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隳三都》名句（第2页）▼

《隳三都》名言名句

隳三都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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隳三都简介：
12世纪，发祥于东北一隅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大金王朝，一度跃居东亚霸主地位。这个政权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使北宋蒙受靖康之耻。然而自1211年蒙古军队南下侵袭开始，二十多年间，金国接连丧师失地，抵抗...

共127个句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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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崔立右侧的李伯渊，从鞍上一跃而起，跳到崔立马上，一手抱住崔立，一手握着匕首从后刺入。崔立回头看了一眼，失声惊呼：“你要杀我？”李伯渊说：“杀你又怎样！”或许是有些紧张，更可能是太过兴奋，刀刃将崔立刺个对穿，又洞穿了李伯渊的左掌，两人一起坠落马下。李伯渊挣扎起来，补了一刀，崔立当场咽气。接着，李伯渊大吼：“所诛者，此逆贼耳！他人无与焉！”事先埋伏在街道两侧的刺崔党一拥而上，黄掴三合手刃苑秀，折希颜在队伍后面，看到前面人喊马嘶，以为大舅子和谁起了争执，慌忙上前劝解，也死在了士兵刀下。李伯渊将崔立尸首系于马尾，一路沿着御街，纵马驰骋，直至承天门前。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京城百姓渐渐聚拢围观，便朝大家说：“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大家万口齐应：“杀千刀，寸斩之，都难赎其罪！” 李伯渊砍下崔立的首级，跪捧在承天门前，遥祭哀宗，“一军哀号，声动天地”。最后，崔立、苑秀、折希颜三人的尸首，被吊在宫阙前的大槐树上示众，仇家“剖其心生啖之”。山“郑王”的《功德碑》或许确实没来得及立起来，不过，就算立起来了，愤怒的京城民众也会把它敲得粉碎。参与撰碑的三位文士，如今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刘祁已在前一年北上，“由魏过齐、人燕”，辗转两千里，终于回到故乡浑源。此时，他的祖母、母亲都在离乱中去世。目睹二十余年来“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恒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他心灰意冷，独庆幸妻、子尚存，国破而家未亡，筑堂名“归潜”，作为读书隐居之所。王若虚也早就离开了南京，黄冠草履，徘徊于田舍丘垄间。没过几年，七十高龄的“滹南遗老”（王若虚自号），应刘祁之弟刘郁的邀请，同游泰山的白云生处。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友人：“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一行人竹杖芒鞋，攀上黄岘峰。王若虚打发小辈去前方探路，自己垂足坐在块大岩石...

——周思成《隳三都》

前面说过，蒲察官奴是个职业冒险家，而且热爱赌博，忠孝军月薪丰厚，他就拿这笔钱成天在营中开赌。他的经历非常奇特，在蒙、宋、金三方都混迹过。三峰山兵败，他逃到南宋襄阳，结交上京湖制置使陈赅，两人称兄道弟，一起喝酒。金军将星大批陨落后，官奴就成了极少数战斗力突出的军官。他曾率数百骑兵冲入蒙古军，“生挟一回纥（西域人）而还”。金哀宗北征卫州，官奴麾下的忠孝军号令明肃，秋毫无犯，白撒的大军却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河北百姓“哭声相接，尸骸盈野”。山金哀宗不得不倚仗官奴和忠孝军，却瞧不起这个反复无常的草根元帅。何况，有传言说，官奴和当时盘踞山东的军阀国用安勾结，企图劫持皇帝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招集山东豪强，收复北方，如果大事不成，就坐船去辽东。金哀宗派纥石烈阿里合、完颜习显暗中监视官奴，二人反而投靠了官奴。不过，金哀宗也不信任归德本地的军队。侍卫亲军外出就粮，他一边提醒官奴：“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一边又装模作样时常召见马用，把官奴晾在一边，公然制造隔阂猜忌。迭经挫折、背叛和失败，宛如惊弓之鸟的金哀宗，只相信他自己，外加身边几个近侍。

