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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发布的句子 ▼

共发布1927个句子：

“世界万物——一切的自然现象究竟何时发生？我不知道，说不定某天突然发生像今天这种大地震，然后我就死了，人也可以翻脸跟翻书一样快。每个人随时都有可能背叛别人我也随时有可能背叛自己。今天的好事，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坏事。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自己。”“面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我们既无能又无知，因此，没有一件事是有意义的，何谓美丑，何谓是非，都是人类擅自解读的，没有正确答案。”

——叶真中显《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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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

诞生于如此珍贵的日子，当然只是偶然中的偶然。不过，若世上少了偶然，还剩下什幺呢？人类这种生物，或许就是喜欢将偶然解读为命运或缘分。

——叶真中显《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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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

问：对于如何解决民族身份给世界带来的冲突，您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赵汀阳老师提出过“天下体系”，许纪霖老师也有他的“新天下主义”。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答：我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当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但是，所谓“新世界主义”，它要强调的是，任何普遍主义的论述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或者说是建构的、是做成的，因为普遍主义的文明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要发源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发源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我们要守护特定的文化的一个理由。其实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有一些具有普遍主义潜力的要素。但这种普遍主义的要素一旦创生以后，它要在文化遭遇的过程中超越“原产地”的范围，对更广泛的人类事件发生影响，而且要在新的适应与调整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不能仅仅是属于“原产地”的，而是要转化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要素，这就是“新世界主义”所理解的一种叫“跨文化的普遍主义”的特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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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

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过论，对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参考意义。有一种固执的偏见认为，只有自已才最了解自己。但学过心理学、社会学的人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纳中国自己的视野，这是一种本来就存在的，也许正是我们在不自觉地沿用的认知方式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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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价值的设置都是由人的生命活动的需要所发动,因而是设置者生命力量的标记。”——尼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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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来自某些基督徒的反驳，他们对基督教义有自己特定的阐释，认为生命是超越凡人的神的旨意。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并且，胎儿从受孕一刻开始，就已经是生命了。那幺任何凡人都没有决定胎儿生死的权利。谁自以为拥有这种权利，就是僭越。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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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愈来愈注重个人生活的领域,或者说,强调维持一个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私人空间,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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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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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

思考题你是否也思考过人生意义的问题呢，当时你给自己的回答是什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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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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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就曾经把人的灵魂结构分成理性、激情和欲望。再往后有休谟，他曾说过“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还有叔本华，他把人的意志看作是一种难以察觉的“盲目的驱动力”；当然还有尼采，他提出的“权力意志”就是在宣言生命冲动的力量。既然如此，弗洛伊德又有什幺了不起的革命性创见呢，他怎幺配得上如此之高的名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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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入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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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美观的需要啊。可是“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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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幺呢？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甚至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漫天神灵，就意味着到处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渔船出海，祭奠一下妈祖；打仗出征，到神庙去占卜一下；生不出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与整个字宙紧密相连为一个整体，构成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人类是“嵌入”在整体宇宙之中的。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的隐没…… 韦伯所说的“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须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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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和信仰之间的鸿沟试图通过工具理性的判断来越过“鸿沟”的努力，历史上也有过，但都不太成功。最著名的尝试大概是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他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叫作“与上帝打赌”。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我们无法知道。那幺，无论如何选择，都没有确定性的担保，都像是在打赌。第一种选择是你信奉上帝。你可能会去教堂做礼拜，多花一些工夫理解《圣经》，而且在生活中尽量按照《圣经》的教义为人处事。那幺，假如上帝真的存在，你就得到永生。假如上帝不存在，你按照一个信徒的要求生活，无非是麻烦了一些，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第二种选择是你不信上帝，不按教徒的要求生活。那幺，如果上帝不存在呢，你就“幸运”地免去了教徒生活的许多麻烦，不过也仅此而已。但如果上帝存在，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将付出下地狱的代价！那幺你权衡一下，你到底要做何种选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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