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问我个人的意见，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幸福，甚至有点不成体统似的。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反正有时候毁坏某种东西也会感到很愉快。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入济欲的保障。比方说，在轻松喜刷里就不允许有苦晚这我知道。在水晶言里。它更是不可思议：苦难，这就是怀疑，这就是否定，也可以怀疑水晶官，还算件么水晶宫呢？然而我还是深信，一个人绝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即绝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痛苦一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唯一原因。起初我虽然说过，在我看来，意识乃是人的最大不幸，但是我也知道，人喜欢意识，绝不会用它来交换任何满足。比方说，意识比二二得四高明得多。在二二得四之后，当然什么也做不成了，不仅无所作为，甚至也不需要去了解什么了，那时候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堵住自己的五官，沉浸于内省之中。嗯，可是在进行意识活动时，虽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即也同样无所作为，但起码有时候可以把自己揍一顿，这毕竟可以使人活跃些。这是倒行逆施，但毕竟比什么也不做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单调吗？嗯，也许吧，的确显得很单调：打过来，打过去，现在打仗，过去打仗，今后还要打仗一你们得承认，这甚至于太单调了。总之，一切都可以用来形容这整个世界史，即最紊乱的想象力能够想到的一切。只有一句话没法拿来形容一即合乎理性。刚说头一句话你们就被人噎了回去。甚至还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类把戏：要知道，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些品德优良和富有理性的人，这样一些贤哲和热爱人类的人，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好好做人，尽可能做到品德优良和合乎理性，可以说吧，以身作则，给他人指明方向，说实在的，就是为了向他人证明，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确可以做到既品德优良而又合乎理性。结果怎样呢？大家知道，许多有志于此的人，早也罢，晚也罢，在生命行将终了的时候，叛变了自己的为人宗旨，闹了个大笑话，有时这笑话甚至还非常不登大雅之堂。现在我要请问诸位：一个具有这样怪异品质的人，我们能期望他做出什么好事来呢？你们可以把一切人间财富撒满他全身，你们可以把他完全淹没在幸福中，就像在水面上似的只看见他在幸福的表面不断冒泡；你们可以让他在经济上如此富足，让他再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除了睡觉，吃蜜糖饼干，以及张罗着不要让世界史中断以外一即使这样，他，也就是这人，出于他的忘恩负义，出于纯粹的血口喷人，也会做出肮脏下流的事来，他甚至会拿他的蜜糖饼干冒险，故意极其有害地胡说一起，故意做出毫无经济头脑的极其荒谬的事，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一切积极有利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之中硬掺上一些他自己的极端有害的虚妄的因素。他之所以硬要留住自己的虚妄幻想，留住自己的极端卑鄙的愚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倒像这样做非常必要似的），人毕竟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琴键，可以任由自然规律随意弹奏，但是弹奏来弹奏去却可能弹出这样的危险，即除了按日程表办事以外，什么事也不敢想不敢做：不仅如此，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他当真是一枚钢琴上的琴键，而且有人甚至利用自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果真如此，不过写在纸上毕竟显得郑重一些。这里面有某种能警醒人的东西，能更多地评判自己，变得有章法。除此以外，也许我还能因为写作《手记》，真的获得慰藉。比如说，眼下就有一个不久前的回忆重压在我心头。还在几天前，我就清清楚楚地记起了它，从那时起它就像让人烦恼的音乐旋律，萦绕不去，缠住了我。但是，必须驱除它。这样的回忆我有成百上千个；而在这成百上千个回忆里时常会有某一个突然冒出来，重压在我心头。不知为何，我相信，如果我把它笔录下来，我就可以摆脱它。那么，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个富有修养、作风正派的人，如果不是自己对自己无尽无休地求全责备，并在某些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他就不可能产生虚荣心。可是，鄙视他们也好，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也好，我在遇到的每一个人面前都会低下目光。