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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期法······我们似乎是要把任意选择的、如钟摆一般千篇一律的节奏强加给历史,这种所谓的规律性与历史本身的发展是完全不相符的,也是行不通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学家无法脱离时代,但是,历史的长河波澜起伏,历史学家有时也要考察跨越时期的连接各种现象的长风巨浪,在某些非常时刻,这些激流往往会变成强有力的漩涡。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文明与人一样,绝不像机械排列的单人纸牌游戏,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认识绝不会导致对整体的认识,它甚至对部分也不能认清。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如果评判只是为了合乎解释,那么,读者尽可略过这些评判,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白分明的画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这种态度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帕斯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都愿像上帝那样,判定此为善彼为恶。”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又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空洞的责难···空洞的翻案···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许多史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歪曲的。错误的因素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错误的说法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它也就成了一面反映集体意识的镜子。······这说明思想受到世俗成见的束缚,视线就会模糊,证词也会失真,他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所谓的常识往往不过是一些荒唐的假设和仓促归纳出的经验之混合物。······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常识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把一时的观察所得拔高为永恒的真理。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P21-22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有有兴趣,只是因为把它当做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P14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P10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每一门科学本身,仅代表知识海洋的一点一滴。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亦不可囿于历史。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布洛赫一再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一一现在一一保持不断的接触。“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戴波《有为》
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戴波《有为》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和亲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或者说为何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匈奴停止骚扰汉朝,这是因为和亲所带给匈奴的最大收益,或者说匈奴真正贪图的,实质上是汉朝所供奉的财帛粮食,而非公主。这些财物能够满足单于王庭一时的生活需要和享乐需求,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的资源缺乏问题。同时匈奴国家是部落联合形式,诸多大小王分草场而治,每个单位独立性都非常强,各部落联系并不像农业城居社会那么频繁,单于对各部日常生活的控制,也不像中原帝国天子对四方那么严密。即使单于本部能够和汉朝保持相对和平,也不能保证左右贤王之下各部在冬天到来时都不用劫掠就安然无恙、衣食无忧。 故此汉朝对匈奴前期的和亲,本质是以财贿赂、花钱消灾,公主的出嫁只不过是完成一种契约的仪式感,让整个事件看上去更冠冕堂皇一些,至少在表面上形式上,双方似乎结成了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用更不堪的话来说,公主只不过是合同中的一个“添头”。
——戴波《有为》
正因为有着如此作用,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决然不会放弃任何一条似真或假的史料,它们在荒诞或虚构之下,往往隐藏着最真实的细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所谓的“正史”和“野史”作一解说。初级历史爱好者凡谈及“野史”,总是抱以鄙夷,觉得不值一哂。其实正史之义,只不过是指以特定体例编成的官修史书,除此之外都称野史。“正”和“野”,并非“真”和“假”的区别。当然,官方掌握的资料资源更丰富,人才更充沛,技术更高超,理论上可信度能够做到更高;但官方同时也有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修改涂抹、美化丑化的需要,而私人著述有时反而可以避免这一点。所以从真实性而言,不可仅凭正或野一概而论。应当理性认为,无论哪一种史料,都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 学习历史,首先要摈弃掉只有正史才是历史这一陋见。
——戴波《有为》
我们需要理清的一个思路是,即便是谣言、传言,在它被编造出来时,也希望说服别人,让别人相信,所以它背后的推进逻辑,必须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以及符合基本的事理。恰恰这一点,使得谣言、传言成为研究者观察历史时代和古人观念的上好材料。
——戴波《有为》
第二日的太阳和死亡威胁一同升起,匈奴毫不留情发动了新一轮攻势,汉军虽知不敌,仍然坚持着力战,没有表现出任何放弃或投降的念头。这样的坚持可能徒劳,却并不无谓。鲜有人喜欢战争,但既然走上战场,就有值得为之伸张不屈的气节。
——戴波《有为》
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戴波《有为》
抛开此文用意不谈,其内容倒真正涉及一个拷问: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戴波《有为》
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有为》
秦历也叫颛顼历,其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十月作为一年岁首,这也是本书屡屡强调的要点。一般认为汉承秦制,也直接继承了秦朝历法。 (颛项历)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戴波《有为》
从马邑之谋开始,刚刚通过和亲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就此结束。匈奴对于边境的骚扰变本加厉,不可胜数。不过民间的关市照旧,互通有无。政治决裂了,生活还要继续。
——戴波《有为》
“代理”时间的长短,完全看前任皇帝驾崩、现任皇帝即位发生在一年的哪个时间段。比如,秦始皇死于七月,秦二世胡亥仅需等待两个多月就可改元,进入自己的元年;汉高祖刘邦死于四月,孝惠帝刘盈因此等了五月有余;刘盈死于八月,他的儿子少帝刘辩要改元,只需等待一个多月,但其时真正执政者为太皇太后吕雉;吕后死于七月,九月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发动政变,共诛吕氏,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时间凑巧在一年之尾,他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新纪元;刘恒死于六月,儿子汉景帝刘启等了三个多月才改元;汉武帝刘彻等待的时间最长一将近九个月。
——戴波《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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