——周思成《隳三都》

十月十二日，为了缓解粮食危机，金哀宗盼附，拨出十艘官船，让饥民到护城河的水面上打捞一些菱芡、苲草果腹。此令一出，百姓蜂拥而至。不几天，护城河就被捞得清澈见底，半根漂着的水草也没了。饥民只好挖掘土里的野菜根茎，同牛马等牲畜的骨头混在一起煮烂了吃。过了不久，饿红了眼的人又开始对旁人下手，“空街净巷，往往缢人而食之”一独自行路的人，经过某条幽深的巷子口，黑暗中很可能蓦地伸出一根绳索，死命勒住他，直到断气，然后，凶手们就像一群饿狼扑上来，片刻之间就将死者脔割分食。上任头一天，阿勒根移失刺就下令，在闹市口立了一根长竿，杀人吃人的歹徒，一经发现，斩首示众，首级就一直挂在竿头。史称，“犯者少止，然遇夜亦不能禁”。白昼，弹压官率领兵丁在城内四处击柝巡逻。然而，只要夜幕降临，幽暗的残垣断壁之间，仍然是食人者统治的王国。铁腕镇压，并不能减缓饥荒。很快，军队士兵也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加入了杀人越货的行列。阿勒根移失刺上任不久，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有一伙大盗，共七八人，心狠手辣，四处作案，“屠人之家，而夺其食”，弄得城内人心惶惶。案件侦破后，这伙大盗幕后的保护伞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是忠孝军的中级军官一提控一人、都统一人。忠孝军是战斗主力，金哀宗下过密旨：忠孝军违纪违法，需要向皇帝本人请示处分。金哀宗想特赦二人，在元帅王山儿的坚持下，才将二人处死。山官兵百姓缺粮，金哀宗本人过得也很糟心。皇帝的口粮自然可以保证，但是，金哀宗喜欢吃鱼。蔡州东、北面的汝河里有鱼，可是，河面常有自上游漂下、泡得苍白腐烂的浮尸。汝河里捞上来的鱼，金哀宗只看了一眼，就蹙着眉头推到一边。这时的护卫统领一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本姓王，金宣宗王皇后侄儿），身材短小，性格温和，很早就结识金哀宗。金哀宗带出的近侍旧人，到了蔡州，就只剩下温敦昌孙等寥寥数人。看到圣主食不下咽...

——周思成《隳三都》

就在这年春天，蒙古使节王檝来到襄阳，与南宋商议夹攻蔡州，“且求兵、粮”。如今，宋人忠实履行了这个约定。四南宋朝廷考虑，联蒙灭金，或可一雪前耻；但也有人提醒，宣和年间联金灭辽，教训惨痛，如今蒙古贪婪，宜防后患。最终，宋人判断，反正金朝已如风中残烛，救不活了，而不管是雪靖康之耻，还是收复“三京”，都不能马上同新兴的北方强权撕破脸。如此一来，做个顺水人情，趁机试探一下北方的虚实又何妨？其实，为了铲除金朝在江淮以北的残余势力，蒙古几次遣使约盟，何尝不是想多试探一下即将接壤的这个庞然大物一南宋的虚实呢？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最终结果都是灾难性的。不过，不用急于嘲笑古人缺乏历史智慧。不论宋人出不出手，契丹、女真的覆灭都难以挽回。既定的国际秩序突然崩溃，暴起的北方政权动向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先参与分赃，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未尝不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宋人后来的惨败，根源在于误判自身实力，而这种错误，在国际政治中简直太常见了。至于金朝一方，既然南下蔡州，不可能不把对宋战略纳入通盘考虑。面对边境蠢蠢欲动的宋人，金哀宗一方面企图以“唇亡齿寒”来劝诱，山一方面，却又放不下“甲士三千，纵横江淮”的美梦。

——周思成《隳三都》

蔡州城能在联军的猛攻下坚守一个多月，显然不是光靠天助。城内所有能动员的人力，都已经分配到四面城墙，参加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处斩，邻人绞罪。”在围城中，男丁都上了前线，身体健壮的妇女，自古就要走上城头，负责后勤工作，《墨子》中称为“丁女子”。为了不让敌人察觉守军减员严重，蔡州城内的妇女，统一身穿男子衣冠，运输弹药粮草。山完颜仲德的妻子说：“形势危急，城破之日，妇人怎能置身事外？”她带头动员高级官员的家眷，单独组成一支军队，专门运送矢石，照看伤病。☒围城期间，金哀宗多次亲自登上城头巡视防务，激励士气。出行途中遇到军民，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劝慰。后勤人员为守城将士熬制的肉汤，金哀宗亲自品尝，唯恐味道太淡。从城头抬下来的伤兵，他也下马仔细探问，甚至亲手给他们的创口敷药。十二月十九日，西面城墙沦陷后的第二天，金哀宗将珍贵的御用器皿统统搬出来，分发给有功将士。二十四日，他见到逃生无望，又下旨：杀掉御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将马肉送给城头的将士食用，补充体力。这时候，尚厩内只剩下十匹御马，城中大小官员，只有仲德、张天纲等四五名宰执，加上都弹压阿勒根移失刺，有资格骑乘马匹，其他人等一概步行。自蔡州合围之后，仲德没有回家休息过片刻。他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存抚将士，所有阵亡的将校军官，仲德无不亲自吊唁，“哭之尽哀”。山受到了金哀宗君臣的感召，蔡州城内“军民感泣，人百其勇”。“军士踊跃，视死如归，人以不得出战为愧”。尽管士气不衰，以一敌二的惨烈战斗造成的重大损失，金军却无法承受。据统计，十二月短短一个月，先后在守城战斗中战殁的高级军官，就包括一名总帅、三名元帅、二名都尉，至于“总领、提控以下，不可胜纪”。

