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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一个团结的组织,有共同的情感和足够的力量,可将本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同胞身上。军人的特性在于有施加暴力的倾向,以及经由训练产生听命于人的奴性,非常不可能成为法律制度的守卫者,也不适合担任文官政治的保护人。公理正义、人性价值和政治智能,就他们而言是对牛弹琴,自己不懂也不欣赏别人有这些美德。英勇善战赢得他们的尊重,慷慨大方买到他们的赞同,就这两方面来说,前者是野蛮人物所具备的的掠夺能力,而后者是浪费公共财产的利己行为,要是野心分子将两者充分运用,就可以推翻政权。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希腊的情况和那些野蛮人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开化,并已腐化堕落。他们的较高的识见不会容许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他们过份的虚荣又不会让他们接受外来的制度。他们却在他们已失去祖辈们的美德之后,仍然还保留着祖辈的偏见。在他们被迫不得不尊重罗马征服者高超的智慧和力量的时候,他们却表示对他们的粗俗的举止十分厌恶。”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所有意大利土著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皇帝乐于采用一种政治制度,君王拥有实际利益的专制政体,臣民保有哲理、自由和孝顺的虚名。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已趋向温和,最后终于建立坚定而能保持平衡的制度,能把市民会议的自由权利、元老院的权势智慧以及有帝王身份的官员所具有的执行力,全部结合起来。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从这一巧妙的制度的建立到康茂德之死这漫长的220年间,一个军事政府必然带来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始终被拖延下来.十分侥幸,军队很少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和文职政府的软弱无能,而这一点,无论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一直都是产生这类灾难的根源.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堂,就是从庵堂而来。老漕帮人丁住的地方的确是叫庵堂。可发展到后来,这庵字变作安字,庵清成了安清;堂也不再专指住所地方,而成了组织上的一个单位。总而言之,一个小势力单位,就称一堂。这堂若发展起来,招募的人丁多了,就可以衍出分堂,自便成为总堂。总堂是不能径行升格的,要有老爷子的指示——正式的名称是“旨谕”。老爷子视帮会整体发展需要,可擢升某总堂的地位,谓之“立旗”,一旗之下设多少总堂亦无定数。这个“立旗”的制度是漕帮从天地会那里搬借过来的,老漕帮里较保守的人士并不十分赞同。不过,旗主以下皆称“外三堂”,总旗主以上皆称“内三堂”。在老爷子和总旗主之间还有维持帮内法制和监察的编制,也就是掌礼仪的尊师堂、掌刑罚的护法堂以及掌思想教育的正道堂。合内、外及尊师、护法、正道,都为九堂。至于三代,则仅是个虚称,大凡是以光棍为中心,上有师、下有徒,便是三代。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在这座以剥削穷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恢宏殿堂的正对面,梅诺基奥展示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种宗教信仰之中,所有成员全都是平等的,因为上帝之灵驻于所有人中。 梅诺基奥对自身权利的这些认知,有着独特的宗教起源。一个磨坊主可以声称自己有能力向教皇、国王和诸侯阐述信仰的真谛,因为上帝降给所有世人的圣灵也驻于他的身体之中。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敢于“大声指斥尊贵之人的劣迹恶行”。令梅诺基奥在他的慷慨陈词中痛斥既有等级制度的,不仅仅是他对压迫的感知,还是一种宗教狂热,这种虔信坚称在每一个世人之中,都有“灵”的存在,他有时将其称为“圣灵”,有时则称作“上帝之灵”。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在蒙特雷阿莱和周边地区,教会财产之广大无边足以解释梅诺基奥的控诉为何会如此尖锐激烈,但它却未能解释这些话的言外之意,也未能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讨论它们所引出的实际结论。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压迫”穷人。但以何种名义?凭借何种权利?教皇“和我们一样是人”,只不过他手握大权并因此身居“高位”。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并不存在差异。按立圣事只是“一桩生意”。所有的圣事和教会律法,因为这个缘故,也不过是些教士们赖以自肥的“商品”和“发明”。在这座以剥削穷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恢宏殿堂的正对面,梅诺基奥展示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种宗教信仰之中,所有成员全都是平等的,因为上帝之灵驻于所有人中。梅诺基奥对自身权利的这些认知,有着独特的宗教起源。一个磨坊主可以声称自己有能力向教皇、国王和诸侯阐述信仰的真谛,因为上帝降给所有世人的圣灵也驻于他的身体之中。