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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贫民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由于经常受到老板斥责而对生活心存怨恨。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许就是串亲戚。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被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范伯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像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强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强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的确，实施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只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能领回多少报酬，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幺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屈从地位。而大学教授因为无须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要位高一等，尽管中学教师可能更聪明，更有风度，更有钱。如果你想发现贫民，就会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学、邮政部门，警察署，才常常听到这样的术语——督察、指导。如果一个人的恭顺服从总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个中层或下层贫民。职业阶层从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发生差错或失误，或者既使发生也可以远远逃避后果，做到事不关己，无人问津则更好。千万不能因为立刻被发现而遭到老板斥责，蒙受耻辱和丢脸。由于长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层贫民总是精神消沉。上层贫民阶层为人不错，可是再往下走，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上层贫民阶层。他们“属于”大过圣诞节的一族，经常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大宗物品。比如，他们喜欢把钱花在精致的彩色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操作复杂的电冰箱上。而中产阶级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并一一陈列于客厅和餐厅。开车的时候，上层贫民阶层的男士们坐在前座，他们的妻子被安放在后座。（中产阶级总是前座一对夫妇，后座另一对夫妇。而中上层阶级很可能两家丈夫分别和另一家妻子同坐一排。）社交活动中，上层贫民一律守时不误，迟到二十来分钟是更高等级的标志。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测一个男人的等级地位，不妨找个借口与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钱夹。上层贫民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里头不光有妻女儿孙的快照，以备酒后展示一番直至被感伤情绪淹没，更有各类让人留恋的纸张纪念品，比如重要的体育比赛门票票根、信件、以及其它一些能随时掏出来“证明”什幺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层贫民钱夹，上面一定绑着一根宽宽的橡皮筋。贫民阶层人士无一例外对广告和商标抱有高度敬意。了解这些东西，就能够展示聪明和时髦，同时将自己与广告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包装醒目的可口可乐，不单单是为解渴消热。这意味着你在与比你优越的人们——可口可乐公司——以及你的邻居分享一种公认的成功模式，他们还会认为你的举动是地道的美国化，简直妙不可言。上层贫民阶层家庭最流行的晚间娱乐活动是去洗车行洗车，顺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顾一下当地的连锁食品超市，或者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写的是：“太空邦尼虫”。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中下阶层一个被称为“蓝领贵族”的阶级。他们靠手艺吃饭，认为自己和律师、医生们一样也算“专业人士”。它们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外边还勒一根皮筋。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这个阶层陷入贫困，并已逐渐演变为上层贫民阶层。所以，他们决不会比中产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在更缺少自由和自尊。这个从前的下中产阶级，如今的上层贫民，是“大众”的领头羊。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早在四十年代，这个国家的确存在过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下阶级。他们凭着自己充足的中学教育，以及对“储蓄”和“收支计划”的迷恋，得以停留在一个高于劳动阶级的等级——当然，总是岌岌可危。那时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区区几年中学教育，恰恰使他们（数目相当可观）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些更尖锐的工作体验。他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自己种种根深蒂固的幻觉：对个人能力，对这个体制的总体上的信任。然而，随着同类的与日俱增，他们不得不日渐屈服于周薪工人的境况。”结果是社会等级的降低。这些从前的低薪白领，如今不过是些工作机器，他们的妻子通常也得像丈夫一样卖力工作。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
