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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否认罗马的神明和制度,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共和国,趁着他们还未建立武装力量之前,要尽快镇压,再不处理就会发生问题。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神职人员进行统治,成立公用的金库,经常举行主教会议,将分散的部分紧密联合起来,何况那些人数众多,富有资财的信徒完全听命于教会的指令。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他常说,不知有多少次,四五个大臣为了本身的利益,情愿抛弃相互的心结,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皇帝具有崇高的地位,却与臣民形成隔绝,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他能看得到的东西有限,只能听他们歪曲事实的报告。结果他把最重要的职位交给罪孽深重和软弱无能的庸才,罢黜臣民中操守最佳、才能最好的部属。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宫中各处通道全部派家臣严密把守,内部的寝宫由机警的阉人巡视,因而宦官的人数和权势日益增大,这是专制政体不可避免的现象。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难道我们不认为“迷信是专制之母”?奥丁(Odin,北欧神话的主神和世界统治者,这个神话的族群能维持到1060年)的后裔据说统治瑞典超过一千年,乌普萨的庙宇就是宗教和帝国的古老所在地。我发现1153年有一项特别法令,除国王卫队外,禁止使用和佩带武器,难道不是针对打算恢复古老制度的一种曲解?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金钱的价值在于用来表示人类的需要和财产,如同创造文字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思想,这两种制度使得人性的力量和情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达成所订定的目标。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在依法行政的程序中,皇帝的判决以详察、明理和正直为特色,即使有时会偏离公平的严格分际,通常是为了帮助穷苦和受压迫的人员。他这样的作法与其说是基于人道的情感作用,还不如说是专制的自然趋向,使得权贵和豪门收敛骄纵的气焰,将所有的臣民降到绝对隶属的同一标准。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赛维鲁后来反倒显示广阔的胸襟,采用败军之将很多有用的制度。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军队是一个团结的组织,有共同的情感和足够的力量,可将本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同胞身上。军人的特性在于有施加暴力的倾向,以及经由训练产生听命于人的奴性,非常不可能成为法律制度的守卫者,也不适合担任文官政治的保护人。公理正义、人性价值和政治智能,就他们而言是对牛弹琴,自己不懂也不欣赏别人有这些美德。英勇善战赢得他们的尊重,慷慨大方买到他们的赞同,就这两方面来说,前者是野蛮人物所具备的的掠夺能力,而后者是浪费公共财产的利己行为,要是野心分子将两者充分运用,就可以推翻政权。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希腊的情况和那些野蛮人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开化,并已腐化堕落。他们的较高的识见不会容许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他们过份的虚荣又不会让他们接受外来的制度。他们却在他们已失去祖辈们的美德之后,仍然还保留着祖辈的偏见。在他们被迫不得不尊重罗马征服者高超的智慧和力量的时候,他们却表示对他们的粗俗的举止十分厌恶。”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所有意大利土著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皇帝乐于采用一种政治制度,君王拥有实际利益的专制政体,臣民保有哲理、自由和孝顺的虚名。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已趋向温和,最后终于建立坚定而能保持平衡的制度,能把市民会议的自由权利、元老院的权势智慧以及有帝王身份的官员所具有的执行力,全部结合起来。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从这一巧妙的制度的建立到康茂德之死这漫长的220年间,一个军事政府必然带来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始终被拖延下来.十分侥幸,军队很少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和文职政府的软弱无能,而这一点,无论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一直都是产生这类灾难的根源.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堂,就是从庵堂而来。老漕帮人丁住的地方的确是叫庵堂。可发展到后来,这庵字变作安字,庵清成了安清;堂也不再专指住所地方,而成了组织上的一个单位。总而言之,一个小势力单位,就称一堂。这堂若发展起来,招募的人丁多了,就可以衍出分堂,自便成为总堂。总堂是不能径行升格的,要有老爷子的指示——正式的名称是“旨谕”。老爷子视帮会整体发展需要,可擢升某总堂的地位,谓之“立旗”,一旗之下设多少总堂亦无定数。这个“立旗”的制度是漕帮从天地会那里搬借过来的,老漕帮里较保守的人士并不十分赞同。不过,旗主以下皆称“外三堂”,总旗主以上皆称“内三堂”。