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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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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朋友家玩的时候，就和好朋友一起玩指甲油互相化妆摆造型拍照，释放年轻的能量。但回家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回归朴素。她爱玩，也知道边界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她回到我的身边，她立刻脱离了外在形式对她的诱惑及自己被吸引的欲望。我会一再把她拉回到最基本的本性状态。并且告诉她，这很重要。

——安妮宝贝《清冽的内在》

在对他人的关爱中建立起生命的价值——“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太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修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行为。真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这样的自我不再物化，不再忙着从外部世界争夺利益向自身搬运，而只会反过来把自身向外敞开，在自己对他人的关爱中建立起生命的价值”

——余秋雨《君子之道》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1975 年的一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发现，记录在案的男女对话中.几乎98%的打断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食义是说语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全不间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前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记得有一次.我向一群富有创造力的高层人物推销一个项目，他们的老板是个60多岁的英国人，他在整个会议中一句话也没说，当我发言结束时，他立刻开始和同事继续谈论我来之前他们在聊的话题。仿佛我刚刚45分钟的讲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 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反，事实往往是，随着女性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控制权，男性借助话语凸显权力的行为也在相应增多。因为男人们早已习惯了自己作为全人类的代言人，这真要感谢几千年来的“传统”；所以当女人开始进人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己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多年以后，我在大学里学到了语音象征（phonosymbolism）的概念，即一些语音本身就具有意义并能表情达意，比如“chop”（剁，砍，劈）和“slap”（拍击）这两个词的读音本身就很刺耳，“slither'”（滑行，滑动）读起来给人一种湿软黏糊的感觉，而“velvet'”（天鹅绒）会让人感到柔和舒适。脏话里总有噼里啪啦的爆破音，让我觉得特别有趣，它们在语法上的“万能”也让我十分着迷。例如，“fuck”这个词不仅单独说时很有趣，而且还是英语中可塑性最强的单词之一，它几乎可以自然地适配任何语法形式来表达说话者的情感。你可以把它用作名词一“Youcrazy fuck！”（你丫就一疯子！），用作动词一“This traffic istotally fucking me”（堵车堵死了），用作副词一“I fuckingnailed that！”（我可太牛了！），形容词一“This situation istotally fucked up”（完蛋了），或者用作感叹词一“Fuuuuuuuck”（我靠）。如果你像我一样习惯说“fuck”，你也可以把它当作“um”或“wel”这种话语标记语或填充词来用，比如：“Fuck，so，youwant to get some pizza later？？”（嗯，那你待会儿想吃比萨吗？）我的想法与老师和家长通常劝导的相悖，我倒倾向于认为，能流利说脏话的英语使用者通常也能更具创造性地运用这门语言。音系学人门课上我最喜欢的关于脏话的一个事实是：脏话是唯一可以用作中缀的英语单词类型。中缀是插人单词中间的语法意义单位，类似于出现在单词开头的前缀，如“unusual”(不寻常)中的“un”,或出现在单词末尾的后缀，如“grateful”（感激)）中的“ful”。很多语言会频繁使用中缀，但英语中只有两个中缀：“fucking”和“damn”。举个例子：“T'll...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如麦康杂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往，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面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越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菌非裔美国女性。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人们不会再批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当侮辱性词语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入“hormonal”（荷尔蒙过剩）“crazy”（疯狂）、“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 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办公室里，公司老板用头发颜色指代每一个女员工：“你今天来得可真早啊，金发美女。”“那篇文章写得怎么样了，小粉妞？”——我还有一个同事是男员工，他的后脑勺剃着锯齿形的发型，但老板叫他时只叫他的名字“丹尼尔”。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最近最著名的“男性说教”的例子之一，来自2017年的一段视频，视频中有六位杰出的科学家在进行小组讨论，其中一位是女性，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韦罗妮卡·胡贝尼（Veronika Hubeny）。讨论进行一个小时后，男主持人（不是物理学家）终于向胡贝尼提出了一个问题，但他的音量马上盖过她，试图替胡贝尼解释她的研究，却没有成功。此时一名观众喊道：“请让她说话！”观众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终于闭上了嘴。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1975年的一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发现，记录在案的男女对话中，几乎98%的打断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向国王请愿是没用的，有意义的斗争向来源自草根运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创建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入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整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⁵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 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Y-K-E”骄傲地写在标语、运动衫和裸露的乳房上. 在街道上昂首游行的景象，无疑非常有助于这个词的词义发生演变。在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s）——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符号——也推动了将一个词的所有权从施暴者转移到受压迫者手中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被制成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个词的再定义不必完全“去贬义”。收复一个词并将其重新定义的道路向来不那么顺畅。“queer”和“dyke”仍然会被用作辱骂同性恋者的脏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收复再定义”结果是失败的。