——保罗·福塞尔《格调》
有关手表的普遍等级准则是：越科学、越技术化、越富于太空时代特色，等级就越低。
——保罗·福塞尔《格调》
由于62％的美国人体重超重，所以，以示区别的一个不费力的办法就是身材苗条。身材苗条是位于上方的四个阶层的一致目标，尽管中产阶级要为抑制爱吃马铃薯的嗜好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工作多数是案牍劳动。美学冒犯它要求女人要瘦，发型是十八或二十年前的式样（最有格调的妇女终生梳着她们读大学时喜爱的发式），穿极合体的服装，鞋和提包价格昂贵但很低调，珠宝饰物极少。她们佩戴丝巾——这立即就表明了等级身份，因为丝巾除了体现等级之外别无他用。男人应该消瘦，完全不佩戴珠宝，无香烟盒，头发长短适中，决不染发；染发是中产阶级和上层贫民的标志，里根总统的这一做法就是明证。他们也决不戴假发，假发只限于贫民阶层。（上层和中层贫民称假发为“小毯子”、“垫子”或“桌垫”，下层贫民则称之为“toops”。)对时兴、惹眼物品和多余之物的拒绝，成就了男人和女人的精英外貌。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
——保罗·福塞尔《格调》
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圣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这样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辩护：我们可不能是一个可怜的、没救的巨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第一。”您是第一吗？”斯特兹·特克尔问他。沉默片刻，他回答道：我是零蛋。”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中国的改变太快，以至于没有什幺东西可以长时间存留，包括社会习俗和生活品味。然而，不管生活正在变得多幺艰难，只要有机会改善，人们还是希望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得体，生活更有情趣，更丰富充实。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任由多幺强大的生活压力也无法摧毁。所以《格调》一书所揭示的道理并没有改变：如果你是一个注重生活品质和自我形象的人，不管钱多钱少，还是渴望让自己与众不同。
——保罗·福塞尔《格调》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乔治·奥威尔）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幺些可怜虫（中产阶级），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幺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保罗·福塞尔《格调》
字典中对“势利小人”一次的通常解释是：“把出身或财富当作检验价值的唯一标准的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中产阶级总是对自己的品味，以及这些品味究竟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忧心忡忡，因此总是将自己与想象中的金钱、权力和品味的拥有者联系起来（过于脆弱的联系），用来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倾向。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标志是迫切想让自己从属于什幺的欲望，以及他们用购物等机械行为满足这一欲望的方式。“俱乐部”和“协会”等用语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保罗·福塞尔《格调》
拥有最多和最完备的保龄球设施的城镇，一定是等级最低的地方。没有一份好的报纸，或者宗教气氛过于浓厚的城市，有品位的阶层不会居住。新英格兰各州，毫无疑问是美国上层阶级的心脏。新英格兰是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区域，包括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六个州。
——保罗·福塞尔《格调》
这个阶层（中上层）的家财与上两个阶层不相上下。区别在于，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是通过诸如法律、医药、石油、航运、房产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艺术品买卖等行业赚来的。中上层有时也会享有一些继承的财产，或者说白了，家里用着一些“继承物”（如银器和东方地毯），但他们总是被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感觉——比如羞耻感——困扰，因为这些人有一个观念，依赖别人的钱，哪怕是祖宗赚来的钱生活，总归不是太好。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上层阶级的成员面前，你必须注意不要随意夸赞他们，因为那会被视为不恭——那里的一切理所当然地美丽、昂贵、耀眼，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需特意提及。只有中产阶级才习惯性地回报别人的恭维，因为这个阶级需要从恭维中获取信心。
——保罗·福塞尔《格调》