在老爷子和总旗主之间还有维持帮内法制和监察的编制,也就是掌礼仪的尊师堂、掌刑罚的护法堂以及掌思想教育的正道堂。合内、外及尊师、护法、正道,都为九堂。至于三代,则仅是个虚称,大凡是以光棍为中心,上有师、下有徒,便是三代。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在这座以剥削穷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恢宏殿堂的正对面,梅诺基奥展示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种宗教信仰之中,所有成员全都是平等的,因为上帝之灵驻于所有人中。 梅诺基奥对自身权利的这些认知,有着独特的宗教起源。一个磨坊主可以声称自己有能力向教皇、国王和诸侯阐述信仰的真谛,因为上帝降给所有世人的圣灵也驻于他的身体之中。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敢于“大声指斥尊贵之人的劣迹恶行”。令梅诺基奥在他的慷慨陈词中痛斥既有等级制度的,不仅仅是他对压迫的感知,还是一种宗教狂热,这种虔信坚称在每一个世人之中,都有“灵”的存在,他有时将其称为“圣灵”,有时则称作“上帝之灵”。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在蒙特雷阿莱和周边地区,教会财产之广大无边足以解释梅诺基奥的控诉为何会如此尖锐激烈,但它却未能解释这些话的言外之意,也未能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讨论它们所引出的实际结论。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压迫”穷人。但以何种名义?凭借何种权利?教皇“和我们一样是人”,只不过他手握大权并因此身居“高位”。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并不存在差异。按立圣事只是“一桩生意”。所有的圣事和教会律法,因为这个缘故,也不过是些教士们赖以自肥的“商品”和“发明”。在这座以剥削穷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恢宏殿堂的正对面,梅诺基奥展示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种宗教信仰之中,所有成员全都是平等的,因为上帝之灵驻于所有人中。梅诺基奥对自身权利的这些认知,有着独特的宗教起源。一个磨坊主可以声称自己有能力向教皇、国王和诸侯阐述信仰的真谛,因为上帝降给所有世人的圣灵也驻于他的身体之中。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敢于“大声指斥尊贵之人的劣迹恶行”。令梅诺基奥在他的慷慨陈词中痛斥既有等级制度的,不仅仅是他对压迫的感知,还是一种宗教狂热,这种虔信坚称在每一个世人之中,都有“灵”的存在,他有时将其称为“圣灵”,有时则称作“上帝之灵”。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没有哪个社会学公式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因为文人共和国是个模糊的精神领域,而且作家散布于社会各处,并没有清晰的专业身份。尽管如此,埃默里在辨识狄德罗时,看出旧制度一个关系重大的成分,特别需要从警方的观点加以监视。从警方监看狄德罗之辈,我们可以看见知识分子模糊的身影具有清晰可辨的形象,在早期的现代法国现身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现在的日常生活当然和旧制度时候不一样,不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描述的凄惨景象。现代的骗子找到了新的舞台:他在申报所得税时作假,他欺瞒公权力无所不在的国家,而不是智取地方上有头有脸的老爷。可是,他每踏出一步就是向以长筒靴猫为首的祖先敬个礼。随着老故事历经数世纪越过社会的樊篱,他们锻炼出无比的耐力。他们变了,却本性常存。即使融入现代文化的主流,他们也证实了旧的世界观是如何的顽强。在格言隽语的引导下,法国人仍然试着要智取体系。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meme chose(万变不离其宗)。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那时贪污是热门话题,舆论界八音连弹,有人说,贪污是潮流,众官不贪,一官难贪,众官皆贪,一官难清。有人说,贪污是人性,贪污不能根绝,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有人说,贪污使人乐业,增进祥和气氛。有人说,贪污使人效忠,凝聚向心力。有人说,国富则多贪,“寄主”肥壮,寄生虫营养良好,贪污是好现象。我至今不能分辨谁说了正言,谁说了反话,谁在规劝,谁在讽刺。遏息贪风,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不必贪”,也就是制度足以预防,法律足以吓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约,薪俸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药方很好,药剂永远配不齐。凡是文章做得太好,实行一定困难,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采用的生产方法奏效,但果然国富多贪,舆论又翻出这十二字真言来,念念有词。
——王鼎钧《关山夺路》
在中国,由于宫廷的重视文学,更由于考试制度的奖励,文学亦曾享一时之盛。在这种浓厚的文学气氛中,请注意,旗亭上的歌妓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不是“棒打鸳鸯两头飞”。我们常听人说,新诗如何如何不发达。那是因为唐代考试科目之中有诗一项,才有“省试湘灵鼓瑟”那样的好诗。如果今日的大专联考也要考写新诗,你看新诗会不会发达吧。当然,我绝不赞成那么做。
——余光中《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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