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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奖杯。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幺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 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幺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幺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作家加笔下的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绑架了死神,想让世间不再有死亡,结果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为了罚西西弗斯,判处他做一件苦力,让他把一块巨石从一座山的山脚推到山顶。但在抵达山顶的一那,这块巨石就会滚回山脚,让西西弗斯前功尽弃。于是西西弗斯就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块巨石推上山顶。但这件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只能永远做着这件艰苦而又徒劳无望的工作。诸神认为,这就是对他最严厉的惩 西西弗斯的命运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都是徒劳。 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丧绝望,充满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还可以做另一种选择,就是勇无地、精神焕发地去推动这块巨石。这样一来,这件事就不再是无意义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尼采说,人类的高贵在于自身有决定价值的能力,不需要别人同意,他懂得自己给事物以荣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那里,终有一个欲望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权力是诱人的。仅力会诱使一些人越轨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价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你一定还记得,在“水门事件”法官西里卡受到阻力最困难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能够给予他支持的,就是象征人民的大陪审团了。 当我在那天看完所有的“水门事件”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的明亮的大厅几乎没有什幺人,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一丛丛紫罗兰色和白色交融的花朵,浅灰色的大玻璃幕墙柔和了阳光,时间和空间仿佛静止下来,化为一幅朦朦胧胧的风景画。可是,当我终于从“水门事件”中走出来,骤然回到一个夏日静谧的时候,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曾经隐隐中感觉到这些资料中好像缺少了什幺。就在我掩卷擡起头的那一刻,我终于醒悟到,我一直在盼望的,是能够从这些书中看到介绍陪审员的资料,可是居然没有,我无法从任何一份材料中,找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他们是些什幺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幺也没有。甚至那些陪审员的姓名都不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陪审员制度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扮演一个什幺角色,他们是在履行一份美国公民的公民义务。他们是最普通意义上的美国人。不论在哪一个年代,美国都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来到这样一个陪审团席位,毫无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履行完他们的职责,他们又默默地回家去,继续他们平常的生活。不论是他们一个个的个体,还是他们的历史总和,都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力量,两百年来持续有效地阻遏了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国史。他们维护着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在书本中你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陪审员。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辛普森“金钱买正义”的指责。在该案结辩之前,洛杉矶政府宣布,到当时为止,属于政府的检察部门,已经用了八百零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这些钱当然来自当地的税收。这笔费用还不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开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什幺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有可能是象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象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和他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幺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幺“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