我甚至做过实验：我能否经受住某个人射向我的目光，可总是我第一个垂下目光。这使我痛苦得几乎发疯。我生怕自己显得可笑，甚至害怕到病态的程度，因此我奴性十足地崇拜有关仪态举止的一切成规惯例。我真心喜爱循规蹈矩，并且打心眼里害怕自己有任何标新立异的行为。然而，我又怎么能熬受得住呢？我是一个病态的富有教养的人，就像当今时代所要求成为的富有教养的人那样。而他们大家却全都浑浑噩噩，而且彼此就像羊群中的羊那样何其相似。也许，在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常常觉得自己是胆小鬼和奴才。而这正是因为，我是个富有教养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一直跟他们住一块儿？” “是的。” “你多大了？” “二十。” “你干吗要离开他们？” “没什么。” 这没什么的意思是说：别烦我了，讨厌。我们都沉默不语。天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离开。我自己也感到越来越恶心，越来越烦躁。过去一整天的种种形象，好像自动地，不经过我的意志，杂乱无章地掠过我的脑海。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是，那我就要向他们证明…倘若他明天要走，我就冲进驿站大院，等他爬上车的时候，抓住他的一条腿，扯下他身上的大衣。我要用牙咬住他的手，狠狠地咬他一口。‘大家瞧，把一个不要命的人会逼到什么地步！’让他打我的脑袋好了，让他们从我后面拽我好了。我要向围观的所有人高叫：‘你们瞧，这狗崽子，脸上还挂着我啐他的唾沫呢，居然想去勾引切尔克斯的女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一进去就给他一记耳光。要不要在打耳光前先说几句话做开场白呢？不！简简单单，进去就给他一记耳光。他们一定都坐在客厅里，而他则跟奥林皮娅坐在长沙发上。这个可恶的奥林皮娅！有一回，她居然敢取笑我的脸，不要我。我要揪住奥林皮娅的头发，把她拉开，再揪住兹韦尔科夫的两只耳朵！不，最好揪一只耳朵，揪住他的一只耳朵，拽着他在屋里转圈。说不定他们大家会冲上来打我，想把我推开。这甚至是肯定的。让他们打让他们推好了！反正我先打了他耳光：我主动出击；而维护人格尊严一这就是一切；他已经受到奇耻大辱，他们用任何殴打都洗刷不清他挨的这记耳光，除非诉诸决斗。他必须决斗。就让他们现在打我好了。让他们打好了，这帮忘恩负义的家伙！打得最凶的肯定是特鲁多柳博夫：他力气最大；费尔菲奇金肯定会从一旁揪住我不放，他肯定会揪我的头发，这是肯定的。但是，让他们打让他们揪好了！我豁出去了。他们那山羊脑瓜将会终于开窍，懂得这么做的悲惨结局！当他们把我拽到门外去的时候，我就向他们大叫，其实他们都抵不上我的一根小指头。” “快跑，赶车的，快跑！”我向车夫叫道。他甚至打了个哆嗦，挥起了马鞭。我的叫声十分粗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裤子上有一块很大的黄色污渍。我预感到，单是这块污渍就会把我的人格尊严降低十分之九。我也知道这样想很低级。“但是现在顾不上想不想啦；现在应当面对的是现实。”我想，心情十分沮丧。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当时，我荒谬地过分夸大了这些事实，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浑身忽冷忽热，一阵阵哆嗦。我绝望地想象，这个“卑鄙小人”兹韦尔科夫一定会高傲而又冷淡地迎接我；那个蠢货特鲁多柳博夫一定会用蠢笨而又露骨的蔑视看着我；那个小爬虫费尔菲奇金为了讨好兹韦尔科夫一定会恶劣而又放肆地冲我嘻嘻窃笑；而西蒙诺夫肯定会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雪亮，他肯定会瞧不起我的低级的虚荣心和意志薄弱，而主要是—这一切是多么渺小，多么不登大雅之堂，多么庸俗啊。当然，最好根本不去。但是这又绝对办不到：如果什么事开始吸引我，我非整个人一头扎进去不可。如果不去，以后我将会一辈子嘲弄自己的：“怎么啦，胆小了，害怕现实了，发怵了！”相反，我非常想向这帮“废物”证明，我根本不是我自己想象中的那种胆小鬼。不仅如此：在胆小畏缩这种寒热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还不由得时时幻想独占鳌头，战而胜之，吸引他们，促使他们喜欢我一哪怕“因为我思想的高雅和无疑的风趣”呢。他们将会撇下兹韦尔科夫，他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满脸羞惭，而我将压倒兹韦尔科夫。然后，我说不定倒会同他言归于好，把酒言欢，你我相称…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看在上帝分上，请你们不要用令人生厌的官腔来反驳我，说什么“我只会幻想，可他们当时却已经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了”。他们什么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也不懂，我敢起誓，他们最激怒我的正是这点。相反，他们用荒诞而又愚蠢的态度来对特最明显而又最刺目的现实，他们在当时就已经习惯了只知崇拜成功。所有正义的但却遭到凌辱和摧残的一切，都受到他们狠心而又无耻的嘲笑。把官衔的高低当做聪明的标志；才十六岁就已经在谈论肥缺和美差了。当然，这里有许多事是因为愚蠢，是因为在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的坏榜样。他们首先败坏到了反常的程度。