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
思想
▼
首页
搜索
标签:#思想 的句子
所有标签
关于"思想"的句子:
本页收录的
思想的句子
/
关于思想的句子
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思想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如果您也有喜欢的有关思想的句子,欢迎
发布
出来与我们共享。
思想本身在它“根据结果计算”时就变成了大脑的一种功能,结果人们发现电子工具要比他们自己能更好地履行这些功能。行动在不久前还一直被理解为纯粹的制作和制造,而制作本来具有世界性,并且内在地不关心生命,但现在也被看作仅仅是劳动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生命过程的更复杂但并不更神秘的功能。P252-25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数学变成了现代的领导科学,数学地位的这一提升与柏拉图没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高贵的科学,仅次于哲学,并且认为任何人如果不首先熟悉关于理想形式的数学世界,就不能被允许接近哲学。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即几何学)是进入理念天空的恰当阶梯,在理念天空中,单纯的形象(eidola)、阴影和可朽的物质都不再能干预永恒存在者的显现;在那里,现象得到了拯救(sozein ta phainomena),人类的感觉有死性以及可朽的物质材料都得到了净化。不过数学和理念形式并不是理智的产物,而是像感觉材料给予人的感觉器官一样,给予心灵的眼睛的。只有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能看到对肉体的眼睛以及大多数未经训练的头脑隐藏起来的真实存在,或在其真实显现中的存在。随着现代性的兴起,数学不是简单地扩大它的内容或达到无限性,以应用于无限辽阔、无限增长和扩张的宇宙,而是不再和现象发生任何关系。它不再是哲学的开端,不再是大写的存在者在其真实显现中的“科学”,而变成了人类心智结构的科学。……现在,现象之所以能被拯救,仅在于它们能够被还原为一种数学秩序,而且这种数学运算并不是通过把人的思想引向在给定的感觉材料中显现的理想尺度,来揭示真实存在,而是相反,把这些材料还原为人类心灵的尺度……P211,P21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在苏格拉底学派那里发现了对沉思的最早描述,从历史上看,沉思至少有双重来源。一方面,它与柏拉图的一个著名论断有着鲜明而一贯的关系,这个论断也被亚里士多德引用过,就是惊异(thaumazein),面对存在的奇迹而感到震撼的惊奇,是一切哲学的开端。[6]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柏拉图的论断直接来自苏格拉底传给他的弟子的一种体验(也许是最动人的一种):他的目光一次次地被他的思想所占据,让他沉浸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中,以至于一连几个小时都一动不动。同样可信的是,这种被震撼的惊异在本质上是无言的,它的真实内容无法用言语传达出来。这一体验至少解释了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惊奇看作哲学的开端,而且都同意哲学的终点是某种无言状态,本质上无语的静观状态,尽管他们两人在许多关键之点上有分歧。理论(Theoria),实际上只是表示惊异的另一个词;哲学家最终达到的对真理的静观,就是他开始哲学时纯粹无言的惊奇。P23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内省(这个唯一有可能带来确定知识的方法)的结果,存在于运动的本性当中:只有感觉的对象始终是真的,并且在感觉行动之前和之后持续存在;只有激情的对象是持久的和稳固的,就它们不会被狂热欲望的满足所吞没而言;只有思想的对象,而决非思想本身,超越了运动和变易。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相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指责自由把人们引向了必然性,谴责行动这个开辟新事物的自发开端,因为它最终陷入了一个先定的关系网中,这个关系网不可避免地拖着当事人前进让他一开始运用自由就仿佛失去了自由。要逃避自由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不行动,保卫人格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手段看来就是从整个人类事务中退出。如果我们撇去那类建议(它们只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化为一种现实和一贯的行为理论)的灾难后果不谈,那么,它们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自主(sovereignty),等同于自由(freedom),而且政治及哲学思想都一向认为这两者理所当然是等同的。倘若自主真的等同于自由,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因为自主,即无条件地自足及自我主宰的理想,与复数性的人类条件恰恰是矛盾的。没有人能够自主,因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复数的人们,居住在地球上一一而不是像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所假定的,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他才需要依靠旁人。所有传统不得不给出的那些克服人的不自主状况和赢得人不受损害的完整性的建议,都等于是一种对人的复数性的内在“脆弱 ”的补偿。可是,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并且成功地克服复数性的话,那么结果与其说是完整地支配了自我,不如说是任意地支配了别人,或者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一样,用一个真实世界换取了一个想象世界,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其他人根本不存在。 