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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明"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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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事竟成”这句格言，并非只是德国人的偏见，它是现代人普遍的迷信。为了维护这个教条，文明人养成了严重缺乏内省的习惯。他看不见一个事实：不管他多么理智多么有效率，仍然是被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左右。上帝和魔鬼都完全没有消失，他们只不过是换了新名字。他们让文明人不停奔跑，心神不定，忧虑却不知道忧虑什么，有种种的心理问题，难以控制地需要服药、喝酒、抽烟、饮食和卫生系统——尤其是有一系列惊人的精神病。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激烈的抵抗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典型心理。这种心理总体来说是保守的，有明显的厌新的倾向。任何新的未知的东西都会引起不寻常的、甚至是迷信的恐惧。原始人表现出来的、都是野兽对于意外事件的反应。我们的高度文明已远不像原始时代，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原始人的行为。一个观念，只要与普通的期待不完全一致，就会在心理上遇到最严重的障碍。人们不认可它，而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害怕它、反对它，并且憎恶它。很多先行者都有痛苦经历，来源于同时代人原始的厌新心态。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任何事物都不能像人的学习能力那样，使人与自己本能的行为模式相疏远、相分离，这种学习能力将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内驱力，驱使着人的行为模式向前转化。正是由于这种能力而不是由于任何其他的原因，我们的生存条件才得以发生变化，而且我们才需要进行由文明带来的各种新的适应。与此同时，学习能力也是许多精神紊乱病症的根源，换言之，是那些由于人脱离了基础并且认清了自己的自觉知识，由于他担心在获得意识的同时却又不得不牺牲无意识而引起的多种困境的根源。其结果是，当代人只有在意识到他自己的时候才能认识自己，而人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条件的影响，取决于他对自己原始的本能倾向所做的适当修正以及对这种修正的自觉要求。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多凤風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推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修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此或如彼。

——沈从文《长河》

① 内贝斯基《西藏的神灵和鬼怪》254页。佛教的宇宙图景中，连接和贯通各个层次或世界的中介物，都是耸立的高山。在今天西藏林芝地区雅鲁藏布江的北岸，有一座著名的本教神山“本日”山。山腰有一棵挂满经幡的巨树，传说为通天之树、大宇宙树，故得名“天梯”。当地的习惯，要把早夭的孩童尸体装进木箱，安葬在这棵神树的枝丫间，这样才能保证死者的灵魂升天①。早在吐蕃文明的早期，山就是人和神的沟通者，它们被当做神灵和天王上下的“天梯”，藏语称做“穆塔”(dmu-thag, dbuv-skas)②，对此，西藏历史文献有很多记载。如西藏本教所崇拜的神山 “冈仁波齐”(Gangs-rin-po-che)就是典型的例子。该山位于阿里地区靠近中印边界的地方，海拔6714米。“冈”为“雪”之意，“仁波齐(切)”是对上师的尊称。它的原名为冈底斯(Gangs - te -se),底斯为梵语“清凉” 之义，义为“清凉的雪山”。在原始本教的信仰中，外形像十字水晶金刚杵的冈仁波齐，向下伸到鲁界，山峰插入神界，贯穿了本教的宇宙三界。古老的本教神祗鼓基芒盖繁殖于初世之卵，下凡时以一束光芒射下，消失在冈仁波齐山上，然后以一个白色野耗牛的

——郭净《雪山之书》

因此，我们所称的记忆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它是图像的仓库，这些图像是凭借以虚构的生物来代替真正原因，通过恐惧反射唤起的。但是，它也是名称与图像的贮藏所，通过这些名称与图像，我们得出受到规律支配的客 222观宇宙的观念。在这个贮藏所中，我们对种种事件（及与其对应的图像）的语言反应经过选择后作为经验的永久记录被我们储存起来。这些对刺激做出的语言反应或图像反应，我们称之为“表达”，因此文明史所涉及的就是在关于人类的记载中贮存下来的那些 “表达”。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宗教改革时期的占星家欣然采纳现代科学家会认为不相容的这成对的极。数学的抽象和对作为灵验的原因的星辰的具体膜拜标志了原始心性能够摆动的范围。逻辑凭借推论的和独特的概念符号创造了人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空间；魔法通过混淆人与外在世界并创造它们之间的想象的或者实际的联系的迷信习俗破坏了这个空间本身一这两种力量仍然为算命的占星家形成了一种原始工具，他用这种工具可以进行测量并同时施魔法。逻辑与魔法——如让·保罗就转义和隐喻所说的那样——仿佛嫁接在单一的一棵树上一样兴盛的时期实际上是永恒的。通过揭露这种极性，文明史就可以提供未被发现的证据，促进对我们的编史工作进行更深刻的建设性批评，而我们的编史工作仍在使用一种单独恪守时间概念的进化学说。（《瓦尔堡文集》，第2卷，第491-492页）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p235-236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了解记忆的这种双重角色，对于人的自我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一种刺激都仍然能在我们身上唤起原始的恐惧投射反应，与之一起，而且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命名与解释这一文明反应，而这是利用往昔的集体反应表示那些主要印象的另一说法。在进化过程中，宗教活动和艺术活动处于恐惧的原因投射与逻辑推论思维之间。因为在宗教中，被投射的原因仍然要求人们通过仪式和献祭主动赎罪；在艺术中，由刺激所唤起的图像本身仍然是目的。因此，艺术与宗教都属于“象征活动”的中间区域，人的不幸的两极性在这个区域中得到了表达与调解。p252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因此，我们所称的记忆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它是图像的仓库，这些图像是凭借以虚构的生物来代替真正原因，通过恐惧反射唤起的。但是，它也是名称与图像的贮藏所，通过这些名称与图像，我们得出受到规律支配的客观宇宙的观念。在这个贮藏所中，我们对种种事件（及与其对应的图像）的语言反应经过选择后作为经验的永久记录被我们储存起来。这些对刺激做出的语言反应或图像反应，我们称之为“表达”，因此文明史所涉及的就是在关于人类的记载中贮存下来的那些“表达”。 p251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就原始人来说，记忆图像导致了原因的宗教体现，就文明人来说，则通过命名而导致了超然态度。一切人类都永久地、时时刻刻地患精神分裂症。然而，从个体发生学上说，我们也许可以把对记忆图像的一种反应类型说成是在前的或原始的，尽管它在一旁继续着。在后来的阶段，记忆不再唤起直接的、果断的反射动作一无论是搏斗性动作还是宗教性动作一但是记忆图像此时被有意识地储存在图画和符号中。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我们发现了对印象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可将其描述为象征的思维模式。p253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他怕我母亲，因为我想在他眼里，我母亲代表着一种令他头晕目眩的文明程度。