当然，这也多半从表面看是如此，多半是佯装的玩世不恭；不用说，即便在首先败坏的背后，他们身上也常常闪现出青春和某种生意盎然的东西，但是，即便在他们身上有生意盎然的东西，也并不招人喜欢，因为它表现为某种胡闹。我恨透了他们，虽然说不定我还不如他们。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回敬我，并不掩饰他们对我的厌恶。但是我已经不希望得到他们的爱了：相反，我经常渴望他们的凌辱。为了使自己不受他们的嘲笑，我开始故意尽可能学得好一些，并跻身于头儿名之列，使他们对我刮目相看。再说他们大家也开始逐渐明白，我已经在阅读他们看不懂的书了，而且还懂得他们从来不曾听说过的东西（我们专业课所不包括的东西）。他们惊异而又嘲笑地看待这事，但是精神上却屈服了，何况连老师们也因此而注意到我。嘲笑中止了，但是却留下了不睦，形成了一种冷冰冰的紧张关系。最后我自己也受不了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与人交往，需要朋友。我曾经尝试过开始与某些人接近，但是这接近总显得不自然，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但是我骨子里是暴君；我想不受限制地主宰他的灵魂；我想让他蔑视他周围的环境；我要求他高傲地同这环境彻底决裂。我用我的狂热的友谊把他吓坏了。我把他弄得眼泪汪汪，浑身抽筋；他是一个天真而又凡事顺从的人：当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生怕被人耻笑，而且怕到了病态的程度，因此有关外表的一切，我都奴隶般地墨守成规；热衷于随大流，打心眼里害怕奇装异服，害怕有什么异乎常态的地方。但是我哪能坚持到底呢？我是一个病态地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人应该思想发达的情形一样。可是他们大家却十分愚钝，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彼此相像。也许，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懦夫和奴才；而我之所以觉得这样，就因为我思想发达。但不仅觉得，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是个懦夫和奴才。我说这话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也是这么被安排好了的。而且不仅在当代，由于某种偶然的环境使然，而且在任何时代，一个正派人都必定是个懦夫和奴才。这是人世间一切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有什么人斗胆地干了什么事，那，但愿他不要以此自慰，也不要以此而沾沾自喜：遇到另一件事他肯定会心虚胆怯。唯一而水久的结局就是这样。敢于耀武扬威的只有蠢驴和它们的杂种，然而，就是它们也有一定限度。对它们不值得理睬，因为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当时使我感到痛苦的还有个情况：具体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只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想，接着就陷入沉思。由此可见，当时我还完全是个毛孩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谁知道呢（无法保证啊），也许人类在大地上追求的全部目的，仅仅就在于达到目的这一连续不断的过程，换句话说一就是生活本身，而非目的本身，当然，这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二二得四，也就是说，是一个公式，然而，先生们，须知二二得四已经并非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人不知为何总是对这个二二得四感到害怕，而我现在就满怀惊恐。我们暂且假定，人心心念念只想探寻这二二得四，在这一探寻过程中，不惜远渡重洋，牺牲生命，然而，上帝可以做证，不知为何他又有点害怕探寻到它，害怕真的找到它。因为他感到，一旦探寻到了，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探寻了。工人们在干完工作后，至少可以领到工钱，接着便到小酒馆里去酗酒，然后便进了警察局一唔，这就是一周的生活。可人又能到哪里去呢？至少每次当他达到类似的目的时，脸上都会流露出某种怪难为情的表情。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却并不太喜欢达到目的本身，这当然极其可笑。总而言之，人天生就是滑稽可笑的；所有滑稽的笑话，都发源于此。然而，二二得四一毕竟是令人厌恶透顶的东西。二二得四一依我所见，这简直就是蛮不讲理。二二得四趾高气扬、双手叉腰地站着，迎面挡住你们的去路，向你们吐着唾沫。我承认，二二得四是高妙绝伦的东西；然而既然任何东西都得赞扬，那么二二得五有时也是十分可爱的东西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自己那有加无已的虚荣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的苛求，因而对自己不满到了极点，进而由不满发展为厌恶，于是，就在内心里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了每一个人。比方说，我对自己的脸深恶痛绝，觉得它丑陋不堪，甚至还怀疑它上面有某种下流无耻的表情，因此，每次上班时，我都要停辛贮苦地让自己摆出一副独立不羁的姿态，使别人不致怀疑我下流无耻，同时也尽可能让脸上的表情显得高贵一些。