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

经典语录

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很大程度上，前现代所有劳动者的社会处境一被奴役和被贬入家庭的事实，首先要归咎于人之条件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来说是其存在本质的生命，对人却变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人内在地“抗拒（生命的）空虚无益”。生命是所有负担中更沉重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它就是被感受为生命自然条件本身。奴役生活无所不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他把劳动和生育理解为同一生命繁殖过程的两种方式的基础上，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地显示了他思想的水准和他对现象实在的忠实描述。劳动对他而言是“一个人自身生命的再生，保证了个人的存活，而生育是“另一个生命的生产”，保证了种族的延续。从年代顺序上来说，这个洞见始终是马克思思想从未忘却的源头。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城市国家的法律既不是关于政治行动的。它实质上是一堵墙，没有这堵墙，就只会有一大片房子，一个集镇（asy），但不会有一座城市，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个像墙一样的法律是神圣的，只有它围起来的东西才是政治的，没有它，一个公共领城就无法存在，正如没有篱笆圈住，一份产就不安全一样。前者包围和保卫了政治生活，后者遮挡和庇护了家庭的生物性生命过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理性，在笛卡尔和在霍布斯那里一样，都変成了“根据结果计算”，变成了演绎和归纳的机能，即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自身之内发动的过程。这个人的心灵（就仍处于数学范围而言）不再把“2+2=4”理解为一个等号两边处于不证自明的和谐中的等式，而是理解为种思考过程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2+2”变成“4”是为了生成下步的加法过程，最终导致无穷大。现代把这种能力称为常识推理，其实是心灵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当心灵与所有现实隔绝而只“感知”自身时，它就开始自动运转了。游戏的结果就是必须接受的“真理”，因为据说一个人的大脑结构跟另一个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区别一样。如果有区别的话，只是智力上的区别，可以像马力一样加以测试和比较。这里，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老定义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精确性：在人丧失了共同感（由于它，人的五种动物性感觉才与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世界相应）之后，人类确实变成了能够推理，“根据结果计算”的动物。（22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虽然我们没有实际地站在阿基米德想要站的地方（ dos moi pou sto），仍由于人类条件而囿于地球，我们却找到了一种在地球自然之内对地球采取行动的办法，仿佛我们可以从地球外部，从阿基米德点上来处理它。冒着危及自然生命过程的危险，我们把地球暴露给了完全异在于自然家园的普遍宇宙力量。（20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衰落；地球在经济和地理上的菱缩，以至于繁荣与萧条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人类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实体（直到我们的时代之前，它还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或人道主义的指导原则），其成员从地球上相距最远的地点会面所需的时间，也少于一代人以前一国内的成员会面所需的时间一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这一发展已经开始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し正像家庭及其财产被阶级成员及国家城所取代一样人类现在也开始取代民族国家社会，地球取代了有限的国家疆域。但无论未来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由剥夺发起并以财富的不断增长为特征的世界异化过程，都将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形式，假如允许它按自身内在的规律发展的话。因为人不能像他作为他们国家的公民那样成为世界的公民，社会成员也不能像家庭和家庭成员拥有他们的私人财产那样，集体地拥有财产。社会的兴起必然同时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和私人领域的衰落。一个共同的公共世界的衰微，对于孤独大众的形成是如此关键，对于现代以意识形态的大众运动为特征的无世界思想态度的形成，又是如此危险；但公共世界的暗淡无光，开始于人们丧失了他们在世界中私人所有的部分这一更有形的损失。（20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子社会的某些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从而，资本积累并没有导致停滞（这是我们在前现代的富有帝国那里熟知的趋势），而是扩张到全社会，启动了稳步增长的财富之流。这个过程，确如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命过程”，其财富生产能力只有自然过程本身的繁殖能力一一即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足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人类一一可与之相比，而且仍受到它所从出的世界异化原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它不受世界的持存性和稳固性的干预，只要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又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回馈给它。换言之，财富积累过程被生命过程所刺激，又反过来刺激生命过程，我们知道，这只有以牺牲世界和人本身的世界性为代价。