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名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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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鄂兰简介：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出生于德裔犹太家庭。1924年，她入读马尔堡大学，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后在弗赖堡聆听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课程。1926年，她转至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奥古斯丁中的爱之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1929）。1933年，因纳粹上...
共918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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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是：“理解并不意味着否认离谱的东西，从已存在的东西中推导出尚未存在的东西，或者用类比和概括的方式来解释现象，以使人们不再感受到现实的冲击和经验的震撼。相反，理解意味着审视并有意识地承担我们这个世纪强加给我们的负担——并且是以一种既不否认其存在，也不在其重压下沉沦的方式来这样做。简而言之，理解就是以不偏不倚和专注的方式面对并抵制现实，无论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p9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我们过去一直都无法接受的不是受害者的人数，而恰恰是这些大屠杀者少得可怜的愧疚感，以及他们所谓的理想中包含的下意识的卑劣。“我们的理想主义被滥用了”——现在我们经常从幡然悔悟的前纳粹分子嘴里听到这话。是的，确实如此——但这种理想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多么低劣的东西啊！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不知为何，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我要么研究哲学，要么投水自尽。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热爱生活！不是的！我之前就说过——我必须理解。p77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阿伦特：不会。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才是政治上的无果。群体的归属首先是一种自然的既定事实。人们一出生就属于某个群体，总是如此。但您所说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群体归属，即让自己加入某一组织，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组织总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这意味着，能让人们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利益。直接的个人关系，那种可以谈起爱的关系，最大程度上肯定存在于真正的爱中，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于友谊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直接表达自我，不依赖各自与世界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来自不同组织的人仍然可以成为私密朋友。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如果把爱带到谈判桌上，我说得难听一点，那会是非常大的祸患。p95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我知道人们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但我不能说我喜欢付出代价。p97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人们从来都不是在孤独中获得人性。p106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工人阶级或其他什么人。实际上，我只爱我的朋友，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其他的爱。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我一直都喜欢活着，但不至于要永远活着。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愉快的同伴——完全不忧郁。疾病会让我非常不快，让我讨厌或更糟。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是最活跃的，而当我完全和自己在起的时候，我是最不孤独的。（加图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思考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是我认为，不思考是更危险的。所以我不否认思考是危险的，但我想说，不思考更危险。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我现在确实认为，恶永远只是极端的，但绝不是激进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性。正是因为它像真菌一样在表面继续生长，所以可以破坏整个世界。而只有美好的东西才是深刻的、激进的。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如您所知，已经有很多人试图在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精神历史中挖掘纳粹主义的起源。我认为这些尝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一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实际上是其无底线的无意义性，而这些尝试恰恰对这一特征避而不谈。有些东西可以从阴沟里长出来，没有任何深度，却掌控了几乎所有人，这正是这一现象的可怕之处。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思考总是意味着批判性的思考。而批判性的思考总是意味着要反对。实际上，所有的思考都破坏了僵化的规则、普遍的信念等。在思考中发生的一切都要接受对其自身的批判性审查。也就是说，没有危险的思想——原因很简单，思考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是我认为，不思考是更危险的。所以我不否认思考是危险的，但我想说，不思考更危险。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意见的分歧从未完全消除。