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噢，如果我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因为懒惰就好啦。主啊，那我会多么尊敬自己啊。我之所以尊敬，正是因为至少我还能够在自己身上拥有懒惰；我身上至少还有一个特点似乎是确定的，是我自己对它有把握的。问题：我何须人耶？回答：懒虫也；要知道能够听到自己的这样的评价，我对自己就有话可说了。“懒虫”——须知，这是一种称号和使命，也是一种专业，您哪。请别开玩笑，正是这样。那我就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天字第一号俱乐部的会员，我整天忙活有就只能是不断地对自己肃然起敬。我认识一位先生，他终身以他对拉菲特酒十分在行而自豪。他认为这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他死的时候不仅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而且简直兴高采烈，他这样想是完全对的。那时候，如果让我挑专业的话：我非挑懒虫和酒囊饭袋不可，但不是普普通通的懒虫和酒囊饭袋，而是，比如说，寄情于一切“美与崇高”的懒虫和酒囊饭袋。诸位对此有何高见？这可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这“美与崇高”在我行年四十之际紧紧压着我的后脑勺；但这是在我行年四十的不惑之年，可那时候——噢，那时候就又另当别论啦！我会立刻给自己找到一件适当的互动——说穿了，就是为一切“美与崇高”干杯。我一定会利用任何一次机会，先是把眼泪滴进自己的就被，然后为一切“美与崇高”把它一干二净。那时候，我一定会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变成“美与崇高”；我一定会在极其龌龊，无疑是乱七八糟的废物中找到“美与崇高”。我一定会像块潮湿的海绵一样变得泪眼婆娑。比方说，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盖的画。于是我就立刻为画了这幅盖的画的画家干杯，因为我爱一切“美与崇高”。一位作家写了《无论是谁，悉听尊便》；于是我立刻为“无论是谁，悉听尊便”的健康干杯，因为我爱一切“美与崇高”。为此我要求别人必须尊敬我，谁敢对我不尊敬，我就对谁没完。活得心安理得，死得兴高采烈——这简直太美了。美极了！那时候我一定会大腹便便，有三层下巴，还长了个酒糟鼻，于是任何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相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完全与欧洲超然物外者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任何一种欧洲标准都不适用于我国（请允许我使用“浪漫主义者”这个词——这是一个古老的词，可敬而又可圈可点，又为大家所熟知）。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看见，而常常看得远比我过最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对任何人和对任何事都不能容忍，但与此同时又好不挑剔；什么都绕着走，都退让，对所有的人都礼貌得体；从来不放过有利可图又实惠的目的（比如分配公房呀，发放抚恤金呀，晋升军衔呀，等等）——它是通过热情洋溢的诗篇和一册又一册的抒情诗集来逐渐看到这一目的的，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心中坚定不移地保持着“美与崇高”，就像用棉花细心包裹着什么珍珠宝贝似的顺便保护好自己，哪怕是，比如说，哪怕是为了他心中的“美与崇高”吧。我国的浪漫主义者是个能屈能伸的人，同时又是我国所有花头中最滑的滑头，这甚至凭经验，我都敢向诸位保证……当然，这一切有个条件，就是这浪漫主义者应当很聪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般说，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愚蠢的超然物外的外国浪漫主义者，尤其是法国浪漫主义者，任何事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哪怕天崩地裂，哪怕全法国的人都在街垒战中牺牲——他们依旧岿然不动，甚至为了做做样子都不肯改变一下，依然高唱他们超凡入圣的歌，可以说吧，一直唱到他们进棺材，因为他们是傻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事实上，我现在仍在问自己这个空洞的问题：哪样更好——低贱的幸福还是崇高的痛苦？唉，哪样更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屈辱不过是一种净化，这是种最腐败、最病态的感觉！明天，我可能会玷污她的灵魂，让她心力交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愿”支配，有时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最后，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运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法”，即表现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或“复调小说”：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物，有时运用内心独白，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一致。妓女丽莎的痛苦心理与小说主人公因横遭人们凌辱而产生的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心又使他由怨生恨，变得凶狠起来，又与丽莎的觉醒不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奔腾澎湃而又深不可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很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已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于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能有所成就。是的，19世纪的聪明人大多数应该是而且在精神上必须是毫无个性的人，而个性鲜明的人活动家一大多是碌碌无能之辈。这是我四十年来形成的信念。我如今四十岁，可要知道，四十岁一这是整整一生啊要知道，这已是风烛残年了。过了四十岁，再活下去，那可就有失观瞻、俗不可耐、恬不知耻了！谁能活过四十岁？ーー请你们真真切切、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来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吧：傻瓜和坏蛋。