换言之,问题不是自足意义上的强大还是虚弱。比如在多神论体系中,一个神即使无论多么强壮有力,也不可能是自主的;只有在一神论的假定之下(“一神就是一,它单独存在并将永远如此”),自主才等同于自由。而在其他所有情形中,自主只有在想象中才是可能的,要以牺牲现实性为代价。正如伊壁鸠鲁派停留在幸福的幻觉上,在法勒雷斯铜牛上活活受炙烤也觉得幸福样,斯多葛派停留在自由的幻觉上,受奴役也觉得自由这两种幻觉都证明了想象的心理能量是何等巨大,不过只有在世界以及...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哲学思想最终导致了对永恒的关注胜过所有对不朽的渴望。罗马帝国的倾覆清楚地表明了没有什么人手的作品能够不朽,随之兴起的基督福音将永生赋予个体生命,并上升为西方人的排他性宗教。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任何对尘世不朽的追求都変得无意义和不必要了。它们如此成功地把积极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变成了沉思的婢女,以至于使世俗领域在现代的兴起,和同时发生的对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的颠倒,都无法挽救不朽之渴望被湮没的命运,而那种渴望,最初曾经是积极生活的源泉和核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无论一个思想家多么关注永恒,当他一坐下来写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虑的不是永恒,而是注意力转向了怎么样留下一些永恒的印迹。他进入了积极生活,在积极生活之中选择持久和潜在不朽的方式。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在柏拉图那里,对恒和哲学家生活的关切,与追求不朽和对公民生活、政治生活的关切,才被看成是内在矛盾和相互冲突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为显然任何活动,哪怕仅仅是借助语词在一个人自身中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但不是以构成恒,而且会打破和灭永恒体验本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切统治理论的基础是柏拉图式的知与行的分离,而不仅仅是对既不负责任又不可化约的权力意志的辩护。柏拉图把知识等同于命令和统治,把行动等同于服从和执行的主张,通过概念化和哲学表述的纯粹力量,排除了政治领域内所有更早先的经验和表述,为整个政治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甚至在柏拉图得以发展他的概念的经验源泉已经被遗忘了很久之后,他的这一看法依然是权威性的。除了柏拉图对深刻和优美独具一格的结合,为其思想带来经久不衰的影响外,他著作的这一特殊部分经久不衰的原因还在于,通过把行动解释为制造和制作这一更为可信的理解方式,强化了统治对于行动的替代。柏拉图哲学的关键词“理念”(idea)就来源于制作领城的经验,他的确也是第一位注意到知行分离属于制作活动中的日常经验(知行分离对行动领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思想和行动一且分道扬,行动的有效性和意义也就遭到了毁灭)的哲学家,即制作过程显然分为两部分:首先,制作者观看有待生产之物的形象或形状( eidos),然后着手组织并开始照着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相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指责自由把人们引向了必然性,谴责行动这个开辟新事物的自发开端,因为它最终陷入了一个先定的关系网中,这个关系网不可避免地拖着当事人前进,让他一开始运用自由就仿佛失去了自由。要逃避自由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不行动,保卫人格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手段看来就是从整个人类事务中退出。如果我们撇去那类建议(它们只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化为一种现实和一贯的行为理论)的灾难后果不谈,那么,它们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自主(sovereignty)等同于自由(freedom),而且政治及哲学思想都一向认为这两者理所当然是等同的。倘若自主真的等同于自由,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因为自主,即无条件地自足及自我主宰的理想,与复数性的人类条件恰恰是矛盾的。没有人能够自主,因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复数的人们,居住在地球上——而不是像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所假定的,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他才需要依靠旁人。所有传统不得不给出的那些克服人的不自主状况和赢得人不受损害的完整性的建议,都等于是一种对人的复数性的内在“脆弱”的补偿。可是,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并且成功地克服复数性的话,那么结果与其说是完整地支配了自我,不如说是任意地支配了别人,或者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一样,用一个真实世界换取了一个想象世界,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其他人根本不存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向制造转化的模式是多么地一贯和成功,从整个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所用的术语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证实,政治理论和思想如果不使用手段和目的范畴,并以工具性来思考的话,就几乎不可能讨论问题。