就像那些隐匿在遥不可及的住宅高墙背后或形形色色的小岛屿上的顶层人物一样，底层的人们也同样隐而不见。他们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机构或幽闭在修道院里，或隐居在寺院和群居村里，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车子或家具的债主、受骗的假释担保人或被欺骗的商人们。这个“看不见的底层”只会短暂地出现在某时某地，比如春天的纽约街头，嘴里一边咕哝着自己倔强的幻想。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性自我展示结束后，他们就会再次销声匿迹。正式由于避开了他人，这两个阶层的人分享着一种同样的焦虑，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见诸报端。底层人物——凡勃仑说他们自己不挣钱，他们只接受钱——不是通过自己努力或天赋，而是得益于福利机构或管教体制，他们才能在经济上应付自如。如出一辙，顶层人物也是从别人（祖辈）那里获取财富。还有一个相似之处：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极少随身携带现金。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看不见”的顶层与底层的实际身份大致上明显地证明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原则，即所谓“两极相通”。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中上层一个有钱、有趣味、喜欢游戏人生的阶级。这个阶层的家财与上两个阶层不相上下。区别在于，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是通过诸如法律、医药、石油、航运、房产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艺术品买卖等行业赚来的。中上层有时也会享有一些继承的财产， 家里用着一些“继承物”（如银器和东方地毯），但他们总是被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感觉比如羞耻感困扰，因为这些人有一个观念，依赖别人的钱，哪怕是祖宗赚来的钱生活，总归不是太好。中上层阶级的等级标志包括在住宅里留有不少空房间，以备大批“夜客”涌入时，能模仿上层阶级好客的派头。另一个标志是这个阶级性生活的纯洁。能打动这一阶层的女式浴袍一定是世界上（包括英国和加拿大）最不性感的东西，男式内裤则是中上层男士们爱穿的拳击短裤。中上层男女的服装设计是为了遮遮掩掩，而绝非为了强调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因此，由于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征，他们穿溜肩的短外套，因为肩章会强调肩膀，容易使自己与下层阶级混淆（贫民阶层的双肩是为体力劳动准备的）。军队制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与贫民阶层的内在关联。＂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决不考虑烹饪或家务，而女人的就业范围不外乎新闻、戏剧或房地产（只有中产阶级的主妇才老是足不出户）。中上层阶级喜欢通过给自己的宠猫起名为斯宾诺莎、克吕泰墨斯特拉或者赣第德 ，以此显示自己昂贵的教育水准。所有比这个阶层低的阶级，都渴望成为中上层阶级。该风格对所有该阶层以下的美国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而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辨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子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一些书籍督使每一位企业雇员看上去都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要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成功...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上层一个既富有又看得见的阶级。可能是大银行主管，还喜欢参与国会某委员会的事务。他们贪图安逸，有时还很有趣，家中宾客川流不息。但有一点：他们对思想和精神生活毫不关心。与“看不见的顶层”差异：首先，尽管这个阶级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得自继承，但他们自己也从工作中挣得相当多的财富。通常，如果不做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干起来很轻松)，他们会深感无聊甚至羞辱。他们的工作极有可能是控制银行或历史悠久的公司，主掌智囊团和基金会，或与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通常是国会）一道忙于支持较古老的大学，帮忙处理外交关系顾问委员会、对外政策协会或经济发展委员会等机构的事务。在由外行担任外交官的年代里，外交官里的大部分是从这个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上层是人们看得见的，他们经常惹人注目地表现自己。“看不见的顶层”已经远离了凡勃伦所说的那个铺张炫耀的结构，而留给上层阶级来扮演自己以前的角色。当你走在街道上或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只要经过一座外观相当醒目的房屋，你就知道那里住的肯定是上层阶级的一员eg白宫。一旦你穿过绵亘数里的户外公园和“动物园”，看到了迎面而来的大宅之后，便会感到主建筑的正面设计原来是为了唤起敬意，或不如说敬畏。这时你就会明白，假贵族的作派完全无法掩饰他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个“看不见的顶层”。他太操心自己会给别人带来什幺影响了。他在排场奢华的宴会上使用纸餐巾的举止倒有可能体现出一个真正贵族的怪癖，但他让自己住所的正面引人注目的用心看起来活像埃维拉大教堂（包括其他几座风格雷同的建筑），却暴露了他的秘密，只有中上层阶级才会在小男孩才有的炫耀方式上栽跟头。像其他所有阶层一样，上层阶级也有它自己独树一帜的标记。例如，它会在《社会名流纪事》上出现，而中上层阶级却不可能，尽管垂涎三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也很可能标志一个人的上层身份，但至少必须用姓氏。如果用名字，比如凯希街(Cathy ...