“脸长得不美就让它去吧，”我心想，“不过，要让它显得高贵，表情生动，而最重要的是极其聪明。”然而，我确切又痛苦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优点永远无法用我这张脸表现出来。而最为可怕的是，我发现这张脸真是蠢笨不堪。但我心里还是完全能够容忍的。我甚至可以承认脸上的表情下流无耻，只要别人同时认为我的脸聪明绝顶就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对于他们，墙不是一种遁词，对于他们，墙也不是一种走回头路的借口，对于这样的借口，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自己也不信，但却总是很欢迎碰到这样的借口。不，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认输。这墙具有一种使他们冷静，道义上使他们释然和一了百了的力量，很可能还具有某种神秘的魔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枉然地自我解嘲：聪明人绝不会一本正经地成为什么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成为这个那个的。是的，您哪，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应该而且在道义上必须成为一个多半是无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多半是智力有限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他的整个极具对话色彩的内心独白，让一个由混乱怪诞的城市生活所制造的孤独怪物的内心世界，就这样颠三倒四、矛盾反复地在读者面前抽搐着、痉挛着。“我”似乎永远搞不明白自己是善是恶，有什么目的和希望，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他犹犹豫豫却又亢奋饶舌所说出来的一切，几乎每句话都是对前句话的反驳与嘲笑。而每句话中所包含着的突兀的、无法解释的狂喜和极端的、同样亦无法解释的绝望，则使人听来既感到恼怒又感到兴奋，既感到刺激又感到困惑：“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您渴望生活，并且自己用混乱不堪的逻辑来解决生活问题。您举止多么轻狂，多么令人厌恶，但与此同时，您又多么提心吊胆！您胡说八道，并以此沾沾自喜；您言语粗鲁，而自己又无休无止地为此担惊受怕，请求原谅。您要人家相信，您天不怕地不怕，与此同时，您又对我们的意见阿谀逢迎。您要我们相信，您恨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您却大说俏皮话，逗我们发笑。您知道您的俏皮话并不俏皮，但您显然认为它富有文采而自我陶醉。您也许真的受过苦难，然而您丝毫也不尊重自己的苦难。您也掌握了真理，可您却缺乏高风亮节，您出于渺不足道的虚荣心，拿您的真理到处炫耀、出乖露丑、大做交易…您确实想说出点什么来，然而，却由于内心恐惧而藏起了至关紧要的话，因为您没有和盘托出的毅然决然，却只有厚颜无耻的胆小如鼠。您夸耀意识，但您又总是摇摆不定，因为您虽然也在困心衡虑，但您的心灵却已被淫逸放荡所腐蚀，而没有纯洁的心灵一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的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同意：人是一种动物，主要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动物，注定要自觉地追求目标并从事工程技艺，也就是说要一生一世、接连不断地为自己开辟一条无论通向何方的道路。然而，有时他也试图滑离正道，可这也许正是因为他注定要开辟出这条道路，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即无论率直的实干家多么愚不可及，但有时终究会想到，道路几乎总是得通往什么地方，而且主要问题并非道路通往什么地方，而在于道路必须直通下去……人喜欢创造，也喜欢开辟道路，这毋庸置疑。然而，他为何又如此热衷于破坏和混乱呢？……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破坏和混乱（须知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有时对此甚至堪称酷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在下意识里害怕达到目的，完成他所建造的大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最终，我自己无法忍受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人交往、获得友谊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了。我开始试着接近某些人，可这种接近总是显得很不自然，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无疾而终了。有那么一次，我也曾有过一个朋友。但我在精神上已成为暴君，我试图无所不包地控制他的心灵，我试图给他灌输蔑视其周围的人的思想，我要求他同周围的人高傲地彻底一刀两断。我这狂热的友谊使他不寒而栗。我把他搞得眼泪潸潸、浑身发颤。他是一个天真幼稚而又肝胆涂地的人。