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听雨泣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风听雨泣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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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来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要点。我们需要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什幺样的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我希望你在开始探索西方现代思想之前，先记住一间重要的事情：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了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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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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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处说，在国际政治的讨论中常常听到一种煞有介事的说法：国际政治的最终秘无非就是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这句话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为什幺这幺说呢？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一些领土争端中，争议的实际地区面积很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多大作用，维护它的成本要远远高过在这个地方能获取的收益。但是争议双方的国家对于这块小领土的归属权主张可能会非常强硬，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这是为什幺呢？因为对于国家领土应该寸土必争，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领土就是核心利益，而为此付出的财政和军事成本，甚至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就不是核心利益呢？这当然也是思想观念决定的，如果离开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特定理解，离开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无法解释这个核心利益。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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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利益就是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但“重要”是需要解释和判断的，必须依据一个思想观念的框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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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工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淡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减动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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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的异化”的现家。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点转征，是入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我自己读这部手稿的时候，刚好也是26岁，青年马克思就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如此的雄辩，让我由衷地钦佩。而且这也激发了我思考，在马克思之后，现代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可我们真的克服了“劳动异化”的问题吗？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多少人是把劳动看作自己的第一需要呢？为什幺大家都喜欢周末、讨厌周一？为什幺“钱多事少离家近”被看成是“最好的”工作？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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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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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对今后美国社会的法律规范，它是对过去美国社会中弱势群体所受到伤害的纠往过正式的补偿。也就是说，它不是要宣布从此以后大家都不得歧视，公平竞争，而是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自己同意，必须在将来切割出自己的一块利益，交给弱势群体。不仅是对他们的补偿，也是在激烈自由竞争的起跑线上，允许弱势群体在比赛开始之前，先跑上一段。假如这里的强势群体不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的话，“平权法案”有足够的理由不被通过。第一，这个法案是“不平等”的。第二，它大幅度地干涉了一个自由经济国家的主体，即它的私人企业的一部分自由。这种干涉，与民权法的其它条款又不一样，因为那些条款是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干涉，就是你必须平等地对待你的每一个顾客和雇员。而“平权法案”是建立在不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的干涉。它要求优先照顾弱势团体。它几乎有一千条理由不被通过。既然这是一个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企业家就有极大的发言权，用我们所习惯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当道的资本家如何能够同意这样一种对他们的干涉。这当然是一条重要的理由。更为广泛的理由，是这条法案有可能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最基本利益。因为，对于这里的普通民众来说，人生最基本的经历，影响一生幸福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件大事，就学和就业。而“平权法案”涵盖了这一切。它规定公立大学在招生的时候，必须招收规定比例的少数族裔，由于高中以前是全民免费义务教育，所以这个规定从高等教育开始。它也规定，每个政府机构和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白人的孩子，都可能在考试分数在高于一个黑人孩子的时候，遭到拒绝。而那个考分相对较低的黑人孩子，反倒可能被录取。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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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自然法的衡量的问题。在美国，自始至今，就只有两个简单的文件在作为衡量标准。一是宪法，另一个是《独立宣言》。最高法院必须依据宪法，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宪法是最高大法。但是，宪法实际上只是一个联邦政府结构设计，以及在前十条宪法修正案中的对政府的制约规定。凡是与自然法有关的，也就是这个国家建国的根本理念，它的人性基础和人道原则，都在它的《独立宣言》里面。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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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不是一个日益尖锐持续了好几十年的矛盾，由一个接触点引爆而起的战争，相反，这是一方想从这个对峙中撤离，而另一方却一把揪住了它的后领，一定要把它拖回来，这才打起来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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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证据的可靠性就成为一个关键。只要证据可靠，共和党议员即使真的“党性”十足，也不至于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维护明显在践踏法律的尼克松总统。因为参院的弹劾过程基本都是公开的，甚至由电视转播的。选民们都在看着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如响代表人民说话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幺。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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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的许多自由派的美国朋友，也赞同保守派的许多具体观点。例如一些和过去的平静岁月紧紧相连的道德观念。例如，要维护家庭，反对吸毒，要增强责任感，等等。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保守派确认只有一种价值观。在他们的价值观内，就宣称“对就是对的”，出了他们的价值观，就判定“错的就是错的”。不论你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是多幺美好，当你要求这个世界只局限于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严以律己，还发展成苛以待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禁锢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走向极端。对于价值观的唯一认定，一走极端就是排斥异端甚至迫害异端。这在过去和现在，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都屡见不鲜。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一旦走向净化，就可能发生迫害异教。北美洲从一开始移民，就有过清教徒对于教友派的迫害。民族自豪感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走向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奴役。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对印地安人不公平和对黑人的奴役。政治理想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发生政治迫害，比如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教训。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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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监督群体的“人”，同样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断改进整个监督机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处于最弱势的个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没。在美国的制度运作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每个人在执行公务时，都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对法律负责。出了事儿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使陪审团相信，他在执行命令时是确信该项命令不违法的，否则，执行者照样有自己的一份法律责任，该坐牢还是得坐牢。在这条规则之下，美国的高层领导就很难在一项违法行为中，任意推动自己的下属。“必须强调，认定什幺是合法，这是司法分支的职责范围。”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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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建国者好像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都不同，他们要的并不是“拉下老皇帝，我当新皇帝”。他们自认是在追求一种属于人类的理想，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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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到过，在大众语言中，民主自由总是像四字成语一样连在一起，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凑巧因为同是被人们追求的目标，才被许多人一糊涂而误以为是一回事。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不少专制体制都不失时机地利用过人们的这种糊涂。其实中国人倒是应该很能理解辨别其中的差异，甚至明白它们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冲突的。只需这幺一想马上就清楚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一来，那些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人别说是自由，还会有活路吗？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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