（20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从工业革命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就显示了，这种肇始于剥夺并以剥夺来维持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真正胼手胝足、勉强糊口的新劳动阶级，不仅直接处于生命必然性的残酷逼迫之下，而且同时被免除了一切与生命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忧虑和操心。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劳动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被解放的力量，是“劳动力”固有的力量，即生物过程纯粹的自然丰富性，它像所有自然力量一一繁殖以及劳动的自然力量一一样，提供了吐故纳新过程之外的大量剩余。现代初期的这一发展，与过去发生过的同样事情的区别在于，剥夺和财富积累不仅带来了新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而且又回馈给这个过程，造成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饿（202-20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历史上来看，基督教信仰在古代世界的胜利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倒转，这个倒转给那些得知他们的世界注定要灭亡的人带来了希望；而且这的确是超越希望的希望，因为这个新消息许诺了他们从未敢于希冀的不朽。但这个倒转对于政治的尊严和价值来说却是毁灭性的。在那以前，政治活动都从对尘世不朽的渴望中获得它的最大激励，此刻它却下降为一种受必然性支配的低级活动，一方面被指定来补救人类原罪的后果，另一方面被用来满足尘世生活的合法需要和利益。渴望不朽此时仅仅等同于虛荣，像世界赠予人的名声这类东西只是一种象，因为世界甚至比人更容易灭亡；渴望尘世不朽毫无意义，因为生本身就是不朽的。（24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为基督教关于个体生命不朽的“福音”颠倒了古代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把一个最易朽的东西一一人的生命，提升到了不朽的地位，而在那以前，这个地位是宇宙占据着的。（24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不像古代，是世界驱使着人们逃避可能遭受的痛苦和返回他自身（在那样的情况下，痛苦和快乐仍保留了很大程度的世界意味古代各种各样的世界异化形式ー一从斯多葛主义到伊壁鸠鲁主义，到享乐主义和怀疑主义，都为一种对世界的深刻不信任所激发，驱使它们是种逃避尘世纷扰，摆脱尘世所加的痛苦，回到安全的内在领域的强烈冲动，在内在领域中，自我不用面对他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但它们的现代对应物一清教徒主义、禁欲主义和边沁的享乐主义一却相反是被一种对人本身同样深的不信任所激发的；驱使它们的是对人的感觉能否接收现实、人的理性能否接收真理的怀疑，从而也是被关于人的本性的缺失，甚至堕落的信念所激发的。（24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至此也表明了，人只能认识他自己制造的东西的时代信念（对于技艺人的大获全胜来说如此有利）已经被更为现代的过程原则战胜并推毁了，而后者的概念和范畴对于技艺人的需要和理想来说都是全然陌生的。因为功利原则的参照点虽然是人，是用材料来生产对象的人，但它仍然预设了一个使用物的世界，这个世界环绕着人，人在其中活动。如果人和世界的关系不再是稳固的，如果世界之物不再首先从它们的有用性上被考虑，而是或多或少地被当作使它们形成的生产过程的偶然结果，那么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目的，被生产的东西的价值就不再在于它实现了预先规定的用处，而“在于它对其他东西的生产”，那么就会带来这样的疑惑：“它的价值只是次要的，而一个不包含首要价值的世界也不包含次要价值。"（243-24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过，在人们对制造本身的理解中，重点已经完全转移了一从产品和永恒的指导模型转向了制作过程，从一个东西是什么待生产的东西是哪一类的问题，转向了如何生产、通过什么手段和过程来形成，以及能否再生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传统的框架已经被打破了。因为这意味着沉思不再被相信能够带来真理，它失去了在积极生活内的地位，从而也离开了普通人的经验范围。（24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是惊奇征服了人，把人抛入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通过有意识的休止一切活动、停止制造活动，才能达到沉思状态。如果阅读中世纪关于描写沉思的欢乐和喜悦的文献就会发现，哲学家们都想要证实的是，技艺人留神谛听，一听到召唤，就会垂下双臂，最终认识到他最大的渴望是对永恒和不朽的渴望，这个渴望不可能在他的作为中实现，而只能在他意识到美和永恒无法被制造的时候才会实现。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无言的惊奇（作为哲学的开端和终结）以及哲学家对永恒的爱，和工匠对于水恒和不朽的渴望，相互渗透到了几乎无法分辦的程度。不过，哲学家无言的惊奇似乎只是为少数人保留的经验，而工匠对沉思的一瞥则能为多数人所了解，正是这个事实更为倾向于支持来自技艺人经验的沉思。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倾向，他喜欢从制作领域中举例，因为这些例子更接近于一般人的经验。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中，这种倾向性就更为强烈，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某种方式的沉思和冥想。（2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世界异化的极端程度，已经扩张到了最世界性的人类活动，扩张到了工作和对象化，扩张到了事物的制作和世界的建造，这个事实比起沉思和行动、思和行的简单倒转来说，更尖锐地显示出了现代态度和价值判断与传统态度和价值判断的区别。现代与沉思的决裂，不是随着作为制造者的人的地位上升到了先前由作为沉思者的人所占据的地位而达到顶点的，而是随着过程概念被引入制造活动而达到顶点的。与之相比，积极生活内部令人瞩目的新等级秩序（制作现在占据了从前由政治行动所占据的地位）也变得无足轻重了。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就注意到，从政治哲学的开端处，哲学家们对政治，特别是对行动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就已经排除了行动高于制作的等级秩序，虽然这一点在那时还是隐而不显的。