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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战争是为了和平一样,每一种活动,甚至纯粹思想的运动,都必须在沉思的绝对宁静中达到完满和终结。每一种运动,无论身体和灵魂的运动还是言说和推理的活动,都必须在真理面前止步。而真理,无论是古代的存在真理还是基督教永活的上帝的真理,都只在人的彻底沉寂中显露自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艺术品是思想之物,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作为物而存在。思想的过程本身不产生或创造有形事物,......没有这种对象化和物化,思想就不能变成一个有形之物,但对象化和物化也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生命本身:“活的精神”必须存在于“死的文字”之中,只有在死的文字再一次跟一个愿意复活它的生命发生联系时,活的精神才能从死亡(所有活的生命都逃避不了的结局)中被拯救出来,虽然这个复活的生命还会再次死亡。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以上每一种情形下,让人——作为劳动动物、技艺人和思想者——得到拯救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某个东西;它来自外部,准确地说,不是来自人之外,而是来自各自的活动之外。从劳动动物的立场看,他自己同时是一个能认识世界和栖居于世界的存在者,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技艺人的立场看,他自己竟能像神一样揭示意义,让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占一席之地,也简直是一个奇迹。行动和行动的困境却与以上情形完全不同。这里,要把行动从它所开启的过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中解救出来,不能依靠另一种或许是更高级的能力,而要依靠行动自身的一种潜能。对于不可逆性的困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阿伦特看来,把政治行动理解为某物的制作(making)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制作—她称为工作的活动,是工匠用强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于他的模型的活动。原材料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人类更不能作为原材料来创造一个新社会或创造历史。[2]说“人”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是误导性的,因为(正如阿伦特不断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不存在:“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于世界。”把政治考虑为制作,就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在实践上压制了个人。可是,阿伦特发现马克思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中继承了对政治的这种特有误解。其实自从柏拉图拒绝雅典民主制,制订他的理想城邦规划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的书写就有系统地忽略了人最显著的政治属性,即人是复数的,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他们不适合成为整齐划一的试验模型,除非摧毁他们的政治能力。因而,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恢复和发现这些被忽视的人类能力,来质疑整个政治哲学传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直没有写出来,但其中许多思想线索都在《人的境况》中得到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致命错误是把政治行动误解为其他人类活动一她称之为工作和行动-的混合。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确实是她的目的之一。但她坚决否认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任务是为未来提供一幅蓝图,或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她拒斥“政治哲学家”的称号,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治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普罗米修斯式的权力—释放带有不可预知后果的过程-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社会:他们沉浸在消费中而无力承担对人类世界的责任或不了解他们的政治能力。阿伦特在她的前言中注意到,无思想(本身与人类公共世界的丧失有关)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特征”,而她大声思考的目的确实是在他人身上激起思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凡言谈的重要性遭遇危险之处,事情就在本质上变成了政治的,因为言谈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无思想-不顾一切的莽撞或无助的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这个社会从它被一个崭新、未知的时代的来临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发展和表现自身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这种来自于被看到和被听到的实在相比,即使亲密生活的最大力量——心灵的激情、精神的思想、感性的愉悦——造成的也是不确定的、阴影般的存在,除非它们被转化成一种适合于公共显现的形式,也就是去私人化(deprivatized)和去个人化(deindividualized)。这种转化最经常发生在讲故事中和一般对个人经验的艺术转换中。不过我们不需要艺术家去见证这种变形:每当我们谈论只在私生活和亲密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带入了一个让它们得以呈现出某种实在性的领域,虽然它们之间在私生活中也许更为强烈,但却不可能具有这种实在性,因为他们看见了我所见的、听见了我所听的。而即使一种充分发展的私生活的亲密关系,也始终只是大大地强化和丰富了整个主观感情和私人感觉的范围,并且这种强化始终要以牺牲对世界和人的实在性的确信为代价。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世界历史的铀心看来穿越了公元前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别公元前200年中发用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那一时期发生的事件的特征在于: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尽管它们都是历史中伟大的世界性文明的起源:然而这些起源在它们各自的差异中,却包含着某种独特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理解和界定:在那一时期,神话被抛弃,或被用来作为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基础,亦即唯一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的出现;那时,哲学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人开始把存在(Being)理解为一个整体,把他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所有事物根本不同的存在物;那时,人第一次开始(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对他自身提问,开始对意识进行意识,对思想进行思想;那时,伟大的个人到处出现,这些人不再只是他们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而是把自己视为个体,并确立了新的、个体性的生活方式—诸如贤人的生活、先知的生活,以及从所有共同体撤退到全新的内在和精神性领域之中的隐士的生活。我们思考时运用的所有基本范畴,我们信仰的所有基本原则,都是在那时期被创造出来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拉鲁斯(Larousse)曾将文人定义为:尽管这些人生活在书写和印刷的文字世界里,并且首先被书所包围,却既不愿被迫也不乐意为了糊口而进行职业化写作和阅读。