——安德烈·纪德《如果种子不死》

在这里，你看到上海人民的总体，衣着得体（不像北京人那么土头土脑），作风正派（不像南京人那样严肃得发呆，态度客气（不像广州南蛮子蛮声蛮气）。实际上，上海人比其他都市对外乡佬远为热心客气，有几次简直让人感动。文明、整洁、明理识礼、生动而规矩，精干而有文化，使上海注定要在健康的未来充当中流砥柱。相形之下，北京还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它是帝王权贵之都，共生着一批春秋义士六朝狂客。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城邦是一种地方性建制，城邦人知道自己的根扎在何处。人还保留着植物性，生长在culture、泥土、耕种、培育之中。文明或civilization，则与城市或cy连在一起。文明集中在大都会里，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大都会吸纳了历史的全部内容。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

——陈嘉映《希腊别传》

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不少论者曾点出，无论从社会政治方面、文化艺术方面还是从人们的心态看，希腊化世界更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世界模样。

——陈嘉映《希腊别传》

人类对事物进行认知、判断和抉择，按照我们的好恶与需求进行转化、改造，这不正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吗？也有人问，佛教常说不要执着，但我们不就是因为执着，才有奋斗的动力吗？其实佛教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执着往往出自某种贪爱心，是一种强烈的占有、控制欲。虽然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我们为了某个目标而努力，但后遗症却是，当人不能如愿时，强烈的执取心会让情绪迅速沉沦。“贪而不得”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失落与祖丧，你对目标的执着有多强烈，因为失败而感受到的打击就有多沉重。更何况就算侥幸达成目标，片刻欢愉后，你又会被它推动着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佛教据此认为，苦的真实原因不在于所谓客观的对象，而在于我们的执着。因为我们所贪取的对象其实不可能被我们真正掌控，一切事物都在无常变化，就算我们好像得到了所贪之物，但转瞬间就已经失去了它，因为它在变化之中，我们的感受也会随之变化。那为何我们会产生执着之心？在《大般涅槃经》里，有另外一种关于“集谛”的定义：“集帝者，无明及爱，能为八苦而作因本。”意思是说，苦的原因其实是无明所带来的贪爱心，是“八苦”的根本原因，“无明”就是对真理无知的意思。

——成庆《人生解忧》

正如前面谈到，我们之所以会有烦恼，不过是根深蒂固的“无明”在作祟。人类文明对于人类为何会受苦的问题给出了林林总总的分析和答案，而佛教认为，人之所以会感受到苦，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妄认有我”，用《中论》的表述，就是认为自己有“自性”，以为这个所谓的“我”是一个存在的实体。

——成庆《人生解忧》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犯了许多错误，但即使他不犯错误也绝对没有可以幸取胜的道理。从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胜负都可以在开战之前决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则优胜劣败的道理越确定。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一点儿改变的办法也没有。无论是政治、学术，还是商务，都是这个样子，军事战争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近三十年以来，苦心经营自己的军队，君臣上下心，凭借着这样的信念，练成了服从指择、不怕牲的精锐部队跟我们孤注一掷地拼命，要是没有自信，哪敢这样做呢？等到失败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愚蠢的人，等到失败还不知道为什么失败的是死人。然而却只怪罪李鸿章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西方报纸有评论家称：日本并不是和中国作战，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这话虽然稍微过分了一些，但也和实际情况接近。

——梁启超《李鸿章传》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之制度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梁启超《李鸿章传》

文字的使用将文明人和无知的野蛮人，区划得泾渭分明，若没有这种人工系统的帮助，人类的记忆就会消退，丧失处理事务的思考能力。更高层次的思维理则，得不到模式和材料供应，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判断力变得衰弱而麻木，想象力趋向萎缩或失常。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一阶段，从180年至476年，即马可·安东尼(Marcus Antoninius)去世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第二阶段，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Justinian)复兴东罗马帝国到查理大帝(Charlemagne)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阶段，为9世纪初东罗马的恢复国势，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为止。全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是文明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可以细分为——帝国的扩张与防卫元老院和皇帝权力之争军人干政自由权利经济问题等项目。第二是蛮族入侵，包括——蛮族之区分入侵的方式和时程重大战争的影响等项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讨论——基督教的建立、发展的过程异端和分裂政教争执伊斯兰教兴起十字军东征等。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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