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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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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求职”,理论上我已经找到五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这样一来。我比单纯的闲逛能更好地了解,在这个年轻的面家里,对于一位想工作的人来说有多大的活动余地、多少可能性。这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我也通过从一个介绍所到另一个介绍所,通过去商店面试工作来赢得直观的印象:神圣的自由在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询间我的国籍、我的宗教、我的出身,而且我是没有护照就去旅行的,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需要指纹、 签证、警察证明的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那里有工作在等着人去做,这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没有国家的阻挠性介入,没有贸易联盟的例行手续,在一分钟之内自由合同就已经签署妥当,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传奇了。由于这个“求职”,我在最初几天关于美国所了解的内容要超过后来的几个星期。在那几个星期,我作为一个惬意的旅游者漫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只是在波士顿,我与查尔斯·莱夫勒——他曾经为我的几首诗谱了曲——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其余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只有一次,一个意外打断了我彻头彻尾的隐姓埋名的状态。我还能非常清楚地回忆起这个时刻。我在费城的一条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一家大书店前停住脚步,至少想在那些作者的名字当中看到我熟悉的名字。突然之间我吓了一跳。这家书店橱窗的左下角有六七本德语书,从其中的一本书上面,我自己的名字向我跳过来。我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向那里看过去,开始考虑。关于“我”,在这里无人知晓的那个“我”似乎没有意义地在陌生的街道上游荡,这个没有人会认出来,没有人会关注的“我”,其实已经先我一步来到这里了。书店老板肯定得把我的名字写到一张纸条上,这样这本书才能在十天内越过大洋来到这里。有那么片刻,这种被遗弃的感觉消失了。当我在两年之前(1938)再次来到费城时,我一直在无意识中不断地寻找这个橱窗。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觉得有必要再明确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氛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各国首脑、皇帝、国王还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长大的,他们在无意识当中还因为战争感到羞愧。他们一个接一个反驳别人对他们“军事主义”的指责,说这是卑鄙的诽谤。相反,他们要争相去表示、去证明、去解释、去展现自己是“文明国家”。在1914年,他们在世界面前要装作将“文化”置于“暴力”之上的样子,他们会鄙视和排斥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他们最迫切期待的莫过于被认可本国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贡献。在所有中立国,到处都是各种艺术演出,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派出由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指挥家带领的交响乐团去瑞士、荷兰、瑞典演出,维也纳也派出了它的爱乐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被派出去,并非要让他们去表彰军事行动,或者去赞美兼并的趋势,而仅仅是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蛮人”,他们不光能生产燃烧弹或者优质的毒气,也产出为欧洲所认可的完美价值。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在1914一1918年,“世界的良心”还是一种被各国争夺的力量:在战争中,一个国家在艺术创造上、道德上的因素还代表着一种被看作有深远影响的力量;国家还在努力争取人们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国那样,只用恐怖将人们打翻在地。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国家的领袖、皇帝和国王们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潜意识中对战争是有愧的。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国家的领袖、皇帝和国王们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潜意识中对战争是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它们都会立刻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此相反,每个国家都会千方百计表白、证明、解释,甚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在世界舆论面前,人们总是宣传文化比强权高尚,鄙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活空间”这类口号,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国的文艺演出团体蜂拥到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和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交响乐团到国外演出;甚至还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其目的不是去宣扬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的意图,而是用诗篇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并不是“野蛮的”,并非只制造枪炮和毒气,他们也创造欧洲的纯粹精神财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尚有一股博取世界民心的力量。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和艺术创作在战争中还被视为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而不像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一股脑用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打翻在地。(263)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一而在跟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榄明凳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领域上的区别,我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心怀愧疚。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他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此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1914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这样一些口号会遭到鄙视,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人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而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并非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赞美合并的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要证明德国人并非只会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会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1914年至1918年的时候一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各国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力的力量。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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