我要把这话当面告诉所有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有那些满头银发、香气扑鼻的老人！我要当面把这话向全世界宣告！我有权这样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时候，一种想法刺进我的心房，使我感到痛入骨髓、刻骨铭心的痛苦：再过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即便再过四十年，我依旧会带着厌恶和屈辱回忆起我整个一生中这一最为肮脏、最为可笑、最为可怕的时刻。比此刻更恬不知耻、更心甘情愿地糟践自己是绝不会再有了，我也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明白这一点，但我仍然从桌子到壁炉地来回走着。“哦，要是你们能够知道我有着多么高尚的情感、多么深刻的思想，我又是多么有修养，那该多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即便这样，他也仍是那样的人，依然会只是由于忘恩负义，只是由于恶意诽谤，而干出卑鄙肮脏的事情。他甚至会拿甜饼来冒险，故意做出极其有害的荒唐行径，最不合算、毫无意义的愚昧之事，只是为了在所有这一切积极正确、合乎理性的东西里掺进自己那有害的幻想成分。他要坚守的正是自己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那些俗不可耐的蠢事，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似乎这样做反倒非常必要），人毕竟是人，而非钢琴上的琴键，尽管自然规律亲手弹奏这些琴键，但也可能弹奏出这样的危险，除了按日程表办事外，人们再也做不出任何事来。而且，不仅如此，即便人真是钢琴的琴键，即便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向他证实了这一点，在此情形下，他也不会幡然醒悟，并且仅仅因为忘恩负义而非要反其道而行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按照身份认同理论，认同的过程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或者与他人相区别的过程，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更是个体对自己与有相同背景的他人的相似性的感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且你们为何如此坚定不移，如此郑重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一一简而言之，只有一种幸福オ对人有益呢？在利益的问题上，理性是否出了差错？须知，也许人喜爱的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爱苦难呢？也许，苦难对他来说，也相当有益，一如幸福那样？而人有时会酷爱苦难，酷爱到极点，这也是事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亡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额度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能有所成就。是的，19世纪的聪明人大多数应该是而且在精神上必须是毫无个性的人，而个性鲜明的人，活动家----大多似乎碌碌无能之辈。这是我四十年来形成的信念。我如今四十岁，可要知道，四十岁----这是整整一生啊；要知道，这已是风烛残年了。过了四十岁，再活下去，那可就有失观瞻、俗不可耐、恬不知耻了！谁能活过四十岁？-----请你们真真切切、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来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吧；傻瓜和坏蛋。我要是把这话当着面告诉所有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有那些满头银发、香气扑鼻的老人！我要当着面把这话向全世界宣告！我有权这样说，因为我自己将会活到六十岁！还将会活到七十岁！一直到八十岁！.......请等一会儿!让给喘口气........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先生们，不管你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我现在都要对你们说说，为什么我甚至连虫豸都做不成。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我曾有许多次想要变成虫豸。然而，就连这一也无法做到。先生们，我向你们发誓，意识太过丰富一一这是一种病，一种千真万确、不折不扣的病。单就人的日常活而言，只需具备普通人的意识就绰有余裕了，也就是说只需具备我们这个不幸的19世纪中一个贤达之士意识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绰有余裕了，此外，尤为不幸的是这位贤达之士还住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这个地球上最最远离现实、最为蓄意建成的城市（城市也有蓄意建成的和非蓄意建成的之分）里。比如说，只需具备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赖以生活的那点意识，就完全足够了。我敢打赌，你们一定以为，我写下这些，是出于傲慢，为的是讽刺那些活动家，而且出于卑劣的傲慢，我就像我说到的那位军官一样，把马刀弄得铿锵作响。然而，先生们，谁竟会拿自己的病到处炫耀，并借此自吹自擂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是的，19世纪的聪明人大多数应该是而且在精神上必须是毫无个性的人，而个性鲜明的人、活动家一一大多是碌碌无能之辈。这是我四十年来形成的信念。我如今四十岁，可要知道，四十岁——这是整整一生啊。要知道，这已是风烛残年了。过了四十岁，再活下去，那可就有失观瞻、俗不可耐、恬不知耻了！谁能活过四十岁？ー—请你们真真切切、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来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吧：傻瓜和坏蛋。我要把这话当面告诉所有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有那些满头银发、香气扑鼻的老人！我要当面把这话向全世界宣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很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认为，我的肝脏有病。然而，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大概都搞不清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对此，你们大概是很难理解的。唔，可我却心知肚明。当然，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说我没去看病，那还是因为我在赌气。