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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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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比探究无思想性与恶之间奇怪的相互依存要简单得多——的问题是,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既然它是一种公认的没有先例的罪。种族灭绝曾被专门用来指称一种前所未知的罪,但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限。原因很简单:对整个民族实施的屠杀并非没有先例。在古代,种族屠杀乃日常法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那几百年里,种族屠杀的例子同样层出不穷,尽管屠杀的结果并非都像这一次成功。用“行政性屠杀”概括这次屠杀比较合适。这个词是伴随着英国的帝国主义出现的。英国人坚决拒绝用这种方法维持其对印度的统治。这个词的妙处在于,它排除了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这种暴行只针对外国人或异族。众所周知,希特勒在开始实施集体屠杀时,宣布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他甚至处死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和肺病病人),以加速他的灭绝计划。暂且不看以上事实,还有一点十分明显,屠杀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究竟哪一个群体被选中只取决于环境因素。不难想象,在即将到来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可能会把智商在某个水平线以下的人全部清除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这个漫长的交叉询问——据他说,这是“他所知的最为漫长的一个”——中,无论是辩方还是控方,甚至就连三位法官都懒得向他提出那个简单的问题:他在哪个层面承认自己有罪。他的律师是来自科隆的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由艾希曼选定、以色列政府出资(按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所有辩方律师均由战胜国一方法庭出资)聘用。面对媒体采访时,这位律师答道:“艾希曼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而非法律面前。”但是这个回答从未得到被告本人的证实。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进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所以戈培尔曾在1943 年宣布:“我们要么以所有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领袖的身份,要么就以罪大恶极的罪犯身份被载入史册。”)在以色列境外 (在商讨《莱茵水星报》所说的“棘手问题”,即“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历史和政治罪责的可能性以及边界问题”的一次巴伐利亚天主教学院会议上),塞尔瓦蒂乌斯更进一步,宣称“艾希曼审判中唯一合法的刑诉程序就是对他的以色列绑架者的审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这一论调,与他在以色列国内铺天盖地的言论大相径庭,他在以色列把这场审判称作“一项伟大的思想成就”,而且总是将艾希曼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相提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被迫接受的局外人角色也许一一想想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在他面前,她对妻子身份保持着一种十分古朴的理解,这与她的思想解放不匹配一一导致她拒绝在任何一所出色的美国大学担任固定教职,即便那些大学一再对她发出邀请。此外,她还没有勇气创立一所自己的学校。频繁穿校于讲课、报告、出版事务,令她的生活并不稳定:起初很贫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才稍微舒适些。纽约的生活方式并不排斥物质与审美享受,她在这里成了个另类。这种动荡不安还导致她无法过渡到贱民身份。不管怎样,她都尽力过上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市民生活;正如她形容卡夫卡的那样,不让“虚无的资产阶级”挤进独立的思想领域。她只容许最为亲密的朋友接近自己。此外,她习惯同公众的喝彩声保持距离,更乐意游走于个人的羞涩与理智的出类拔萃之间。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汉娜·阿伦特通过这种作业来理解艾希曼一步一步地向搞清楚“他是如何变得这样的呢?”问题的答案逼近。这么做对于阿伦特自己来说,一个明显使她不满意的艾希曼的形象浮现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没有思想、连自己到底在干什么都不知道的男子的形象,她判断艾希曼是个平庸的人物。暴露出来的平庸的自我和她期待一个恶魔般形象截然相反。而对于认为如果不是恶魔的话,那就不会杀害犹太人的人们来说可是说是一种侮辱。……汉娜·阿伦特是根据人类的水准、一种高水准来衡量、评价(纳粹分子)的。这种把纳粹现象的整体看作人类的一半水准以下的东西的主张,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德国人来说,不,对于犹太人、德国人以外的人们来说,他们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卡尔·雅斯贝尔斯)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通过这个不受约束的、思想开放的爱人,她学会了不带偏见地看待差异,在不同的世界间游走,甚至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保罗,阿西尔告诉我们,他“打破了我的边界,让我渴望将人们当作平等的个体去交往,而不论阶级或种族:他将我从当时虽然并没有伤害到我,却很有可能困住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此我永远感谢他”。