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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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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着如此作用，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决然不会放弃任何一条似真或假的史料，它们在荒诞或虚构之下，往往隐藏着最真实的细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所谓的“正史”和“野史”作一解说。初级历史爱好者凡谈及“野史”，总是抱以鄙夷，觉得不值一哂。其实正史之义，只不过是指以特定体例编成的官修史书，除此之外都称野史。“正”和“野”，并非“真”和“假”的区别。当然，官方掌握的资料资源更丰富，人才更充沛，技术更高超，理论上可信度能够做到更高；但官方同时也有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修改涂抹、美化丑化的需要，而私人著述有时反而可以避免这一点。所以从真实性而言，不可仅凭正或野一概而论。应当理性认为，无论哪一种史料，都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学习历史，首先要摈弃掉只有正史才是历史这一陋见。

——戴波《有为》

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有为》

从马邑之谋开始，刚刚通过和亲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就此结束。匈奴对于边境的骚扰变本加厉，不可胜数。不过民间的关市照旧，互通有无。政治决裂了，生活还要继续。

——戴波《有为》

而这篇《循吏列传》最奇妙的地方则在于，篇中提及的五个人，全部来自距离司马迁很多世纪以前的春秋时代。而与之对比，《酷吏列传》的篇幅六倍于《循吏列传》，里面总共提到了十三人，侯封在吕后时期，晁错、致都在景帝时期，宁成、周阳由活跃在景武两朝，其余张汤、赵禹、义纵、杨仆、杜周等八人，全部都是由刘彻提拔专任。反而一向被汉人视为反面典型猛烈攻击的亡秦，却没有一个人物入选。王颖女士在论文《酷吏与汉代政治》中也问及：“为何亡国的暴政却未孕育典型的酷吏，而作为汉代盛世的武帝一朝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酷吏”？其实秦政之下不可能没有酷吏。秦末大乱时，范阳人蒯通对本县县令说：“这十年里，您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早已不计其数了吧。”一范阳县，显然绝非秦政之下的个例。太史公不记秦之酷吏，大约因为他的重心，还是在于借《酷吏列传》感慨当世政失而已。而用悬于数百年前的五名春秋循吏作题外之引，又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而于今尤甚”的哀叹。但我们不禁由此想起他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在那番饱含深情的嘱托里，司马谈谈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他认为春秋以来孔子之后，世道的确曾变坏，但经过汉朝历代君主，尤其是今上的治理之后，已经回到正确轨道之上。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升平，堪称盛世。这正是司马谈想要撰史的动机之一。而从《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的创作手法来看，司马迁对于“盛世”的感受，显然和父亲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时代还需要不断涌现酷吏、依赖酷吏，那和盛世总归还有些距离。父亲的意旨和自己的良心之间，他试图用一种很委婉的方法两全之。

——戴波《有为》

战国至秦，国家政治体制的一大变化是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权力和资源归属问题。分封制下，所封区域内一切都实际归封君所有，包括土地和人民；而郡县制下，一切都归中央帝王所有，郡县的地方首长只不过是由帝王派出，替帝王实行管理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王是权力的所有者，而郡守是权力的实操者。这种变化，是中央集权的必然，因此也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关键方向。

——戴波《有为》

高祖刘邦的长陵邑、惠帝的安陵邑、景帝的阳陵邑、武帝刘彻的茂陵邑、刘彻之子昭帝的平陵邑合称“五陵”。后世提及“五陵”，往往用来形容出身富贵，生活奢靡。比如李白的《白马篇》有“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都是写富贵之态。唐伯虎也有一句“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大意是说，你看那些贵族世家，在朝代更替里纷纷落魄调零了，如今连墓地也被推平为耕地，没有后人去祭祀悼念。是的，帝王陵邑便是如此，它由和着血泪心酸的政治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徙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戴波《有为》

无论哪一种和亲目的，其本质都不变，能够打动对方的，只有物质好处和政治利益。尽管解忧公主在乌孙，以及更往后的王昭君在匈奴，表面上似乎起到了一些推动合作的积极作用，但背后真正决定两国关系的，仍然是实力格局，而非情感羁绊。女性在和亲政治里，表现得积极或消极，改变不了她们被动卷入的悲剧身份。纳贡也好，结盟也好，她们都是被道貌岸然操纵的幌子，是政治游戏的无辜牺牲品。

——戴波《有为》

而在更早之时，《诗》《书》则是有志于政治的贵族普遍的学习内容。不独孔门，在诸子的言论与著作里，都能看到大量引用《诗》《书》。经学生认为孔子对此二部经典有整理删定之功。《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的诗本来有三千多篇，孔子做了筛选，最后成为现在三百零五篇的版本。因为经过圣人之手删定，《诗》就变成《诗经》，作为经典存在了。《书》也是如此，孔子从三代浩博的文书中编选排序一百篇，成为经典《尚书》。

——戴波《有为》

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从西汉前中期改变知识分子地位来说，贡献最大的，就是两个“投机”之人。一为叔孙通，一为公孙弘。

——戴波《有为》

是的，帝王陵邑便是如此，它由和着血泪心酸的政治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徙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戴波《有为》