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敢于“大声指斥尊贵之人的劣迹恶行”。令梅诺基奥在他的慷慨陈词中痛斥既有等级制度的,不仅仅是他对压迫的感知,还是一种宗教狂热,这种虔信坚称在每一个世人之中,都有“灵”的存在,他有时将其称为“圣灵”,有时则称作“上帝之灵”。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没有哪个社会学公式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因为文人共和国是个模糊的精神领域,而且作家散布于社会各处,并没有清晰的专业身份。尽管如此,埃默里在辨识狄德罗时,看出旧制度一个关系重大的成分,特别需要从警方的观点加以监视。从警方监看狄德罗之辈,我们可以看见知识分子模糊的身影具有清晰可辨的形象,在早期的现代法国现身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现在的日常生活当然和旧制度时候不一样,不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描述的凄惨景象。现代的骗子找到了新的舞台:他在申报所得税时作假,他欺瞒公权力无所不在的国家,而不是智取地方上有头有脸的老爷。可是,他每踏出一步就是向以长筒靴猫为首的祖先敬个礼。随着老故事历经数世纪越过社会的樊篱,他们锻炼出无比的耐力。他们变了,却本性常存。即使融入现代文化的主流,他们也证实了旧的世界观是如何的顽强。在格言隽语的引导下,法国人仍然试着要智取体系。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meme chose(万变不离其宗)。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那时贪污是热门话题,舆论界八音连弹,有人说,贪污是潮流,众官不贪,一官难贪,众官皆贪,一官难清。有人说,贪污是人性,贪污不能根绝,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有人说,贪污使人乐业,增进祥和气氛。有人说,贪污使人效忠,凝聚向心力。有人说,国富则多贪,“寄主”肥壮,寄生虫营养良好,贪污是好现象。我至今不能分辨谁说了正言,谁说了反话,谁在规劝,谁在讽刺。遏息贪风,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不必贪”,也就是制度足以预防,法律足以吓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约,薪俸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药方很好,药剂永远配不齐。凡是文章做得太好,实行一定困难,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采用的生产方法奏效,但果然国富多贪,舆论又翻出这十二字真言来,念念有词。
——王鼎钧《关山夺路》
在中国,由于宫廷的重视文学,更由于考试制度的奖励,文学亦曾享一时之盛。在这种浓厚的文学气氛中,请注意,旗亭上的歌妓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不是“棒打鸳鸯两头飞”。我们常听人说,新诗如何如何不发达。那是因为唐代考试科目之中有诗一项,才有“省试湘灵鼓瑟”那样的好诗。如果今日的大专联考也要考写新诗,你看新诗会不会发达吧。当然,我绝不赞成那么做。
——余光中《逍遥游》
礼之主要内容,即是宗法,富自然性,与政府制定法律强人以必从者不同。
——钱穆《晚学盲言》
大学,这个制度是好的。比死亡制度差点,占第二名。它刚好在社会三大制度(强迫教育,强迫工作和强迫结婚)重叠交接的点上,这三大制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三重伟大加乘在一起,反而得以暂时自沉重的伟大性中逃脱。它和死亡都是种类似安全门的逃脱制度,它占第二名的原因是,死亡通到的是太平间,大学却从单绳制度通到天罗地网的社会。并且,死亡是人人平等,大学则从某些人身上刮取不仁道的膏脂,仁道地涂在另一些人身上。
——邱妙津《鳄鱼手记》
如果刑法只强调惩罚犯罪,那么“刑法”迟早会沦为办案人员的“想法”。
——罗翔《法律的悖论》
二战前就有大量的刑法学者为国家主义背书有人就认为法益是国家所保护的利益,国家是最高位阶的法价值,只要是国家规定的犯罪,那它都是合理的,因为背后都有国家所需要保护的利益。刑法也就成为一种单纯维护社会稳定的控制手段,法治限制刑罚权的诫命被彻底放弃。
——罗翔《法律的悖论》
如果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视为一种形式上的社会契约,公共意志的形式保证了法律形式上的正义,那么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则是论证了法律实质上的正义。无论如何,法律都不能剥夺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因此现代社会不再允许酷刑,不允许游街示众,要把犯罪人当人。
——罗翔《法律的悖论》
北宋神宗年间,宋朝对西夏用兵,大败。神宗震怒,御笔一批要将一名督运粮食不利的官员给斩了。第二天,神宗问宰相蔡确,人斩了吗?蔡确说,不可斩。神宗问缘由。蔡确回答道:“按照祖宗之法,不可杀士大夫,不能从您这开这个风气。”神宗非常生气又无可奈何,提议将那人刺配边远地区。结果副宰相章惇说那还不如杀了,理由是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极为生气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直接回怼:“这种快意事,不做也好”。
——罗翔《法律的悖论》
按照当时的法律,丈夫死后女子未经官府允许私自嫁人,是要被判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的。
——罗翔《法律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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