但当他对我完全唯命是听的时候，我却立即开始憎恶他，并把他推开仿佛我之所以需要他，只是为了征服他，只是为了使他奉令承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也许，受苦和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有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且这是事实。这事用不着到世界通史中查证；问你们自己就行了，只要你们是人，而且多少活过一把年纪就成。至于问我个人的意见，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幸福，甚至有点不成体统似的。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反正有时候毁坏某种东西也会感到很愉快。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当有人走到我的办公桌前，请我办证时一我往往对他们切齿痛恨，而当我发现有人因此伤心痛苦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乐趣。我几乎每次都能成功。这些人大多是畏畏缩缩的老百姓：不言而喻嘛，他们求我办事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一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正如赵静蓉所说：“个人，无法找到在集体生活中的归属感，从而导致认同无法完成。由此带来的，是‘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破裂。自我主动自二觉地与他者疏离，主动抛弃作为自我认同之对照物的他者，因此造成信任感的丧失和认同的焦虑。更为甚者，是自我在服从集体审查的前提下，把‘我’认同成‘他者’。”否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嘲笑停止了，但敌意依旧存在，形成了一种冷冷冰冰、紧张兮兮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那时我总共才二十四岁。那时我的生活就落落寡欢，杂乱无章，孤寂得近乎孤僻。我跟谁也不交往，甚至避免同任何人说话，越来越龟缩进自己的栖身之所，在办公室上班，我甚至极力不看任何人，而且，我非常清楚地注意到，我的同僚不仅认为我是个怪人，而且（我一直感觉是这样）看着我都似乎觉得恶心。我常常寻思：除了我以外，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感到别人对他觉得恶心呢？我们办公室有一位职员，不仅相貌丑陋，满脸麻子，甚至还好像有一副强盗相。如果我长着这么一副尊容，我肯定不敢抬起头来看任何人的。还有个人穿的制服破烂不堪，在他身边都闻到一股臭味。然而这两位先生中竟没有一人感到羞赧——既不因他们的破烂衣衫而无地自容，也不因他们的其貌不扬以及在人品上的某些缺陷而羞于见人。他们中无论哪一位连想也不曾想过，别人看到他们会觉得恶心；即使想到，他们也满不在乎，只要不是上司这么看他们就好。现在我已经完全清楚，由于我的无限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因此，内心里也就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强加于每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也常出现相反的情况：要知道，我有时候很讨厌到办公室去上班，以致发展到我多次下班回家时都像大病了一场。但是我的情绪又会忽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一阵怀疑和冷漠（我的情绪总是一阵阵的），于是我自己也嘲笑自己的偏执和吹毛求疵，自己也责备自己犯了浪漫主义。要不是不愿跟任何人说话，要不就是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不仅开怀畅谈，甚至还想同他们交朋友。所有的吹毛求疵又忽然一下子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谁知道，也许我从来就不曾对别人吹毛求疵过，它是佯装的，从书本里学来的？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解决。有一回我甚至同他们完全成了好朋友，还上他们家拜访，打牌，喝酒，谈论职务升迁……但是在这里请允许我说两句题外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说不定，我之所以要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为的就是不想同他们在一起，为了与我整个可憎的童年从此一刀两断。我诅咒这中学，诅咒这可怕的艰难岁月！总之，我一出学校就立刻与同学们分道扬镳。只有两三个人，我见了面还打声招呼。其中包括西蒙诺夫，他在我们学校毫无出色之处，为人稳重而又文静，但是我却很欣赏他的性格的某种独立性，甚至是正直无欺。我甚至不认为他的脑子很笨。从前我曾经跟他相当要好，但为时不长，不知怎么突然罩上了一层迷雾。他分明为这些回忆感到苦恼，似乎一直在担心我会回到从前对他的态度。我疑心他十分讨厌我，但我还是常常去看他，因为我还拿不准他是否真的讨厌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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