（23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在，我们发现过程的概念取代了存在的概念。存在的本性是显现，在显现中揭示自己；反之，过程的本性则是始终隐而不显，只能从某些现象中推断出它们的存在。这个过程在原初意义上是“消失在产品中”的制作过程，以技艺人的经验为基础，因为他们懂得，一个生产过程必定先于每个对象的实际存在。（23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从“为什么”和“什么”的问题向“如何”的问题的转变，意味着知识的实际对象不再是事物或水恒的运动，而必然是过程，从而科学的对象不再是自然或宇宙，而是历史，自然或生命或宇宙的形成史。（23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仅仅是工具装备的进步，致使人必须从技艺人那里取得帮助以获取知识，才让这些活动从它们原来在人类能力等级中较低级的位置，上升到更高地位。更为关键的是制造和制作因素在实验中的出现，因为实验生产着它自己的观繁现象、从而一开始就依机于人的生产能力为了知识的目的而对实验的应用，始终都是这一信念的结果一一人只能知道他自己制造的东西，因为这一信念意味着，对于人不能制造的东西，可以通过猜测和模拟它们的形成过程来认识它们。（23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换言之，实验世界似乎总能成为一种人造现实，虽然这也许大指强了人们制造、行动，乃至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以致远远超出了先前时代的人们敢于梦想，甚至空想的程度，但不幸的是人们再一次（甚至更强硬地）被投入了他自己心灵的牢狱，陷入了他自己创造的模式内。在他向往先前所有时代能够取得的东西，即经历他自己不可能拥有的现实之时，正是他发现自然和宇宙都“逃避了他”之时。而且他发现，个根据自然在实验中的行为所理解的、并与技术上可转化为现实操作的原则相符合的宇宙，实际上缺乏任何可能的表象。这里，新的东西不是那些虽存在我们却不能对之形成一种印象的东西一那类“东西”是人们早就知道的，比如“灵魂”就是其中一个一而是我们看到和再现的物质事物，我们用它们来衡量非物质事物，否则对于后者我们就不能形成任何印象，从而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感觉所予的世界的消失，超验世界也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在概念和思想上超越物质世界的可能性。因而，新宇宙“不仅实践上无法接近，而且甚至无法思考”就毫不令人惊讶，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思考它，都是错的；它或许不像“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肯定比长翅膀的狮子’更无意义”。（2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 natality）和有死性（ 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一一人情物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1。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我打算用积极生活（ vita activa）的术语，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 labor）、工作（work）和行动（ action）。这三种活动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 the basic condition）。劳动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每个个体的居所，但它本身却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存。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 worldliness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 plurality）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今天，在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说，劳动甚至变成了一个如此崇高，如此有抱负的字眼。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现代行为主义理论的问题不在于它是错的，而在于它能够变成真的，它们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某些鲜明趋势的概念化体现。完全可以想象，现代一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蓬勃的进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25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人，当他失去了来世的确定性时，他被回到了他自身，而不是被抛回到了世界；不要说他不相信这个世界可以是潜在不朽的，他甚至不相信它是真的。就他在稳步前进的科学的无批判性和不受干扰的乐观主义面前，打算假定这个世界是真的而言，他也把自己从地球移到了一个比任何基督教的彼岸信仰要带领他去的地方更远的远方。无论“世俗”一词在通常用法上表示什么，在历史上都不可能等同于世界性；当现代人丧失了彼岸世界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贏得这个世界，严格来说没有贏得生命；他被抛回到生命，被抛入内省的内在封闭领城，在那里他的至上体验是心灵的自我推理过程、自己和自己玩的空无一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所剩的唯一内容是胃口和欲望，是他误当作“激情”的无意识冲动，他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因为他发现他无法“思考”它们，即无法对付它们。唯一潜在不朽的东西像古代的政治国家和中世纪的个体生命一样不朽的是生命本身，即人类种群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251-25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古代对政治的评价根源于这样的信念：人之为人，作为在其独特差异中的个体，在言说和行动中确证着自己；这些活动虽然在物质上是无用的，却拥有一种属于自身的持久品质，因为它们创造了官们自己的记忆。从而公共领域，即人们纯粹为了显现所需的一个世界内的空间，比起他们双手的产品或他们身体的劳动来说，更是特有的“人的产物。（16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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