毒特征的精神分裂症的浪漫化，是二十世纪把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的那种更加顽固的幻象的先行者。然而，对艾滋病来说一尽管此病也经常引发作为晚期症状的精神分裂症却没有出现这种补偿性神话，也似乎没有出现的可能。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的关系过于密切。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标签：#死亡的句子#关于死亡的句子#有关死亡的句子#描写死亡的句子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微信公众号搜索“句子抄”，关注我们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