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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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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要把生的冤孽通过“活着断了俗缘，死后肉身要经火化撒散到山中”的脱俗、脱身过程展现给大家的创作显得格外凝重而艰难。我甚至觉得，作为一名作家的韩江似乎想从“话”的欲望中得到一点解脱和自由。脱离禽兽的时间后想要进入花的世界的这个过程，有时也表现在从散文的世界走向诗的世界甚至禅的世界的过程中，因此显得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远了一些。与无穷的欲望中得到解脱，燃烧自身走向花的世界的人物相比，反而是《白花飘》中即便想要呕吐却还吞着饭的人物更让人觉得亲近，这是为什幺呢？

——韩江《植物妻子》

有个诗人写下了歌颂花的诗篇。他在诗中告白：人们想接近被命名为花的这种存在，这种欲望无穷无尽，但是越靠近你，你就会变成越大的黑暗而消逝。我对你的欲望永无止境，于是将手伸向你，结果却把你淹没在无名的黑暗之中，我是只危险的禽兽。在“摇晃的树枝上”悄然绽放又凋谢，默默地接受消亡与黑暗命运的花，它对诗人来讲是令人悲伤的自画像，同时又是从优郁的时代和令人羞愧的欲望中得到解脱的自由的存在。面对像“遮住脸的新娘”一样从不露出面貌的神秘存在，诗人把自己变成危险的禽兽去靠近它。

——韩江《植物妻子》

你八岁时说：「我讨厌夏天，但我爱夏夜。」我心里还默默想着，你会不会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诗人。

——韩江《少年來了》

回到阳台的房间后，我估摸了一下冥焕经常站着的公寓广场的角落位置，没有看到冥焕的拐杖，又抬眼看了一下冥焕的房间。那个房间和平时一样关着灯。我跪坐着，抚了抚过去几天里长出痱子的后背和前胸，便翻开了胡乱放在塑料桌旁的一本英文诗集。You are like a flower that grows in the shade；the gentle breeze comes and bears your seed into the sunlight, where you will live again in beauty.