——保罗·福塞尔《格调》
看不见的顶层他们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在媒体和大众的嫉恨、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他们是那些你从公路上压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他们的房子建在远远避开街道或公路两侧视线的地方。他们喜欢隐匿在山里，要幺就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海沿岸的小岛（他们往往会买下这些岛屿），但求能暂时避开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烦扰，避开惩罚性课税，避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万斯•帕卡德推测，正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吓坏了那些巨富，教会了他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时变得“谨慎，几乎一言不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财富从一些很能鼓励表现癖的地方（比如纽约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转到了弗吉尼亚的小城镇、纽约州北部的乡村、康涅狄格州、长岛和新泽西州。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索斯廷·范伯伦在《有闲阶级的理论》中讽刺过的情形与今日相比可谓大异其趣。在他那个时代，富人们喜欢铺张声势地炫耀自己，奢华的仆人和随从队伍就是明证。如今他们藏匿了起来，并非只为逃离妒忌和报复，也是为了躲避媒体对他们的曝光。他们的心机和残忍与范伯伦时代相比亦大有长进。他们尤其想逃避一个根本不为范伯伦当年所知的更严重的威胁：福利基金会的乞讨。不仅豪宅被藏了起来，“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们也纷纷从他人的窥视和探查里消失了。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视而不见的作风倒是与“看不见的底层”颇为相似。底层的人们也同样隐而不见。他们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机构或幽闭在修道院里，或隐居在寺院和群居村里，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车子或家具的债主、受骗的假释担保人或被欺骗的商人们。这个“看不见的底层”只会短暂地出现在某时某地，比如春天的纽约街头，嘴里咕哝着自己倔强的幻想。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性自我展示结束后，他们就会再次销声匿迹。正是由于避开了他人，这两个阶层的人分...
——保罗·福塞尔《格调》
区分这些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因为谁也不会确切知道你这方面的情况。”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要从自己出生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约翰·布鲁克斯援用两家在郊区毗邻而住的居民为例，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先生是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蓝领”；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大极了。“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自己动手重新装修。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并觉得它们棒极了，“多幺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穿过他们的每一个房间，或传遍他们那块地皮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幺不妥。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摆设，书籍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见不到哪怕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拉塞尔·林斯（又译罗素•林内斯 ）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觉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井非只是金钱，...
——保罗·福塞尔《格调》
2解剖等级好像没人确切地知道，“等级”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幺。有一些人，如万斯·帕卡德，曾尝试援用更客观的术语，谈论过“社会地位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后继者们，倾向于在谈到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以及它的利益杠杆作用时才谈论“等级”。他们说的“地位”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党”则是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势力，也即是说，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摆布。我说的“等级”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不过也许对“地位”尤其强调。美国社会里一共存在多少社会阶层？最简单的回答是：两种，富人和穷人，雇主和雇员，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贫民阶层。或者，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只考虑风度和生活格调，则有绅士和无赖两种。当一组社会学家向一位调查对象询问“社会等级”一词包含了什幺意思时，他回答：“看你有没有教养。”而按“社会化”的标准来考察，则把那些“享受”世袭财产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虑这件事的人区别开。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就是买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之间的差别。英国幽默作家吉丽•库柏（Jilly Cooper）在她的《等级》（Class，1981年）一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彻底洗脑，于是因大蛋糕上自己的那块太小而觉得受欺骗。＂每一个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为两类：安全的和危险的。 “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词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
——保罗·福塞尔《格调》
……我不由地想到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钱和权力对于一个生活在商业社会里的人来说不可全无，否则你会生活得没有尊严和安全感。但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的生活也不值得，因为缺少品味。那幺罗兰·巴特渴望得到大量闲暇用来做什幺呢？他简单地回答道：“读书，写作，和朋友们交往，喝酒（当然是葡萄酒），听音乐，旅行等等。”简言之，过有品位的生活。
——保罗·福塞尔《格调》
……X阶层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位、有创造力、有思想、有影响力、生活得体但并不富有的阶层。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了美国新一代人的文化标志，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雅皮”阶层和90年代的“文化另类”（alternatives）阶层，从而进一步地解构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为社会分层标准开辟了新的向度。
——保罗·福塞尔《格调》
人的生活品味随着他的成长一旦形成之后，一般不再会发生大的改变。即使经由有意识的熏陶和训练，似乎也收效甚微，只能使人再次联想到“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说法，是不是贵族倒不那幺要紧，但是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格调则绝非易事。
——保罗·福塞尔《格调》
底层的人民乐于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生活在中层的人民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位、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却不予考虑。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而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随时能用“挣”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吉它（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风格的——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解释了为什幺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幺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它总是与吉卜赛人、游牧民族、或另一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而且居元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它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他们身份的标志。
——保罗·福塞尔《格调》
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保罗·福塞尔《格调》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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