语义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相反，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的一个意思会慢慢地与另一个意思重合，然后完全盖过后者。只要一个词的正面含义稳定地趋于普遍、变得更主流，到下一代开始学习这门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会首先掌握这些新赋予的含义。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音系学入门课上我最喜欢的关于脏话的个事实是：脏话是唯一可以用作中缀的英语单词类型。中缀是插入单词中间的语法意义单位，类似于出现在单词开头的前缀，如“unusual” （不寻常）中的“un”或出现在单词末尾的后缀，如“grateful”“感激）中的“ful”。很多语言会频繁使用中缀，但英语中只有两个中缀：“fucking”和“damn”。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他只是希望我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几秒钟能控制我。因为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150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hormonal”（荷尔蒙过剩）人“crazy”（疯狂入“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 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 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151上了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金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含义是说话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完全不回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可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而将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的本质是把女性贬抑到与它们相同的地位，并使女性因为性而受到谴责。把人类比为动物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女性独有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性别的人都用野兽和家畜来形容人的习惯和外貌。女性当然也会拿别人——包括其他女人——跟动物做比较，她们之间相互调侃“bitches”和“cows”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她们也把男人比作动物，比如一个男人很邋遢，或者将女性当作“性猎物”，他会被叫作“pig”。但女性用这些词都是对行为的比喻，并不是判断被比喻者多大程度上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委身相许”。相比之下，当男人用动物来比喻女人时，其象征意义往往是这样的：女人注定应该被捕猎（像鸟一样），被驯服（像小猫或奶牛一样），或者让人感到畏惧（像美洲狮一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语言学中，reappropriation（重新占有入reclamation（回收、收复）或resignification（重新赋予意义）是指一个群体用新的方式来使用曾经用于贬损该群体的词语或器物的文化过程。语义的reclamation（收复并重新定义、词义矫正）影响了诸多话语领域，尤其是个人赋权和政治赋权方面。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 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费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话题在多个层面上向前推进。” 这种即兴演奏会式的轮转结构在全男性的会话中非常罕见。事实上，科茨发现男性会话中最显着的特点之一——一个有助于维持其垂直等级结构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会话往往是交替的独白，或者是一名发言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言，其间没有任何打断，葚至连最小反应式的插话都没有。这个特点使说话者“成为专家”，并向别人展示自己关于某个话题的知识储备。科茨解释说：“因为大多数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每次一个人说’的轮换模式，所以多人同时说话被认为是反常的、企图轮夺主导权的违规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男人有时候就认为女人之间即兴演奏会式的多人会话是侵略性的，非常粗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或许，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愿意相信，终有一天，女性的性行为会永远不再受到谴责。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被称为“slut”，他们也知道其中几乎没什么冒犯的意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向国王请愿是没用的…有意义的斗争向来源自草根运动。”但我很欣赏罗斯的想法，我也同意，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普通人每天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学习知识，了解我们言语中每一个受迫害的元素——模糊限制语、句尾升调、咬舌发音、气泡音——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强有力的、可证明的存在理由，然后怀揣着这些知识自信地生活。当有人试图质疑你的声音，或对你使用性别歧视语言时，要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误导，这样可以帮助你与他们展开对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每当我们想对女性或其他人一包括我们自己一的某种语言特点加以批评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要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提醒自己系统化的语言模式从来不是愚蠢或毫无意义的。人们对这类模式的批评只会强化某种不合理的语言标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拉科夫列举的“女性语言”特征包括：倾向于过度道款；形容词“含义空洞不明，比如"Tshocate mousse is heavenly”（这巧克力幕斯棒极了）；过分礼貌，比如“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分强调，比如“那个演出我爱死了！”；表达请求不直接，比如会说“我感觉包裹还在楼下哎”，而不是直接说“你能去拿一下包裹吗？”；语法过度矫正（hypercorrection），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I”，而不是“between you and me'”（你我之间）；使用模糊限制语，比如“kind of”（有点）、入“you know”；使用句尾附加问句，比如“那部电影很好看，不是吗？”；回避脏话，比如会说“Goodnessgracious'”（我的天哪），而不是“Holy shit”"（我靠）。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她之前，从未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调或问句类型可以透露说话者的性别，并由此帮助他们或阻碍他们获得尊重和权威。但是，拉科夫的错误之处在于，她建议，如果女性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就应该适应并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软弱这一特质已经（尽管不公平）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是在言语方面，而是与女性有关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女性想要别人不这么认为，她们就应该抛弃我们习以为常的女性化言行。这意味者你说话时要努力避免上文列出的所有语言特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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