——韩江《黑夜的狂欢》

这两个民族都获得片面的发展，而达到各自完满的地步；因为雅典人不懂得像法比氏（Fabier）和瓦勒里氏（Valerier）那样去建国而去责备雅典人，或者因为罗马人不曾学会像斐迪雅斯（Pheidias）那样去雕刻和像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那样去写诗而去责备罗马人，这都是褊狭见地。希腊民族如不同时把自己的政体改为专制政体，便不能从民族统一进入政治统-，这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至善的独特性格。美的理想境界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并且多少能补偿他们在现实世种所欠快的东西。希腊每逢出现统一倾向，这总是并不直接基于政治因素，而是基于竞技和艺术：只有奥林匹亚的竞技赛会，只有荷马的清歌，只有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使希腊人团结起来。 27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它当然基于更古的政制，有意大利人的，有希腊意大利人的，也有印度日耳曼人的，但荷马诗和塔西佗关于德意志的记实中所描写的体制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罗马对神的敬畏大有影响于人民的心理，可是，为泛神教和一神教教义奠定基础的，绝不是对主宰一切的自然界和万能的神祇的那种恐惧，而是对一种颇为世俗式的恐惧，而且几乎同这样一种胆怯无本质区别，这种胆怯有如罗马债务人接近他的有理的，但十分苛刻的，又很强有力的债主那样的感受。祇只不过是，也只能是一种尘世现象的神灵化，所以它在这个尘世的对应图像中找到自己的场所（templum）及其影像；人为造成的墙壁和偶像似乎只能约束和扰乱神灵思想。因此，原始的罗马宗教祭祀没有神像，也没有神的居屋；罗马的诗歌，尤其是罗马的思辨哲学之所以极其贫乏，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罗马宗教缺乏所有生产能力。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罗马对神的敬畏大有影响于人民的心理，可是，为泛神教和一神教教义奠定基础的，绝不是对主宰一切的自然界和万能的神祇的那种恐惧，而是对一种颇为世俗式的恐惧，而且几乎同这样一种胆怯无本质区别，这种胆怯有如罗马债务人接近他的有理的，但十分苛刻的，又很强有力的债主那样的感受。祇只不过是，也只能是一种尘世现象的神灵化，所以它在这个尘世的对应图像中找到自己的场所（templum）及其影像；人为造成的墙壁和偶像似乎只能约束和扰乱神灵思想。因此，原始的罗马宗教祭祀没有神像，也没有神的居屋；罗马的诗歌，尤其是罗马的思辨哲学之所以极其贫乏，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罗马宗教缺乏所有生产能力。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一、孤独《十四行诗》二十岁的男子最傲慢挑剔：他不屑一顾最先遇到的女孩，却钟情最美的人儿！满怀真心的狂喜，他把昨日才生的愿望当作了情爱。不久，他便开始尝到了苦头，大眼睛迷人的魅力慢慢衰减，其他姑娘，却用曾被蔑视的内秀，把最隐秘最珍贵的宝藏显现。人们从来只知道改变不幸：到了相信只能爱一个姑娘的年龄，他已从她那儿学会了受难。雨后，当他发现许多姑娘都很可爱，他却觉得挑选情人已为时太晚，他的心啊已无力再度张开。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我不认为我已才尽。相反，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未写，但是我找不到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就在这时，阿尔瓦罗·穆蒂斯带着一包书大步登上七楼到我家，从一堆书中抽出最小最薄的一本，大笑着对我说： “读读这玩意，妈的，学学吧！” 这就是《佩德罗·巴拉莫》。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我作为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写过那些书以后，我觉得自己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从中逃脱的缝隙。我很熟悉那些本可能给我指明道路的或好或坏的作家，但我却觉得自己是在绕着同一点打转。我不认为我已才尽。相反，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未写，但是我找不到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就在这时，阿尔瓦罗·穆蒂斯带着一包书大步登上七楼到我家，从一堆书中抽出最小最薄的一本，大笑着对我说：“读读这玩意，妈的，学学吧！”这就是《佩德罗·巴拉莫》。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纯粹出于诗意的直觉，我一直认为，当佩德罗·巴拉莫终于将苏萨娜·圣胡安带回他的半月庄的广袤领土时，她已是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了。佩德罗·巴拉莫应该比她大五岁左右。其实，如果剧情沿着一段得不到慰籍的黄昏恋的悬崖急转直下，我会觉得这戏剧更加伟大，更加可怕但美丽。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鲁尔福所写的，用他的同胞，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话来说，是墨西哥最土的东西。笔者所译的版本是2003年西班牙行星出版社的修订版。编辑在出版说明中声称，虽然已经参照西班牙语言学院的最新正字法标准对文本作了修正，但还是尽可能地保留了鲁尔福文字的特色。因此，破译一些哈利斯科方言中的特有词江，着实让我费了点劲。鲁尔福在创作时，是不会像昆德拉那样老想看自己的这部作品是会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吧？无论如何，最土的东西被诗意地表现出来，成了可以为全世界读者接受和欣赏的东西，这是胡安鲁尔福创造的奇迹。 2010年5月于南京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P260 唐代科举最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帖经墨义。“帖经”是把经文帖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语出题，令其回答。P261 可见仅凭某一项制度，少却其他制度之配合联系，该项制度亦难有大效。P269 然此一制度，究竟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其主要意义可分三项陈述：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二是消融社会阶级。三是促进政治统一。

——钱穆《国史新论》

若中国真要学西方，诚心求西化，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高僧们，应该是一好榜样。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才是。非守死节证其不好学，亦即证其不笃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国四十年西化无成绩，这是知识分子的罪过。高谈西化而负时望者，实际都在想做慧能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远、竺道生。先不肯低头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却早想昂首做中国一大师、一教主，这依然是道咸一下狂放未尽。龚定庵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百年来，多在想开风气。他们自负是学习西方的启蒙运动，却把中国两千年学术文化，当作一野蛮、一童蒙看。他们不肯真心学佛，只借仗释迦来骂孔子老聃。不肯先做一真实的学者，老实退出社会一角落，像西方学人那样分头并进，多角放射。却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心，先自认为是新道统。道统建立，岂是如此般容易？

——钱穆《国史新论》

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迷恋往事的原因，因为消失的一切都会获得归来的权利。在文学和音乐的叙述里，在绘画和摄影的镜框里，在生活的回忆和梦境的闪现里，它们随时都会突然回来。于是艺术家们，尤其是诗人热衷于到消失的世界里去寻找题材，然后在吟唱中让它们归来。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当我正式开始写小说时，当时中国文学界追捧一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我读了他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读过一千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走出中学校门不需要再读文学作品，只要写文学作品就行了。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于是有一次我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我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我感受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我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后来，我读到了海涅的诗句，他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当我正式开始写小说时，当时中国文学界追捧一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我读了他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读过一千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走出中学校门不需要再读文学作品，只要写文学作品就行了。我当时很羡慕他，我在中学的时候只读了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还有《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以及在大字报里大海捞针般地去寻找通奸小故事。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如果把我们的现实当成一个法庭，文学不是原告不是被告，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律师不是陪审团成员，而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书记员。很多年过去后，人们想要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时，书记员就变得最重要了。所以文学的价值不是在此刻——那是新闻干的活——而是在此后，欧阳修的诗句和鲁迅的文章就是此后的价值。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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