这一新视角的社会广度,配上强烈的声色体验,令戴安娜陶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一旦习惯了这贫乏的生活(如果这是唯一能过的生活,人除了习惯就别无出路),结果必然是思想萎缩,精力枯竭,惰性不可避免,头脑简单也不足为奇。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文字要“删,删,删”,阿西尔对此非常认同,“精确的写作意味着精确的思想”。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香被触动有关。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和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约束,活得更真实。最重要的,我很确信,她爱我。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许冲时常也会有一丝悲哀:“在大部分社会里,衡量精英的标准偏向于精英所掌握的话语空间、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财富。当下,体制内的绝对权力和体制外的财富成为时髦追求,而不是文化涵养、智识和思想。我们接受不了‘滑落’,好像走错一步,人生就毁了。我每隔几个月就会经历一次低潮,陷入内省,越内省越怕,越内省越空虚。”
——张小满《大厂小民》
西方思想的谬误在于将时间视为一连串先后发生的事件;他更愿意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不断、没有尽头的过程,一系列“相互融合渗透,彼此间没有明确界限的”变化。他将这个概念称为“绵延 laduree”。哈里森立刻为这一概念所吸引,认为这一概念在俄语的未完成式中有所体现。她写道,“绵延”表明我们是比自身更为宽广的事物,我们同时包含着现在和过去,在某种方式上也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每时每刻越滚越大的雪球,我们自己的过去,还有自身范围以外的过去以及历史上的世世代代,都包含在这个雪球之中。”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我猜想,或许 H.D.、塞耶斯、哈里森、鲍尔以及伍尔夫自己,她们在这里寻找的正是伍尔夫敦促女性作家去追求的: 既是字面意义、也是象征意义上的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种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爱、去生活、去工作、去写作的家庭生活。我推想,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将她们吸引到布卢姆斯伯里的,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拥有丰富的文学宝藏,不远处就有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西区的剧院和餐馆,这里可以容纳新的生活方式,激进的思想在富于变革激情的政治氛围中得以扎根繁盛。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想要抵御那些压制思想自由和个体自由的强权,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此刻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是什么;先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为我们赢来思想自由和个体自由,为了守护这些自由,我们又必须付出怎样的代价…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创造出那些发明和思想创作,正是这些使得现代生活值得一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希尔达所以离开美国来到伦敦,正是为了寻找“思想和灵魂的自由”,并借此建立起全新的自我。她在后来给布莱尔的信件中写道:“要想有所成就我必须逃离。你能看出来吗? 伦敦至少让我感觉到自由。”疏离感有助于诗歌创作;远离家乡,与严厉的父母远隔重洋,让她有勇气去探索自我,或者说,探索想要的那个自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虽博闻多识,但他平生却从未有过自己的见解。因为一种思想的形成,必须经过对两种或更多已知事实的吸收和转化,而这是上尉没有勇气去做的。
——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
他能熟练使用三种语言、知晓天文、读过很多诗。然而,虽博闻多识,但他平生却从未有过自己的见解。因为一种思想的形成,必须经过对两种或更多已知事实的吸收和转化,而这是上尉没有勇气去做的。
——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
为了抵付一切费用,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把死者的所有的书和所有的东西通通拿走。老头儿跟她吵呀,闹呀,拼着命从她那儿把书夺下来,装满自己所有的口袋,塞在帽子里边,身上到处放书,接连三天就这样带着书跑来跑去,甚至上教堂去的时候也不肯放下。在这些日子里,他神魂颠倒,痴痴呆呆,一直在棺材旁边转来转去,莫名其妙地张罗个不停,一会儿整整死者额上的绦带,一会儿点起蜡烛,一会儿又把它拿走。可见他心乱如麻,思想没法集中。… 最后,棺材盖起来,订上钉子,放在货车上,运走了。我只送了一条街,货车跑得快起来。老头儿跟在后面追,一边大声哭着。由于奔跑的缘故,他的哭声发抖,并且断断续续。可怜的老头儿帽子掉在地上,也不站停下来捡。他的头被雨淋湿了,这时候又刮起风来,刺骨的雨夹雪鞭打着他的脸。老头儿似乎没有感觉到恶劣的天气,哭着从货车的这一边奔到另一边。他那旧礼服的下摆被风吹得飘起来,活像两个翅膀。衣服上所有的口袋里都露出书,他的双手抱住一本大书,紧紧地抱住不放。过路人脱下帽子,画着十字。有些人站停下来,惊讶地望着这个可怜的老头儿。书时不时地从他的口袋里撑到泥泞的路上。人家叫他停下,告诉他书掉在地上了。他把书捡起来,又去追赶货车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瓦莲卡,您为什么这么不幸呢?我的小天使!您哪一点不如她们大家呢!您善良、美丽,又有学问;为什么您的命就那么苦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好人受冷落,可是对另一个人,幸福却自动找上门来?我知道,知道,好姑娘,这样想不好,这是自由思想;但是我打心眼里说,说句大实话,为什么有人还在娘胎里,命运女神就跟乌鸦似的呱呱地叫,许给他好运,而另一个人却要从育婴堂进人上帝的世界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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