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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剧本能够被允许出版,我觉得那定是奇处就算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不许上演,它至少也帮我度过了最困雅时刻,我把所有与周围人交谈时不能说的话,全部写进了刷中诗的的对白中。这样,我把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从而解费了自己。在我对时代的一切“不满意”的时候,我却在自身身上找到了“满意”的结果。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音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的眼睛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毫不感兴趣,那些刺耳的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为选举激动不已时,我们去了图书馆。当群众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像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美味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向前看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在我们头上时,我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后来,我们班上那五个想当演员的同学,没有一个登上舞台;在《潘神》和《艺术之页》登过名字的那几位诗人,在锋芒初露之后当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也许他们今天会对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自嘲地付之一笑。我是我们那些人当中唯一始终保持创作热情的人,而且这种热情成了我一生的核心。但是,我今天仍怀着感激之情怀念我们那一伙人。他们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啊!那种火热的讨论,你追我赶的狂劲,互相之间的表扬和批评,提前锻炼了我的手和大脑,大大开阔了我的精神世界。我们是如何鼓起勇气摆脱单调无聊的学校生活啊!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经过两天的“求职”,理论上我已经找到五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这样一来。我比单纯的闲逛能更好地了解,在这个年轻的面家里,对于一位想工作的人来说有多大的活动余地、多少可能性。这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我也通过从一个介绍所到另一个介绍所,通过去商店面试工作来赢得直观的印象:神圣的自由在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询间我的国籍、我的宗教、我的出身,而且我是没有护照就去旅行的,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需要指纹、 签证、警察证明的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那里有工作在等着人去做,这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没有国家的阻挠性介入,没有贸易联盟的例行手续,在一分钟之内自由合同就已经签署妥当,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传奇了。由于这个“求职”,我在最初几天关于美国所了解的内容要超过后来的几个星期。在那几个星期,我作为一个惬意的旅游者漫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只是在波士顿,我与查尔斯·莱夫勒——他曾经为我的几首诗谱了曲——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其余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只有一次,一个意外打断了我彻头彻尾的隐姓埋名的状态。我还能非常清楚地回忆起这个时刻。我在费城的一条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一家大书店前停住脚步,至少想在那些作者的名字当中看到我熟悉的名字。突然之间我吓了一跳。这家书店橱窗的左下角有六七本德语书,从其中的一本书上面,我自己的名字向我跳过来。我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向那里看过去,开始考虑。关于“我”,在这里无人知晓的那个“我”似乎没有意义地在陌生的街道上游荡,这个没有人会认出来,没有人会关注的“我”,其实已经先我一步来到这里了。书店老板肯定得把我的名字写到一张纸条上,这样这本书才能在十天内越过大洋来到这里。有那么片刻,这种被遗弃的感觉消失了。当我在两年之前(1938)再次来到费城时,我一直在无意识中不断地寻找这个橱窗。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当时那么急不可待地穿行在大街上,看了那么多,寻找那么多我不光要经1904年的巴黎;我也用感官、用心灵去寻找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巴黎?拿破仑和大革命的巴黎,要找到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尔扎克、左拉和夏尔一路易·菲利浦的巴黎,要找到他们写到的街道、人物和事件。我坚信,一种注重真实的伟大文学能回馈给它的人民以那么多永久性的力量。对此我坚信不疑,我在法国一直有这种感觉, 现在也不例外,因为在我用自已的眼睛看到巴黎之前,经由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风俗描写者的表达和描绘, 巴黎的一切都让我在精神上与它变得那么熟悉。在我与这座城市的相遇中,它们又变得活跃起来;这种实际上的看见,原本只是一种重新认出,是那种古希腊戏剧式的“重逢”——这是被亚里士多德高度赞誉为所有艺术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的峰巅。不过,无论是一个民族也好,一座城市也好,那最内在、最隐秘的内容永远无法通过书本以及哪怕最不知疲倦的漫游而得到,要了解它总是要经由它最出色的人物。只有通过与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友谊,才能领会到一方水土与一方人之间的真正关联;所有那些从外面观察到的内容,都是不真实、太仓促的图景。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觉得有必要再明确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氛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各国首脑、皇帝、国王还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长大的,他们在无意识当中还因为战争感到羞愧。他们一个接一个反驳别人对他们“军事主义”的指责,说这是卑鄙的诽谤。相反,他们要争相去表示、去证明、去解释、去展现自己是“文明国家”。在1914年,他们在世界面前要装作将“文化”置于“暴力”之上的样子,他们会鄙视和排斥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他们最迫切期待的莫过于被认可本国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贡献。在所有中立国,到处都是各种艺术演出,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派出由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指挥家带领的交响乐团去瑞士、荷兰、瑞典演出,维也纳也派出了它的爱乐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被派出去,并非要让他们去表彰军事行动,或者去赞美兼并的趋势,而仅仅是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蛮人”,他们不光能生产燃烧弹或者优质的毒气,也产出为欧洲所认可的完美价值。