肝脏疼痛，那就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已经八年，几乎没结识一个熟人。不过，熟人对我有什么用呢？没有熟人，我也熟悉了整个彼得堡；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彼得堡人都收拾停当，突然前往别墅消夏的时候，我才觉得人们全都抛弃了我。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我觉得害怕，满怀愁绪，在城里游荡了整整三天，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娜斯津卡,也许您还不知道,彼得堡有一些相当古怪的偏僻角落。那一轮普照全体彼得堡人的太阳,好像对这些地方不屑一顾;而照射着这些角落的似乎是另一个特地为它们定制的新太阳,它放射出奇特的异样光华照耀着一切。在这些角落里,亲爱的娜斯津卡生活也似乎完全不同,与我们周围那种沸腾的生活毫无相似之处,这种生活也许存在于一个非常遥远的未知世界，而不是在我们这里，不是在我们这个严峻的、无比严峻的时代。这种生活其实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热切的理想以及（唉，娜斯津卡！）呆滞无聊和庸碌无为之类的大杂烩，甚至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粗俗卑鄙，这就更不必去说了。”实际的生活又怎样，您看见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不是一潭死水，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像梦境和幻影那样迅速流逝，他们的生活永远日新月异，青春永驻，每时每刻都不相同，而怯儒的幻想却是那么叫人泄气，单调乏味，甚至到了庸俗的地步，这种幻想摆脱不了阴暗面和模糊向往的束缚，是突然遮住太阳的第一片阴云的奴隶，以致如此珍视太阳的、真诚的彼得堡人的心灵苦闷得紧缩起来一而在愁苦之中还谈得上什么幻想！您可以感到它,这种无穷无尽的幻想,终于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中萎顿枯竭了,因为人会长大成熟,不再需要过去的那些向往:它们已化为灰尘,破成碎片;如果没有另一种生活,才不得不用这些碎片去建造另一种生活。而心灵却仍在追求和向往着别样的生活!幻想家仍在白费心思地重温旧梦,像拨弄灰烬似的,妄想找到一些火星,把它们吹旺,好用重新燃起的火焰去温暖冰冷的心，在心中重现往昔如此美好的一切，重现令人心荡神驰、热血沸腾...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无非是因为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他是谁，都喜欢做他愿意做的事，而根本不喜欢像理性与利益命令他做的那样去做事；他愿意做的事也可能违背他的个人利益，而有时候还肯定违背（这已经是我的想法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之所以自认为是聪明人，大概是因为我毕生什么事也不做，既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就算，就算我是个清淡家吧。但是，我跟我们大家一样，是个无害的，令人遗憾的清淡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现在，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栖身之地了此残生，愤恨而又枉然地自我嘲解：聪明人绝不会一本正经地成为什么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成为这个那个的。是的，您哪，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应该而且在道义上必须成为一个多半是无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多半是智力有限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不过，我这是怎么啦？一一所有人都在这样做，而且也都拿自己的病来炫耀，而我，似乎远远胜过了所有人。我不愿争论。我的反驳荒诞无稽。但我始终深信，不仅过多的意识是一种病，甚至任何意识都是一种病。我对此坚信不疑。这一点我们暂时放下不谈。请你们给我谈谈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就在我最能意识到，是的，恰恰就在我最能意识到我们一度常说的“一切美与崇高”的所有精妙之处的时候，好像故意似的，我却偏偏意识不到，反倒做出那样一些丑陋的事情，那些……是的，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也许所有人都在做，然而仿佛故意似的，偏偏在我最清楚地意识到完全不该去做的时候却恰恰了的事情？我越是深切地意识到善和所有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陷入我的泥潭越深，直至承受灭顶之灾。可是，主要的问题却在于，这一切似乎并非偶然出现在我身上，反倒像是理所当然。仿佛这倒成了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非疾病，也并非中了邪，因此，我终于丧失了与这一邪魔作斗争的愿望。最后，我几乎相信（也许真的相信了），这大概就是我的正常状态。可在当初，开始的时候，我在这场斗争中熬受过多少痛苦、不相信，别人也会有这样的境遇，因此终生把它当作秘密隐藏于心底。我曾深感羞愧（也许即便现在也还深感羞愧）。我羞愧到如此程度，竟然会感到某种隐秘的、反常的、有点卑劣的享受，这种享受就是，在某个最最恶劣的彼得堡之夜，我回到自己的小角落里，马上强烈地意识到，就在今天又干了一件卑鄙的事情，而已经做过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因此就在内心深处暗自咬牙切齿地不断责备自己，翻来覆去地指摘自己，慢慢腾腾地折磨自己，以致那痛苦终于变成某种可耻的、令人诅咒的快感，而且一一最终变成一种千真万确、货真价实的享受！对，变成了享受，变成了享受！我坚信这一点。我之所以说出来，是因为我一直试图确切地知道：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享受？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这种享受，正是源于对自己的屈辱有过于清楚的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鲁迅在《<穷人>小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地下室手记》：“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陀氏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内涵是复杂的、多重的，超越具体的历史、种群环境，直指人类内心深处的病态与黑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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