也许更令人信服的是,所有现代语言中流行的谚语都异口同声地建议我们,“谁要达到目的,也就必须追求手段”,“不打碎鸡蛋就无法做煎蛋饼”。这样的思想迫使人们承认,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可允许的,对追求某些被定位为目标的东西来说是正当的。我们也许是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内在危险后果的第一代人。然而,只靠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例如不是所有手段都是允许的,或在某些情况下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来摆脱这个陈旧的思想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些限制条件要么把某一个道德体系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其喋喋不休的训诚恰恰证明它并非理所当然的,要么正好被它使用的语言和类比所挫败。因为说目的并不能证明所有手段正确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目的之定义就在于它为手段提供了辩护;自相矛盾暗示了困难的存在,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就无法令人信服。只要我们相信在政治领城里我们是在跟目的和手段打交道,我们就无法防止任何人用一切手段追求他所认定的目的。 以制作代替行动和同时把政治贬低为达到一个据说是“更高”目的的手段——在古代通常是保护好人免受坏人统治的手段,特别是保护哲学家安全的手段,在中世纪则是拯救灵魂的手段,而在现代是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手段,这种作法跟政治哲学的传统一样古老。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从而克服了传统持有的对整个制作领域根深蒂固的轻蔑和怀疑。不过,就这同个传统排斥了行动(确实是暗中进行的,但同样有效),从而被迫根据制作来解释行动而言,它虽对制作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却为政治哲学引入了某种现代仍可依赖的思维模式和趋势。在此方面,现代并没有颠覆传统,不过是让传统摆脱了妨碍它公开宣称,工匠的工作要高于...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为我们所见的人民组织和政治共同体都是依照家庭形象建立的,一种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照管着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此相应的政治思想不再是政治科学,而是“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 Volkswirtschaft),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一种“集体家政”;在经济上把众多家庭组织成一个超级家庭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其政治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的“国家”。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内省,作为一个事实,不是人的心灵对其灵魂或身体状况的反思,而是意识对它自身内容的纯粹认知性关注这就是笛卡尔的“思"( cogito)的本质,在他那里“思”总是意味着“我思”( cogito me cogitate)内省必然产生确定性,因为在这里除了思想生产它自身之外不涉及任何东西除了生产者自己,没有任何人的介入,人除了面对他自己以外,不面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早在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开始想知道人能否接触、认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他把劳动和生育理解为同一生命繁殖过程的两种方式的基础上,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地显示了他思想的水准和他对现象实在的忠实描述。劳动对他而言是“一个人自身生命的再生,保证了个人的存活,而生育是“另一个生命的生产”,保证了种族的延续。从年代顺序上来说,这个洞见始终是马克思思想从未忘却的源头。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艺术品的情形中,对象化不仅仅是转化,而且是变形,一种真正的形貌改变,仿佛我们期待着火焰烧为灰烬的自然过程逆转过来,直至从灰烬中燃烧出火焰。艺术品是思想之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作为物而存在。思想过程本身不产生或创造有形事物,诸如书本、绘画、刻或乐曲之类,正如使用本身不产生或制造房子或家具。物化发生在把什么东西写下来的时刻,绘制一个影像、塑造一个形象、作一个曲子的时候。这些活动当然要靠在先的思想的引导,但是实际上使思想化为现实和创造出思想产品的东西,是一种工艺,与通过人手的原始工具制造出其他持久的人造物相同的一种工艺。(12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已看到,劳动动物要从囚禁于生命过程的无体止循环,从屈服于劳动及消费必然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只能通过对另一种人类能力技艺人的制作、制造和生产能力的运用,因为作为工具制造者,技艺人不仅减轻了劳动的辛苦操劳,而且建立了一个持久的世界。