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慕容雪村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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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凤尾是打牌九的其中一种发牌方式。打牌九，庄家把牌叠好，在掷骰子以前，先声明将用什么方法发牌，亦即用什么“牌头”，中掘、切耳、底出、单栋、金银桥、双鬼拍门......不同的牌头有不一样的发牌次序。龙头凤尾就是把桌上的卅二张牌搓乱后，砌叠出一个前高后低的形状、右边高耸代表龙头、左边低垂代表凤尾，再从左右两边分别取牌合拼成四张一叠，掷骰后便可一次发予各门，知道把牌发完，大家开始看牌比拼。其实当陆北才听见萧家俊说“龙头凤尾”，心底涌起一股热气，暗暗称赞贴切。他以前只听过“豆腐党”，是女人之间的耳鬓厮磨，有说不出的香软质感。用“搞屎忽”来形容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儿则流于核突，一旦改为龙头凤尾，感觉温柔得多。头脸依旧是阳刚的，衣底下却是另一个世界，不可告人的世界。一般不都说“龙凤配”“龙凤配”？是哪个混蛋规定龙和凤不可以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配起来？龙凤双全，不才是完美？陆北才也从地上站起，远眺海面上船来艇往，不禁凄然。有些事，有些人，同在世上却不互懂得。他们那类人，我们这类人，是互不靠近的船舶，却在同一个江湖。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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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生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无论走到哪里，不管落到哪个田地，其实都只能就系咁啰。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终究是，许许多多的事情，就这样，就只能这样走下去，不知道便是不存在。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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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能够满足某种“需求”，正如饮食可以满足饥饿的需求。个人虚荣需要公众的认可，正如个人的胃口需要食物。从这一立场出发，现实并不体现于他人的在场，也就是他人在公共领域中和我们一同经历相同之物。现实仅仅体现于主观需求的强度。这种需求的存在与否，只有那个主观感受到或忍受它的人，才能做出说明。而且，相比于人追求公共声誉的“虚荣”，人对食物的需求对应的是人的生物性，因此纯粹主观的饥饿当然来得更真实、更正当。霍布斯曾经轻蔑地称这种对公共认可的需求为自负的虚荣欲（vainglory）。在这种理解下，即便这种需求能够奇迹般地被他人共情，它也是瞬息即逝的。这足以表明，它们绝不可能孕育出像“共同的世界”那样坚实而持久的东西。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现代世界并没有给予诗歌和哲学足够的认可，而是说，即便现代世界给予诗歌和哲学以赞赏，也无法建构起一个能够保存某些事物、使之免于时间毁坏的空间。在我们的世界里，公共认可是如此之短暂，有如一种每日以不断加速的方式被生产和消费的东西。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易逝的金钱，比起公共认可也显得更为“客观”，因此更加真实。所谓“客观性”，它唯一的基础是金钱作为满足一切需求的通用尺度。比起客观性，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基于无数视角的同时在场。在这些视角中，共同之物得以显现，而这一显现却从来无法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或通用的尺度。因为尽管共同的世界为所有人提供了汇聚之所，但凡来到其中的人都各自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绝不会与另一个人的位置重合，正如两个物体的位置无法相同一样。之所以“被他人看见与听见”具有意义，正源于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位置去看、去听。这正是公共相聚的意义所在。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丰富、最令人满足的家庭生活，也不过是自身立场的扩展与倍增，以及固有视角的放大。私人领域的主观性可以通过家庭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强，甚至可以强大到在公共领域中也能感受到它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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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术的整个问题，即机器的引入如何改变了生活和世界的问题的讨论，常常被奇怪地误导到一门心思地关注机器是为人服务的还是给人带来伤害的问题上。这里假定了，每个工具和器械被设计出来，首先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轻松，让劳动更少痛苦，即它们的工具性完全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上被理解的。但实际上它们的工具性更主要地与它们被设计出来去生产的客体有关，它们的“人类价值”仅限于劳动动物对他们的使用。换言之，技艺人，工具的制造者，发明工具和器械是为了建造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一至少不主要是一用来帮助人的生命过程。因而这里的问题不是我们到底是机器的主人还是奴仆的问题，而是机器是否仍然服务于世界和世界之物或者相反，是否它和它的自动化运动过程已经开始统治，甚至破坏世界和世界之物的问题。（11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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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对人有一个身体的状况的憎恨由来已久，但它并不等于古代对于生命必需性的蔑视；受制于必需性只是身体存在的一个方面，而一旦摆脱这种必需性，身体就能成为希腊人称之为美的纯粹显现。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除了憎恨人被身体需求所强制外，还加上了对任何一种运动的憎恨。因为根据柏拉图的看法，哲学家生活在纯粹的宁静当中，惟独他的身体定居于城邦。这就是最早把那些耽于政务的人谴责为好管闲事者的起源。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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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面将看到，除了这种对劳动的蔑视外，希腊人还有他们自己一套不信任工匠，或者说技艺人的智力的理由。尽管这种不信任只存83 在于特定时期内，但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包括赫西俄德的评价（据说他是赞美劳动的）[8]，都立足于这样一种信念，就是由于我们的身体需求而成为必需的劳动是奴性的。因此，那些虽不包括在劳动范围内，但不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从事的职业，也被归人劳动之列，这解释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对劳动分类和评价的多变性特征。认为古代的劳动和工作乏所以受轻视是因为它们都是由奴隶从事的看法，属于一种现代历史学家的偏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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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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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曾经说过，总有一天。在德国，人们会以当一名法学家为“羞耻”。