但通过这种交流，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丰富，正如他说的，我们“毫无顾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保留。我不会想：哦，我不应该这么说，这会伤害他。我们都深深地信任我们的友谊，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它。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如果没有年轻时的疾病干扰，一个人在与他相关的其他人死亡时，通常也在准备着他自己的死亡，就像世界，或者说一个人自己的那一小块世界正在慢慢死去，从人的角度，而非“存在”的角度来看，的确是这样。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马克思不理解统治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他有利的；因为他完全不相信，有人完全是为了权力而想要权力。马克思从未有过这种设想。权力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人要求统治另一个人，我们需要法律来阻止这种情况。马克思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您是知道的，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认为，如果让人们接管自己并改变社会——社会使人堕落——那么人将重新出现。人将再次出现——愿上帝保佑我们！——这种乐观主义贯穿历史。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彩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晚，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通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面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我们过去一直都无法接受的不是受害者的人数，而恰恰是这些大屠杀者少得可怜的愧疚感，以及他们所谓的理想中包含的下意识的卑劣。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有形之物当中最不持久的东西是那些为生命过程所需的东西。这些东西几乎在生产的同时就被消费掉了，用洛克的话说，所有这些“真正用于人的生命”，用于“维生之必需”的“好东西”，“一般都是很短命的，如果它们不被使用，也会自行腐烂和消亡”。在世界上作短暂停留之后，它们就要么被人的动物生命过程所吸收，要么以自行腐烂的方式，回归于产生它们的自然过程，由于获得了一个人为的形状，它们在这个人造物的世界上取得了一个短暂的位置，但又比世界的任何其他部分更快地消失了。就世界性而言，它们是所有事物当中最不具有世界性同时又最接近自然的东西。虽然它们是人造的，但它们来来去去、产出复而消费的过程，与自然界不变的周期循环过程最为一致。循环是生命有机体的运动方式，人体也不例外，只要它能经受住这个弥漫其存在并让它活着的过程。生命是个无所不在地消耗着耐用品，磨损它，把它用光耗尽的过程，直到最终死亡（所有微小、单一、往复的生命过程的结局）后，返回到自然界无所不包的巨大循环当中。在那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有自然物都一成不变地，无休止地重复运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生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 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才一直想要“幸福”，并认为有死之人是能够幸福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的确，思想象它所激发的艺术品一样无用。甚至思想不能把这些无用的成果据为己有，因为它们以及所有伟大的哲学体系都几乎无法严格地被称为纯粹思考的结果，因为艺术家或书写的哲学家必须中断思想过程，才能把思想转化为作品的物质形态。思考活动像生命本身一样无情和周而复始，思想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与生命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答之谜；思考过程如此深地弥漫于人的整个存在，以至于它的开端和终结就相应于人生命本身的开端和终结。因而，思想虽然激发了技艺人在创造世界方面的最高级生产，却决不是技艺人的特权；只有在技艺人超出他自身的限制，好高骛远地开始生产无用的东西，生产与物质和理智需求无关，与人的肉体需要乃至对知识的渴求都不相干的东西时，思想才真正开始成为他艺术灵感的源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生命从无机物中发端，对于无机过程来说是一个无限不可能的事件，正如从宇宙变化的角度看地球的形成，或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生命的出现，也是无限不可能的事件一样。新事物总是以颠覆统计学规律和概率的形式发生的，而对于一切现实的日常目的来说，规律和概率就等于确定性，因此新事物总是以一种奇迹的面目出现。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总是可以从他身上期待未曾预料的事情，他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一点又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就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而言，真的可以说在他之前，无人在此。如果行动作为“开端”相应于诞生的事实，如果它是诞生性（natality）的人类条件的实现，那么言说就相应于差异性的事实，是复数性的人类条件的实现。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创造性天才那里，人比作品高贵的状况颠倒了，以至于他发现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还要和自己的创造物竞争，虽然他比它们生得早，但最终它们比他存在得更长久，这与其说是天才的光荣，不如说是天才的困境。因为所有真正伟大的天赋都保有的荣耀是，具有天赋的人总是比他自己完成的产品更高贵，至少他是创造力的活的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他是谁，并始终独立于实际的工作过程和他所成就的事物。天才的这一困境是如此真实，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作者和作品次序的颠倒登峰造极；最让人气愤，而且有时在民众身上激起的怨恨多过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的虚假优越感的是，甚至他们最槽糕的作品，都很可能受到比他本人更好的待遇。而“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在于他不受这种“可怕羞辱”的触动，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或文学工作者“感到他变成了他作品的儿子”，他注定了要“从如此这般地被局限于其中的一面镜子里”来观察自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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