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之后，将吴芮封为长沙王。这是刘邦生前唯一没有打击的异姓藩王，除了长沙位于卑湿之地，中原人看不上，可能还因为长沙国正好毗邻南越国北部，刘邦乐得有一人一地处在汉与南越之间作为缓冲。不仅如此，高祖五年（前202年）分封吴芮时，诏书是这么说的：故衡山王吴芮⋯⋯有大功⋯⋯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汉书·高帝纪》）这当中，封给吴芮的领地里，赫然有赵佗实际控制的南越三郡。把未实际占领的地区提前分封给某人，这是战争时期一种常见做法，叫作“遥封”。遥封的政治暗示是，刘邦作为汉朝天子，不承认南越赵佗政权，我只承认岭南三郡是你吴芮的地盘，但你要凭自己的本事去抢回来。刘邦以这么一封诏书，操纵了长沙国与南越国的敌对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他另一种对付异姓诸侯王的手段。

——戴波《有为》

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有为》

政治就是把你的人弄上来，上来的越多越好，把你的对手弄下去，下去的越多越好。

——贾平凹《秦腔》

要我看，咱们大清国就一直没找对跟洋人打交道的方式。要幺暗通款曲，私下里能穿一条裤子；要么转过身就翻脸。要不是各地的教会医院都被毁了，迪马克先生的这点小毛病怎么会拖延成这样? 还有用义和团去对付列强，怎么想的! 你们知道吗 ?

——徐则臣《北上》

但许多人类看不明白的是——一半左右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局面，实际上是政治人物对解决好本国财富分配问题束手无策的障眼法。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你呀，你这个大学生呀！你头脑太单纯了。一点儿起码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一张大白纸多少钱？才八分。一裁四，每张花样纸的成本才二分。可他卖多少钱呢？卖四分！那幺一张就挣两分！十张就挣两毛，一百张就挣两元！那一个月下来就挣六十元啊！我说：商场还卖五分钱一张呢！比他卖的还贵一分呢！他得设计花样儿，得设计得新颖，别人才肯买他的。还得用复写纸一张张描下来。他付出了劳动呀，总不能一分钱都不让他挣吧！再说他一天哪儿又能卖一百张之多呢？就按卖一百张算，一个月不才挣六十元幺？那也挣不成一个资本家呀！他们严肃地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越发不正确了——第一，一个干了一辈子的商场老售货员，每月才能开到六十几元。他年纪轻轻的，还对社会什幺贡献也谈不上呢，凭什幺每月就能挣到六十元？有了他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就被破坏了幺？第二，他的行径，难道不等于是在挖社会主义商场的墙角幺？第三，如果对他这种人不加管治，放任自流，许许多多的他们，就会自发地串联在一起，就会由花样儿而其他，就会由挣六十元而挣一百元而挣几百元甚至一千元，那幺他们这样一些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不就反而成了富人幺？对于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就形成讽刺、伤害和打击了幺？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它使政治像经济。它使外交像外贸。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黑社会中当然也有流氓，但却肯定的皆非无产者。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有产，而且可能同时有权，或间接地支配被他们拖下水的官员们的手中的权力。黑社会在本世纪变文明的秘密是：一旦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的种子，暴力就显得多余，因为金钱是繁殖最快的东西。中国当代黑社会与世界各国黑社会结构有区别如下：1，只有利益关系，没有组织形式，他们清楚地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打击的严厉性远远超过打击流氓团伙。所有他们进只保持、巩固和隐蔽利益关系，但绝不会愚蠢的明目张胆的设立组织。2，中国当代黑社会超越第一阶段而存在，亦超越了积累的血腥暴力阶段，而在第二个阶段：在金钱对权力的贿赂和收买阶段。3，传统西方黑社会的轴心人物，往往是黑社会首领，而卷入其中的大小官员，一向是被利用者，在中国，轴心人物往往是官员。在中国至今世界上特征最巩固的官本位国，金钱虽然可以贿赂权力、收买权力、最终达到支配权力的目的，但是在凝聚力方面却无法与权力匹敌。权力不但被金钱所收买，而且被金钱甘居第二地推崇到交付的地位。既满足对金钱的贪欲，又本能维护住了权力的尊严。当权力危机了，金钱为之发挥营救作用；当金钱需要了，权力为之四处斡旋。中国情形好比是这样---官僚阶层的贪欲、腐败，为了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观而不惜大肆铺张、浪费、挥霍人民血汗的庸俗政治行为，以及一大批又一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现象，国有企业的生产不振试试等近忧远虑，使得社会的弹簧在此处开始下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其实又将进入新一轮低收入低消费时代，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但是这一时代产生了一批购买力极强的中国人，“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但最广大的中国人，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仍只能够用来吃喝。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宣传车上站着好几个人，个个手持话筒。其中有一个远远一看就能认出来的人物。高远一也。年仅四十几岁的执政党年轻议员，出身于培养过好几位总理大臣的政治名门，可谓政界的优良血统继承者。尽管尚未入阁，但经常被列为A总理后继者之一。他已经是众议院议员，所以这次没有参加选举，可能只是负责声援。然而，听众显然更关注他的讲话。“——先生是十分重视日本价值的人，跟他交谈时，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艰难的时代，要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富有资质的人肩负市政，恐怕很难。”绫乃并不理睬那个纯血统大肆吹捧比自己低了很多级的市议会候选人，径直穿过转盘，走向红砖风格的人行天桥。

——叶真中显《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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