由劳动维持的生命补偿是无世界的,要靠制造活动来拯救;我们还看到,技艺人要摆脱他无意义性的困境,摆脱“所有价值的贬值”,和在一个手段的范畴规定了的世界内不可能找到有效性标准的困境,只能通过言说和行动这两种内在关联的能力,因为它们像制造活动生产使用物一样,自行地生产着有意义的故事,如果不考虑了超出此处范围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上思想的困境,因为思想也不能脱离思考活动带来的困境而“思考自身”。在以上每一种情形下,让人——作为劳动动物、技艺人和思想者一一得到拯救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某个东西;它来自外部,准确地说,不是来自人之外,而是来自各自的活动之外。从劳动动物的立场看,他自己同时是一个能认识世界和栖居于世界的存在者,这简直是个奇迹;从技艺人的立场看,他自己竟能像神一样揭示意义,让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占一席之地,也简直是一个奇迹。(18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此根本和显著的矛盾很少出现在一个二流作家身上,而在伟大作家那里,它们却通向了他们思想的核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最后,思想——依循前现代以及现代传统,我们把它从我们这番对积极生活的重新思考中省略了——依然是可能的,而且只要人们生活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就无疑是现实的。不幸的是,与老生常谈的象牙塔一类的话所假定的、思想家的独立性相反,在专制条件下,没有哪种人类能力比思想更易受伤害,实际上在专制条件下,行动要比思考容易得多。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思想一直被错误地假定为只属于少数 人,不过相信这些少数人在我们的时代已变得更为稀少,也不算过分武断。 或许这种状况对于世界的未来无关紧要,亦或紧要程度有限;但325对于人类的未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如果对于积极生活内的各种活动来说,除了经验的活跃程度之外没有其他的检验方式,除了纯粹活 动性的程度之外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思考本身也许在活跃性256方面超越了积极生活内的所有活动。 任何对此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加图( Cato)的话是多么正确: “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为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Numquam se plus agere quam nihil cumageret,numquam minus solum esse quam cum solus esset)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向制造转化的模式是多么一贯和成功,从整个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所用的术语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证实,政治理论和思想如果不使用手段和目的的范畴,并以工具性来思考的话,就几乎不可能讨论问题。……这样的思想迫使人们承认,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允许的,对追求某些被定位为目标的东西来说是正当的。我们也许是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内在危险后果的第一代人。然而,只靠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例如不是所有手段都是允许的,或在某些情况下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来摆脱这个陈旧的思想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些限制条件要么把某一道德体系视为理所当然,可见其喋喋不休的训诫恰恰证明它并非理所当然的,要么正好被它使用的语言和类比所挫败。因为,说目的并不能为所有手段辩护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目的之定义就在于它为手段提供了辩护;自相矛盾暗示了困难的存在,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就无法令人信服。只要我们相信在政治领域里我们是在跟目的和手段打交道,我们就无法防止任何人用一切手段追求他所认定的目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假如从自然地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的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循环运动的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离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语言来说,这就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行动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拿撒勒的耶稣在把宽恕的能力比作更一般的行奇迹的能力,把二者等量齐观并都置于人力所及的范围时,他就对此非常清楚了。他对这种能力的洞见在创造性和前所未有性方面,堪与苏格拉底对思想能力的洞见相媲美。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
跳 转
取 消
标签:
#思想的句子
#关于思想的句子
#有关思想的句子
#描写思想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