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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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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史上种下根深柢固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央政府，虽则规模不如秦汉，但在政治观念上，依然还是沿袭秦汉政府之传统。当时的大门第，虽则因缘时会，获得许多私权益。但在国家制度上，并未公开予以正式的承认。他们虽是大地主，但并不是封建贵族，因他们并没有政府正式颁赐的采邑。

——钱穆《国史新论》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之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

——钱穆《国史新论》

至于全民兵役制，则确立于汉代。三国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卫所兵，虽非“全农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农”。兵农合一，永为中国历史上一传统制度。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

——钱穆《国史新论》

科举制度又规定不许商人应考，又因官吏不许经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农村去。那一批参加科举竞选的知识分子，遂大部出身农村，因此也抱有出啊弄得防止商业资本过度发展、及加意保护下层民众最低限度水平生活的政治意识。这一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往平等之路前进。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发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组织有力量的社会。

——钱穆《国史新论》

现在我们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不妨称之为“科举社会”。这一种社会，实在是战国游士社会、西汉郎吏社会之再发展。这一种社会之内在意义，仍在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这一套中国传统意识之具体表现。这一种社会，从唐代已开始，到宋代始定型。这一种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科举制度之用意，是在选拔社会优秀知识分子参加政府。而这一政府，照理除却皇帝一人之外，应该完全由科举中所选拔的人才来组织。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一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

——钱穆《国史新论》

西方封建由同一政府之崩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同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钱穆《国史新论》

西洋Feudalism 之起源，事先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计划与命令，也没有一种制度上之共同规律。只因北方蛮族入侵，罗马政府崩溃，新的政府与法律不及产生，农民和小地主，在混乱中无所依赖，各自向较强有力者投靠，要求保护，于是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间，成立了各样的契约。后来此种契约关系，逐渐扩大，连国家、国王、皇帝、城市乃至教会，都被卷入。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进。中国历史上所谓封建，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详考。据传说，远从夏、商时已有。古史渺茫，此当由专门古代史家经过严格考据来论定。但我们不妨说，正式的封建制度则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两次东征，消灭了殷王室的统治权，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这种演进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崩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钱穆《国史新论》

在春秋时代，照法理讲，农民绝无私有的土地,耕地由贵族平均分配。照现在观念来说，土地是国有的，农民是在政府臸定的一种均产制度之下生活的。现在税收制度改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那土地所有权却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去。从前是一种制约经济，现变成自由经济了。有些农民增辟耕地渐成富农,有些贫农连百亩耕地也保不住，经由种种契约而转卖给富农。既是土地所有权在农民手里，他们自可世代承继而且自由买卖。与私有制相引而起的，则是贫富不均，此在中国史上谓之兼并。农民有着自由资产，中间便有着贫富的阶层。富农出现了，渐变成变相的贵族。从前平民贵族两阶级的基础也连带摇动。所以井田制度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钱穆《国史新论》

卢梭也深刻感受到了同样的对抗——这实际上也是他的著作《爱弥儿》（1762年）的出发点。其中的几段内容是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人作为一个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他的价值在于他同整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把自然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的。如果经常是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在他的倾向和应尽的本分之间徘徊犹豫，则他既不能成为一个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自已和别人都一无好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民主政治的精义在每个公民都有议政的权利。人越多，意见就越分歧。议政制度的长处就在让分歧的意见尽量的表现，然后经过充分的商酌，彼此逐渐接近融洽，产生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可让多数人满意的方法。舆论的制裁须有两个重要条件。首先人民知识与品格须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所发出的舆论才能真算是公是公非。其次政府须给舆论以相当的自由。

——朱光潜《谈修养》

道家思想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极端的自然主义，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其偏重极端的自然主义，所以蔑视制度文为。唯其侧重个人主义，所以蔑视社会。但是儒家不倡导个人主义，而论道德，说仁义，却全从个人本位出发。柏拉图和黑格尔，他们都以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幸福应以社会幸福为本。卢梭本是菲薄社会者，也说民约既成，个人意志即需受制于公众意志。

——朱光潜《谈修养》

她满足了，这个可怕的时间反正会处理好的而且便成为一个不再与她直接相干的技术问题……人们几乎带着这样合理的印象离去：发生了一件合法的、按照规章制度办的时间。“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那里每年因汽车致死190000人……”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七爺就是七爺，有他的性格。也同許多人一樣，對他的事只能負一半責任，另一半還得制度去負。

——沈从文《长河》

执政的极权意识形态阶级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的政权：它越是强大，就越是断定自己不存在，而它的力量首先用来断定它的非存在（inexistence）。它就在这一点上比较谦虚，因为它正式的非存在也应该对应于历史发展的顶峰（nec plus ultra），同时，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其坚不可摧的指挥。到处都是官僚制度，对意识来说它该是个隐身的阶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变成了一种疯狂。绝对谎言的社会组织就来自这种根本的矛盾。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被官僚机构把持的商品是整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它出售给社会的是社会的大批残余物。官僚政治经济的专政，不可能对被剥削大众留下任何一次重要选择的余地，因为它必须选择一切事情，它独立作出自己的全部选择，无论这一选择是关于食物、音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因此，这意味着它已向自己宣战。这一专政必然伴随着持久的暴力。官僚政治景观利用一种官方声明，说明了包含一切现存事物的好形象，这一好形象常常集中于某一单独的个人身上，这个人成为极权主义凝聚力的保证人。每一个人必须不可思议地将自己或认同为绝对的名人或无声的消失。这个每一个其他人的非消费的主人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种英雄形象掩盖了由恐怖所促进的这一制度的原始积累所引起的绝对剥削。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学习毛泽东，并因而成为毛泽东，那是因为他能变得什么都不是。哪里集中景观在统治，哪里也就是警察在统治。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希腊别传》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成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罅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斯巴达和雅典长期保持强邦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两个城邦特有的政治文化，在于它们的民众信赖自己特有的政治制度。

——陈嘉映《希腊别传》

雅典是古代民主制的典范，其民主化很彻底，同时，制度相对完备，大致顺畅地运行了数个世纪。当然，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无论在当时还在后世都遭到多种多样的批评。一个突出的缺陷是：所有政治事务都交由公民大会决定，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领袖人物不得不顺从群众的看法和情绪，然而，大多数公民并不谙熟政治事务，而且，群众在集会时住往比平时更多受到狂热情绪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雅典的历史中的确多次出现，有时给雅典造成巨大的损失。

——陈嘉映《希腊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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