他们不像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或是作为专家、专业人士和官员为政府服务,或是引导和指导社会,文人总是力图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无工作的收入上,而他们的理智态度则基于坚决拒绝被政治或社会所整合。在这一双重独立的基础上,他们才能提供一种超越的、蔑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曾赋予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对人类行为的洞见,赋予蒙田对人情世故的洞明,赋予帕斯卡思想警句般的犀利,并赋予孟德斯鸠在政治思想上的大胆和开明。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她在理解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品和个性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才能。这种才能可以归结为精敏的判断力和深透的理解力。判断力乃是对差异进行细致甄别的能力,它关心的是运用普遍原则时情境或细节的特殊性。而理解力(理性)则是对事物的整体进行把握的能力,它关心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或形相(ei-dos)。一种从判断力提升而来的理解力,最终使事物在经验中重新聚集为一个活生生的、丰富的整体:这不仅仅是得体,而且包含着穿透力。不像罗兰•巴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思想变得具有实践性了,尽管并不是实用性的;它成为了人们之间的实践而不再是个体在他自己选择的孤独中所进行的活动。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无限的沟通”乃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理念,即使它不是中心理念。关键在于,在他这里,“沟通”第一次不再被设想为对思想的“表达”从而派生于思想自身。真理本身就是沟通性的,它离开沟通就会消失并且无法想象。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一种叫做“内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的现象……某些人身在德国但其行为却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在感觉上像是移民;另一方面它又说明,他们并没有真的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个体性之中……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当我们听到“自由”这个词时,在我们的心里能想到的所有的特殊自由中,“活动的自由”从历史上说是最古老、也最基本的。能够起程前往我们想去的地方,乃是作为所有自由之原型的动作,正如对自由活动的限制从远古时代起就是奴役的前提。活动的自由也是行动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正是在行动中,人才第一次经验到了在世界之中的自由。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一它由人们起行动构成,并充满了和历史相伤的事件与故事一一他们就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经验。而且,某些这样的撤离似乎还曾被强加到莱辛身上。当我们听说这样一种从“世界中的奴役”向“思想的自由”的撤退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斯多噶派的方式,因为在历史中它是最有影响的方式。但是确切地讲,斯多噶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人们希望通过它来维护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主权。在莱辛那里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菜辛的确是撤离到了思想中,但决不是回到了他的“自我”中。如果对他来说,行动与思想的隐秘联结确实存在的话(我相信它存在,尽管我并不能通过引文来证明它),这一联结就存在于下述事实中:行动与思想都属于活动的形式,因而自由一活动的自由是它们共同的基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从政治和心理层面讲,这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也许是驻扎丹麦的德国高层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柏林方面的命令明显阳奉阴违,蓄意捣乱。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听说纳粹遭遇当地人公开抵抗,结果那些接触到此事的人似乎改变了态度。他们自己显然不再把灭绝整个民族当作顺理成章。在坚决的抵抗之下,他们的“冷酷”被融化了,就像奶酪遇到了阳光。他们甚至有能力开始流露出一点真正的勇气。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这些在纽伦堡法庭上就已暴露无遗。被告互相指控、彼此出卖,向全世界保证他们“一直都反对”,或者像艾希曼一样声称他们最好的素质都已被他们的上级“滥用”了。(在耶路撒冷,他指控“那些当权者”滥用他的“服从”。“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 )时代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知道自己早已在劫难逃,却也没一个人有勇气为纳粹思想辩护。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我也可以想见,真正严肃的讨论将会围绕本书的副标题展开;因为,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不过,也只是一个教训而已——既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理论。一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比探究无思想性与恶之间奇怪的相互依存要简单得多——的问题是,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既然它是一种公认的没有先例的罪。种族灭绝曾被专门用来指称一种前所未知的罪,但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限。原因很简单:对整个民族实施的屠杀并非没有先例。在古代,种族屠杀乃日常法则;在殖民主义和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数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这些在纽伦堡法庭上就已暴露无遗。被告互相指控、彼此出卖,向全世界保证他们“一直都反对”,或者像艾希曼一样声称他们最好的素质都己被他们的上级“滥用”了。(在耶路撒冷,他指控“那些当权者”滥用他的“服从”。“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时代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知道自己早已在劫难逃,却也没一个人有勇气为纳粹思想辩护。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对每个个体的要求,也是她自己努力实践的目标:敢于实践存在主义哲学含义下的飞跃,跳入自由的国度,拆除那些勾连着过去、通向外露的利益局势及其意识形态外衣的桥梁,敢于真正重新开始。 [64] 她明白,这对于民众是苛求,然而她要求的对象是那些以某种形式承担政治责任的人,哪怕他们只是作为犹太委员会的成员。此间,她还不遗余力地号召人们启用良知,呼吁后来人有机会挣脱久已生锈的历史枷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她将重心转向发展一种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这种政治学说可把人的境况重新解放,并且重新肯定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相辅相成的筹码,重新拒绝强权思想和所谓的“现实政治”。在一个新世界里,会产生出这样的洞见,即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态、政治安定以及人口统计等问题,不再只是用纯粹现实政治和实用主义的行为方式来解决;在未来的这个新世界里,人们对这位思想上根植于“德意志哲学”的“犹太反叛者”会兴趣大增,而且,这种兴趣会收获日益重要的意义,尤其在面对年轻一代人时——她首先就是要对他们发声。即便她从未想过去解决贯穿她所有作品的那些疑难杂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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