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在1914一1918年,“世界的良心”还是一种被各国争夺的力量:在战争中,一个国家在艺术创造上、道德上的因素还代表着一种被看作有深远影响的力量;国家还在努力争取人们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国那样,只用恐怖将人们打翻在地。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假如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稍微上心一点儿的话,肯定早就已经发现:在每个大型首演的当天下午会有三分之二的同学神秘地生病了——为了能够得到一张站票,下午三点我们就得去排队。他们要是再严格地注意些的话,肯定也会发现,在包着拉丁语语法书的书皮下,我们藏着里尔克的诗歌;他们也会发现,在数学作业本里我们从借来的书中抄下了美丽的诗歌。每天我们都发明出一些新的技术,将乏味的课堂用于我们的阅读。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 ·· ··官方批评家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而我们小组的人凭着意志,奇迹般地找到了他的每一行和每一节诗。我们这些尚须坐在教室里、嘴上没毛、身量还未长足的小伙子,是每个年超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还有倾心喜爱的热情。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大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里,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和哲学,什么也没干。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的确,我是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时刻来到柏林。自从1870年以来,柏林从一个非常理性的、小小的也不富裕的普鲁士王国的首都一跃成为德意志皇帝驻跸的都城,这让施普雷河畔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推动力。不过,在艺术和文化活动方面的领军形象还没有落到柏林身上:画家和诗人让慕尼黑成为真正的艺术中心,德累斯顿的歌剧院主导着音乐领域,那些小型的王室都城都在将有价值潜力的因素吸引到自己的城市中来。尤其是维也纳,在很多方面——它的百年传统,被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天才人物——当时都要远远胜出柏林。不过,最近若干年德国经济的迅猛崛起开始让柏林有了翻身之日。大公司、资财雄厚的家庭搬迁到了柏林,新财富带着强劲的大胆尝试精神给这座城市的建筑设计和剧院带来的机会,要胜过任何一座德国城市。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创作的秘密最深奥和最玄妙。大自然不让人摸透创造的秘密:地球是怎样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怎样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掌握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就连诗人自己、音乐家本人事后也无法说清楚他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当一件作品突然变得非常成功时,甚至连那位艺术家本人也不再记得作品的起源和它的形成过程。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也说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时,词句是怎样变成了诗行,个别的单音怎样变成了千古流传的旋律。对这种不可捉摸的创作过程能提供少许揣测依据的唯一材料是艺术家的一页一页的亲笔手稿,尤其是那些涂涂改改、不准备拿去付印的未定初稿。后来的改定稿就是从那些初稿中逐渐形成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千世界的丰姿多彩,从不会令人厌倦。我在中学时代只和那些纯粹的公式、诗的韵律和诗句打交道,而现在接触的是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实际上,在一九一四年,所有人都有这股歇斯底里的仇根。每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很明显地都不理他了。……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为之忠诚效劳的德国,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在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中,野蛮的暴力行为第一次取得了胜利。在那个容忍迁就的时代,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的联合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渊。实际上,新世纪开始前的最后十年,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帷幕。 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的眼睛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毫不感兴趣,那些刺耳的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为选举激动不已时,我们去了图书馆。当群众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像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美味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向前看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在我们头上时,我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但是,这部诗剧(《忒尔西忒斯》)至少显示出了我内心情怀的一个个性特征:我从来不会去对“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是关注失败者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当中,吸引我自己的始终是遭到命运挫折的主人公。在我的传记作品中,我的主人公不是在现实中取得胜利的人,而是在道德意义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人物,是伊拉斯谟,而不是马丁·路德,是玛丽亚·斯图亚特®,而不是伊丽莎白®,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④,而不是让·加尔文⑤。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他们是一丝不街的语言公仆和守护神:他们把自己的爱献给了诗歌语言;他们不迎合当时的时代语言和报纸的语言,而是追求一种持久的更富于生命力的语言。我们简直羞于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生活得那么平凡,那么朴实,那么温良;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默默无闻地住在乡下,有的从事一种小的职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朝圣者周游世界。他们大多数人不为人知,因此只有少数人衷心地热爱他们。这些诗人分属不同国家,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但是他们都生活在诗的王国里;在那里,诗人们完全抛弃一切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真正的艺术创作,从而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艺术。