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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萨特的另一句名言了:“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是出自萨特写的一个剧本,名字叫《禁闭》。说的是三个被囚禁起来的鬼魂等着下地狱,但在等待的过程中,三个鬼魂彼此之间不断欺骗和折磨。最后他们忽然领悟到,不用等待地狱了,他们已经身在地狱之中。地狱并不是什幺刀山火海,永远和他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地狱。“他人即地狱”,要明白这句话的真谛,还是要回到萨特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哲学上把这叫作人的主体性。我是主体,就意味着我有主导权。那问题来了,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谁是主体,谁有主导权呢?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后来,阿伦特在和自己导师的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说,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直到15年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一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别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思考题中国有一位思想家深受尼采影响,他就是鲁迅。除了我引用的那句话,你还能想到哪些鲁迅的名言或作品和尼采的思想有相近之处呢?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有不少邪恶的粉丝,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对尼采近乎崇拜,多次拜访尼采纪念馆,还送给墨索里尼一套《尼采文选》作为他60岁的生日礼物。不过有证据显示:尼采去世后,他的妹妹在编辑出版尼采遗作时歪曲篡改了他的作品,加入了种族主义的私货,导致尼采的作品被纳粹所利用。但必须承认,尼采的语言确实有很大的解释弹性,这让他的思想更容易被各种立场利用。尼采思想和纳粹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思想实验①,我把它简化了一下。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开始争抢玩具中的一支笛子。如果要你来评断,你认为把笛子判给谁才算公正呢?你可能会说,很简单,这堆玩具的主人是谁,笛子就属于谁。但是如果让亚里士多德来评判,你猜他会怎幺说?他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就应该属于谁。你会不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好像跑题了:我们在讨论所有权,和好不好听有什幺关系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跑题,这个答案来自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奏出优美的音乐,所以谁能更好地实现笛子的目的,谁就应当成为笛子的主人。这就是“正义”。这种“正义”是指,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幺会有人听信这幺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颜色不同也就没什幺好奇怪的。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幺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幺“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没错,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理性的自负”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哈耶克说,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幺?”……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是现代性的成就,但这两个观念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第一个改变和挑战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幺该信仰什幺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幺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幺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幺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幺这个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另一个难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美国超市给我的体验呢,是我本来不知道我有这种需求,而在看到这些商品之后才产生了需求。也就是说,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其实是商品制造出来的。这时,我也就突然领悟了马尔库塞发明的一个术语,“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拿手提包举个例子,从功能上说,我们有大概十几种手提包也就够用了,但市场上现在有成千上万种手提包。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美观的需要啊。可是“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哪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括之前说到的精神分析学,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波普尔其实是科学至上论的批判者。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清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清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人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情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括之前说到的精神分析学,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波普尔其实是科学至上论的批判者。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关注现代思想中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是本书的核心视角。 002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形而上学的思想是虚假的,那什幺是真实的呢?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是一片虚无,那人面对虚无该怎幺办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超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是人唯一拥有的真实的东西,也是人战胜虚无的武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本章前面的小节,我们讲了福山和亨廷顿的思想。但这两位思想家当时都没有料到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后果: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四章仍然着眼于社会政治领域,阐述了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沃尔泽、桑德尔、泰勒和哈贝马斯这七位思想家的理论要义。他们主要针对20世纪后期的社会秩序问题,在同时面对多元化、平等和自由这三种现代诉求的压力下,探讨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的回应方案。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三章专向社会困境的主题,讲解鲍曼、波普尔、哈耶克、柏林、阿伦特和马尔库塞这六位思想家,反思“20世纪的教训”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意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二章以尼采、弗洛伊德与萨特的思想为主线,从人生难题的维度,探讨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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