——周思成《隳三都》

世宗、章宗祖孙俩统治时期，外能与宋讲和，保境安民，内能修明政治，劝课农桑，五十年间号称“大定明昌之治”，金世宗甚至有“小尧舜”的美誉。南宋大儒朱熹听弟子讲起这个风评，酸溜溜地讲：“他要真能遵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还说：“他岂变夷狄之风？恐只是天资高，偶合仁政耳。”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于是，金世宗开始用其余生致力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复兴女真民族传统：大力推广女真语、女真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子皇孙的女真文化教育，提倡女真的骑射长技，等等。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nativistic 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金世宗的“本土主义运动”注定付诸东流。

——周思成《隳三都》

金朝君主的汉文化素养，不啻是测量女真人变质程度的水位尺。

——周思成《隳三都》

初期的金军，“专尚骑”，主要由骑兵构成，有轻、重二种。轻骑兵牵着备用的副马，行军时“约五十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作战时往往部署在左右翼，在敌军薄弱的翼侧实施突击，称为“拐子马”。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铁浮屠”骑兵戴着铁面具，“只露两眼，枪箭不能入”，上半身披挂沉重的铁甲，由于骑马作战，下半身的甲裙“独用过膝三寸”。腰上系着八棱棍棒或刀，握着一丈二尺的铁枪，背着弓和百余只长箭，箭镞形状如凿，入不可出。战马也覆以铁甲，可能还用铁索将骑士固定在马背上，“虽死马上不落”，后来讹传为用铁索将战马勾连的“连环马”。谋克下辖的每名普通士兵（“正军”“甲兵”），配备一到两名“阿里喜”，汉译“贴军”。设置“阿里喜”，据说因为金军主要是骑兵，需要有人承担马匹、战具的保养和其他杂务。金军的“阿里喜”，被视作正军的“副从”“傔人”，起初应该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骑士扈从（squire）。“铁浮屠”这种用铁甲层层包裹的骑兵，同欧洲的骑士一样，不仅需人保管和携带战马、盔甲及武器，还需人协助穿戴盔甲、上下马和换马，战斗中施加救援。同时期的西夏起初也以重骑兵为主，上战场每名“正军”有“负赡”三名，也是一个道理。这种重骑兵，金人自己称为“硬军”，类似西夏的重骑兵“铁鹞子”，所以，宋人也偶尔把金朝重骑兵叫作“铁鹞子”。

——周思成《隳三都》

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于是，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一项边境筑垒工程——金界壕，也称金长城。

——周思成《隳三都》

第一策，扬长避短，求歼敌于野战。第二策，谁说骑兵不能攻城？蒙古骑兵居然很快摸索出了一套不靠攻城机械也能攻克城池（甚至大型城池）的战法。先是依靠哨马寻找破绽。其次是依靠机动性对城市发起闪击。第三策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恐怖心理战术——向敌人广泛宣传“城拔必屠”或“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的政策。从大安三年（1211年）到贞祐四年（1216年）这短短六年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就是凭借这三大策略，对外强中干的金朝先翦枝叶，再摧根本。富庶繁华的中原州县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化为“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的焦土。

——周思成《隳三都》

五月二十二日，南京城的三教、医师、工匠、绣女一行人正式启程，刘祁和太学诸生也在其中。其实，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滥竽充数的难民，混进来只为刀下求生。领队的“人匠达鲁花赤”王德真（山西人），奉蒙古人的命令到太原集中考校这群“工匠”，才发现很多人身无一技之长，什么也做不来。王德真可谓谆谆善诱：“大伙儿会扶着锯子锯木头吧？会？那就算‘匠人’了，别怕！”接着，他耐心教授这些难民营造的技艺，“积以日月，后皆为良工”。

——周思成《隳三都》

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英国哲人穆勒：“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

——周思成《隳三都》

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切勿追逐权力表面的光晕，而要看清权力的实质。不过，权力的光晕，就像菩提树下诱惑佛陀的魔王，幻化出千万种形象，其中总有一种令人迷醉，无法自拔。

——周思成《隳三都》

蒙古风暴在肉眼可见的地平线上刮起的当口，南宋、金朝，这对在同一间茅屋里避风的冤家，居然还在互相算计，并且都对对方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周思成《隳三都》

围城，单是这一种战争形态，就兼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大特征。围攻大型城池，对技术、人力、物力、时间的要求更加苛刻。且不算数以百计的攻城器具和坑道作业，光是弩箭这一项，一日的消耗量就可能以百十万计算。这样的消耗，只有大型的政治体才承受得起。

——周思成《隳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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