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不仅要重温一九O四年的巴黎,还要用我的全部感官和心灵去体验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革命时代的巴黎,了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和巴尔扎克、左拉及夏尔路易·非利浦的巴黎,熟悉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诚如我在法国始终感受到的那样,我在巴黎也感受到,伟大的写实文学扎根于民间,具有永久不衰的力量。因为众多的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风俗画家的艺术创造,我目睹巴黎过去的一切。如今在我的心中早已熟悉的东西,在实际的接触中显得更加生动。肉眼的观察就是一种再认识,就像希腊悲剧中的人物“重新认出”亲朋好友来一样,这也是一种乐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赞誉的,这是一切艺术享受中最伟大、最富有魔力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你若要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隐蔽之处,绝不能通过书本,即使你到处闲逛无数次,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了解或认识该城和该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解决。要了解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只能从活着的人的思想脉络中获得;从外部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一种真实的草率的概念。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夫曼斯塔尔后来再也没有超过他自己在十六岁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我对他后来的某些作品也一样推崇有加,那些华美的论文,《安德烈亚斯》中的片段一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也许是德语作品中最美的长篇小说,以及他的戏剧中的某些片段。但是,随着他与真实的生活剧场和那个时代的兴趣关联越来越紧,由于他的各种计划中有明显的意图和野心,他那如梦游者才会有的,只有在童真的诗歌中才有的纯粹灵感不见了,和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对自已青春岁月的沉醉和痴迷。了解他这位未成年人的创作,让我们早早知道,这个出现在我们青春时期的天才奇迹是一次性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它再也不会梅开二度。“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国家的领袖、皇帝和国王们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潜意识中对战争是有愧的。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国家的领袖、皇帝和国王们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潜意识中对战争是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它们都会立刻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此相反,每个国家都会千方百计表白、证明、解释,甚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在世界舆论面前,人们总是宣传文化比强权高尚,鄙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活空间”这类口号,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国的文艺演出团体蜂拥到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和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交响乐团到国外演出;甚至还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其目的不是去宣扬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的意图,而是用诗篇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并不是“野蛮的”,并非只制造枪炮和毒气,他们也创造欧洲的纯粹精神财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尚有一股博取世界民心的力量。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和艺术创作在战争中还被视为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而不像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一股脑用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打翻在地。(263)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一而在跟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榄明凳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领域上的区别,我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心怀愧疚。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他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此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1914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这样一些口号会遭到鄙视,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人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而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并非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赞美合并的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要证明德国人并非只会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会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1914年至1918年的时候一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各国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力的力量。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里弥漫着一股轻淡的香味,我想,这是粗大的蜡烛微微燃烧的结果。这一切使得一次自发的诗歌朗诵不像是文学欣赏,而更像是一次祭诗的仪式。 但另一方面,这一切对我又有一种新奇的诱惑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得回想起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作时的情景:他只穿衬衫,为的是能用强健的双臂更好地打出节奏,他不讲排场,也不像演戏似的;我也想到了里尔克,里尔克也偶尔从一本书中吟诵几行诗句,他说得朴实、清楚,随着辞藻自然而成。叶我芝的那次朗诵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像演戏似的”诗人的自诵活动。虽然我非常喜爱他的作品,但我抱着一点怀疑的心情反对这种祭礼式的崇拜行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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