希特勒矢志不渝地道出了他完美的科层制之梦。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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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年半以前[即1959年春天]，一个刚从德国回来的熟人告诉我，一部分德国青少年感到背负罪责…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听到人类首次登月的消息一样，是个里程碑。它也成了我内心世界的一个关节点，四周弥集了许多想法。出于这些想法、这种认识，当我确信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间谍、被追捕令或搜索令所包围的时候，我拒绝通过逃亡或类似手段逃脱制裁…我拒绝一逃再逃，因为我心想，现在不能消失，特别是在被有关德国青少年负罪感的谈话震撼过之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快、一到这儿就写下书面声明的原因。我在其中明确地说，假如一定要最彻底的赎罪行动，那么我愿意公开被绞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我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去减轻德国青少年的罪责负担；毕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以及父辈在上次战争中的行为，他们无能为力。”然而，之前他总是说“这是强加给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当然，这一切纯属假大空。谁阻止他回国自首了？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他认为德国法庭尚且缺乏处理他这类人所需的“客观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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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先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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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论述新颖且别具挑衅之处在于，她固执地挑战犹太社团领袖层。他们有无其他选择？她只是秉着她对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试探性地给出答案。如果犹太委员会的人知道那些犹太人将被遣送至何处，他们应该说出真相吗？假如他们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自救？犹太委员会的高层人士为什么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一些社团领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将直接抵达奥斯维辛（而并非纳粹所说的某个东方定居点）。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犹太委员会的领袖们为什么不拒绝接受纳粹指派的任务？他们毕竟拥有道德权威，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者潜藏起来？阿伦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遣送机器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畅。纳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万人一个个拖出家门。如果是这样，难道不会有更多犹太人获救吗？假如犹太委员会不是这般“德国式”地守纪律，假如他们没有把潜在的被遣送者汇成详细名单，假如他们没有把这些名单上交给纳粹，假如他们没有为纳粹搜集钥匙、罗列清空住房的明细以转交给“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们没有召唤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某个火车站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旅程，是否会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问题。但是阿伦特走得更远，她暗示犹太领袖不经意间让自己掉进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并成为受害体系中的一部分。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为什么许多人听到这句话时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惊？理由很清楚，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确有领导、有声名显赫者，他们的组织有地方性的，也有覆盖全民族的。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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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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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本一古里安设定了这样的基调，而豪斯纳先生忠实地履行。在持续了三场的开庭陈词中，豪斯纳引用埃及法老和哈曼的格言“去毁灭，去杀戮，去让他们灭绝”，然后进一步引用《圣经·以西结书》，“我[上帝]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还解释说，这些话必须理解为“这个国家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所必须面对的使命”。这是拼凑的历史、廉价的修辞：更恶劣的是，这些话明显与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目的相矛盾，暗示他可能仅仅是早已注定的神秘命运的无辜执行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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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一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狱瓣赛领餐在惰性强加给我的这些荒谬限制中，我找到一些缓解的办法，就是当时还能往来的几个朋友的陪伴（我不多谈我的朋友们，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属于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不珍贵）。还有我读的那些书，以及在办公室里过的小小日子，这些通常都很有趣。同事之间的亲密情谊是令人愉快的事，而且非常真实，但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相遇时，这种亲密感却会令人困惑地立刻消失。一如既往，我可以随时观察周围的事物，无论是法国梧桐上舒展的树叶，还是公共汽车上人们的面孔，或屋顶上尾随同伴昂首阔步的鸽子，以及欣赏画作。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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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马、山羊、狗、小溪、树屋、偷水果和写诗相比，上课简直就是苦差事。我想，正是这一点让我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工作是快乐的对立面。我曾试图说服自己不要这样想，但都是徒劳。哪怕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总体而言我还挺喜欢工作的，但一离开办公室，我还是有一种重返生活之感。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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