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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

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那个我曾经极力逃离，却在记忆里又一派田园牧歌的地方，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的日子，躺在麦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顶看云的日子，在古树下乘凉的日子，等待炊烟升起的日子，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那一个个瞬间绵延起来，时常抚慰和治愈在钢筋水泥里生活的我。如果有一天，我从深圳离开，回到田园，变成一无所有的人，母亲会支持我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来，父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走出来，在城市的缝隙里获得一个位置。她不能容忍我轻易放弃。尤其是，母亲为了这一切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更不能容忍白吃苦。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现在回想起姑姑，会伴随着很多“如果”：如果她没有在建筑工地上接触大量油漆之类的化学涂料；如果她没有长时间在经常吸收汽车尾气的修理厂洗车，如果她第一次发现肚子胀吃不了东西的时候就去西安检查；如果身边的亲人能多关心她一点…她打工十年挣的钱，最后大部分都给了医院。但没有人能指责什么。秦岭南麓的商山地区，除了部分小县城，大部分山区属于典型的险山恶水之地。那里的人们不仅面临着地理上的闭塞，也面临着信息与精神上的闭塞。父辈的挣钱方式沿用着非常古老的路径——熟人介绍。以至于，我的部分亲人及一些乡民总是去矿山，去建筑工地，去修高速路、修隧道…去干那些又苦又累又伤身体的工作。这些挣来的血汗钱，他们自己舍不得花，大多用在自己儿女身上，或者一分一毫攒起来，在城里买房，给儿子要媳妇。生病，一般都是去认识的那几个乡村医生那里抓点药；再严重点，就勉强去大医院做检查；到完全吃不了东西了或者疼痛难忍了，才会真的动身“上”西安。常常，从西安回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一种群体性悲剧。我总是听母亲说，她认识的乡里乡亲“突然”就得了重病，然后病逝的消息。他们经历了跟我姑姑相似的一生，如杂草一般，顽强地生存，一场大风刮过，有的还能爬起来，有的便湮灭了。他们活得很用力，面对这些普遍性的悲剧，人们似乎也总结不出什么，也不知道该怪谁。说到最后，似乎只能归结于，他们的命不好，姑姑的命不好。这是陕南腹地乡下人的悲歌。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却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洁员们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满随机性。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已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减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在那事实上已经荒芜的故园里，过去没“钱”可挣，现在更如是。年轻时的父母，正是奔着能让子女走出去才背井离乡，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回归田园的生活，却变成了一场虚构的幻梦。这个梦，在深圳这座抹去农村的城市，在这个连家中的阳光也要靠更多钱才能买到的城市，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鸟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养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这像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他们用苦力换钱，养大了孩子，但孩子并没有如预想中那般，获得争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们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继续托举家庭。 “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是一个“坏”女儿。十分了解，母亲的软肋是她真诚、耿直、激烈又毫无保留的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那是1989年秋天，正是黄豆收获季节，母亲刚嫁给父亲不久。母亲嫁给父亲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外婆强迫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牺牲了自己，给自己最小的哥哥（我六舅舅）找到了老婆，也就是我姑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我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命力，眼神亮晶晶的，充满喜悦。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我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年轻时的她并不爱我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那一天吵完架，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七年前，当我选择了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我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我一样是“小镇做题家”，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母亲在亲人面前哭诉我的种种不是，不能自已。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母亲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7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要去附近一个家庭做家政；下午6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1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2000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晴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深圳这座城市最流行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另一句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用《向深圳学习》书里的说法，这些老人也跟这座城市一样，要赶在真正老去之前，完成对失去时间的救赎。深圳由一个渔村变成一座超级城市，是打开大门拥抱世界之后，与失去的时间赛跑的结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不喜欢跟人一起，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需求。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失败者”。我会在心里默默远离这种人。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诚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青春期的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母亲。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的新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初三，我转学到更远处的镇上，我的同龄人总是上学上着上着就消失不见。那些能结伴跟我去学校的人越来越少。我在路上遇到在河边玩水的女同学，她很冷静地告诉我，下周她就不来了。她们有的被提前招生去了职业学校，有的跟着家长去打工，有的淡起了恋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深圳这座城市最流行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另一句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用《向深圳学习》书里的说法，这些老人也跟这座城市一样，要赶在真正老去之前，完成对失去时间的救赎。人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和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约束，活得更真实。最重要的，我很确信，她爱我。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虽然我很想用真名，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在深圳继续做保洁工作，有的保洁员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做保洁。他们很少在老家的人面前说自己在做的工作，我妈妈也是，他们用贬低自己工作的方式来评价自己，并不认同自己所从事的“保洁员”职业，认为这是“下等人”做的事。她总觉得相比那些拿着养老金的老人，她自己没有一点用处。亲戚朋友问起来，妈妈总含糊其辞地说：“挣点小钱。”有的阿姨下班后，会先去洗手间把工服换掉，穿上自带的衣服，把发箍摘掉，头发重新扎起来，不想被人认出是一个保洁员。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这里是深圳，每个人最终都要相忘于江湖.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是那么传统，愤怒，激烈，控制。我想如若我是生活在民国之前，我的母亲估计是那种会按住号啕大哭的女儿给她包小脚的母亲。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因此，她总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所”。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与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个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动来做保洁，而是被动卷入进来，把保洁工作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有人在观摩圣诞树的美丽，有人在圣诞树下捡拾垃圾。母亲还从未见过如此热闹又花花绿绿的景观：“花了很大代价造给人看。”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经理开会的时候当着其他保洁员的面表扬老董：“你们都向老董学习，老董做的都不用我管。”但除了口头表扬，老董从未得到过物质奖励。直言意的。意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那事实上已经荒芜的故园里，过去没“钱可挣，现在更如是。年轻时的父母，正是奔者能让子女走出去才背井离乡，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回归图园的生活，却变成了一场虚构的幻梦。这个梦，在深圳这座抹去农村的城市，在这个连家中的阳光也要靠更多钱才能买到的城市，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个我曾经极力逃离，却在记忆里又一派田园牧歌的地方，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的日子，躺在麦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顶看云的日子，在古树下乘凉的日子，等待炊烟升起的日子，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那一个个瞬间绵延起来，时常抚慰和治愈在钢筋水泥里生活的我。如果有一天，我从深圳离开，回到田园，变成一无所有的人，母亲会支持我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来，父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走出来，在城市的缝隙里获得一个位置。她不能容忍我轻易放弃。尤其是，母亲为了这一切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更不能容忍白吃苦。故乡也并没有我的“田园”，父母不在那里，那里便只有一日比一日更加破败的房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妈妈，我提醒她，这里是深圳，每个人最终都要相忘于江湖。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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