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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态悄悄发生改变。黎紫书以往的作品也曾触及种族政治议题,如《山瘟》《七日拾遗》等,但这类题材不是她的强项。《告别的年代》虽以1969年“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仅仅点到为止。《流俗地》也处理这段历史,但方式不同。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反对势力在全国选举中险胜,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选后双方冲突,华人成为主要受害者。事件不仅牵涉双方种族政治,更与长期经济地位差异有关。“五一三”事件后,华人地位备受打压,华校教育成为马来官方和华人社团对峙的主要战线,延续至今。014群英细辉想想,自从父亲离世后,大辉以一家之主自居,还真的不管对谁说话,语气都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一段日子,外头风乱雨急,学校的老师罢课,许多反对党人被政府抓进牢里。组屋上上下下被一种莫名的紧张氛围笼罩,细辉注意到大人们眉来眼去心事重重。住十楼的宝华哥在报馆工作,每天下班回来总被许多人拦住,问事。宝华其实在报馆做的是杂差,就管着两台传真机,每天骑摩托来来回回好几趟,风雨不改地到巴士总站去等外坡通讯员的稿子。但大家不知怎幺都觉得宝华是整幢组屋里识字最多的人,还无事不晓,简直如同庙里的解签人,就只有他一个懂得所有签文,知晓一切天机。那段时期,连楼下的印度理发师巴布也会从店里冲出来问他,阿兄,今天谁被警察抓了?火箭党的人被放出来了没有?
——黎紫书《流俗地》
——陈忠实《蓝袍先生》
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幺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
——保罗·福塞尔《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