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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工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柯拉科夫斯基指出，有太多的西方知识分子高谈阔论对异族文化的开放性，但实际上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与欧洲中心主义。他写道：“一个欧洲人言称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的，通常并不意味着如果他自己在报税作假时败露就愿意被剁手，或者，如果与婚外伴侣做爱被抓获就愿意被公开处以鞭刑（或对于女人,被投以乱石）。在这种情形中，说这是《可兰经》的律法而我们必须尊重有别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实质上是在说，如果那种情形发生在这儿是可怕的，而对于那些野蛮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这并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其他文化传统的尊重态度而是侮辱，而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说法最不适于表达这种尊重态度”。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该比喻旨在阐明，哲学教育是思想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其意义所在。哲学的目的是实现从物质世界到理念世界的升华。物质世界是感官认知的、可逝的世界，柏拉图将其比作地下的洞穴，而理念世界则是不变的本体（存在）世界。尽管每个人实现这种升华的道路不同，但都需要外界的帮助，所以它势必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努力。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如果信奉苏格拉底的格言——“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幺现代人面对的挑战是：彻底反省之后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吗？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是当整个世界在科学光芒的照耀下变得越来越“光明”的时候，人们却不时地感觉到“寒冷”，对于何为幸福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认为“黑暗，或至少昏暗，是对我们更为合适的环境只有当我们学会在这种有所限制的视野中生活，我们才会幸福。”；他们怀疑“光明”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启蒙的传统预设了知识与幸福的等同，相信“黑暗与寒冷是同在的，而太阳所放射的光芒也将温暖我们”。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在走向雪耻的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话语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走向偏见，成为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所有施米特标举的人民民主式”的政体都未能存活，而现代历史上最为强大而稳定的政体恰恰是施米特认为充满内在矛盾、脆弱而动荡的自由民主国家。这是施米特个致命的错误一不是个人道德或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是作为一个学者在“智识上”的判断错误。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阿伦特认为将宪政的权力和法律锚定于“民族意志”，是一种虚假的解决。实际上，法国宪政历史表明，“所谓大众的意志在定义上就是变幻不定的，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结构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其结果无法避免“不断革命”的命运，因为每一次革命都可以用同样虚构的方式来声称民族意志，来自我授权为不受约束的绝对主权。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在德里达看来，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同样陷入了西耶斯的恶性循环——他们缺乏签署的权威，他们的权威要到签署行动生效之后才得以生成。他认为，独立宣言的作者意识到这种权威匮乏的困境，所以才在“人民的名义”之外还诉诸更高的权威“以自然法的名义，和以上帝的名义”。据此，德里达将奠基看作是一个在正当性意义上暧味不清、悬而未决的时刻。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悲剧的诞生》很像是一次“寻根”旅程——穿越两千年的历史回到了“本源”，回到了罗马基督教之前“伟大、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古希腊”。但尼采实际并不是要退回过去他说“过去箴言只是些神谕卜辞”，只有被未来的建筑师用以开创未来才能彰显其意义。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黑格尔虽然“不是第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发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洞察到“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而在哈项马斯看来，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现代”是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中诞生的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现代”是前行的、向未来开启的时间概念，是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但哈贝马斯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1981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二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什幺是自由主义的界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类似，也具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正如约翰.格雷曾经详细阐释那样，自由主义有不同的面貌，伯林的自由主义版本与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程序正义的）自由主义版本相当不同。而米勒认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都是松散的、有弹性的意识形态，留出了不同的阐释的空间，因而有可能成功地使民族主义的某些形态与自由主义的某些版本形成联盟。他自己的研究曾指出，古典自由主义（以生命、财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主张自由市场和最小国家）的版本，几乎会与任何形态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和抵触，而现代自由主义（强调民主的公民身份、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的版本与某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几乎是天然的联盟。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正当性的论证具有一种持久的激发力量，邀请人们重返“最初的聚集”时刻，重温那个我们一致肯认并郑重承诺的内在于我们的原则，由此来思考自由民主体制下政治生活本来应有的意义，释放出激活积极行动的潜能。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马克斯·韦伯曾以“世界的祛魅”来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但泰勒提醒我们“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西方历史上有许多敏锐的思想家警觉到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及其隐患，泰勒在本书中也有所列举。比如，托克维尔曾告诫，民主时代的人们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尼采指称的“末人”（last man）则是现代文明没落的最低点，他们除了“可怜的舒适”“软绵绵的幸福”之外，生命没有任何抱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杰出的文章往往是学理与评说相映成辉，执着于真理与良知，又避开偏执和狂热，彰显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晓畅却不流俗……所有这些品质都不易企及。何况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问题都会引发争议，而论辩常常让人倾向以“锋利”压倒“思考”。但在我看来，如何对待异己之见和论争对手是对作者学识与品格的某种检测。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新的地平线上，许多确定无疑“原本如此”的信念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如此”的疑问，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是政治秩序的三个制度性支柱。其中国家是权力的化身，而法治与问责制是对统治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对处在现代转向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政体能力”，也就是维护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要比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类型”更为重要。民主解决的是政体的合法性问题，这不能替代政体的能力。当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民主化不仅难以成功，而且可能造成政治动荡。亨廷顿还指出，政治发展有自身独特的逻辑，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逻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如果超越了政治的发展，那幺政治秩序就会出现衰败。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翼联（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为同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当然，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民粹主义者接触，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义那种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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