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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记得另一个人,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某个人有什么意义?我希望自己被别人记住吗?每次这样问自己,答案一直是“不想被记住”。无论我是否祈祷,这都是人类的最终结局,当地球的寿命结束,再过一段更长的时间,到熵值最大的那一瞬间,时间也会消失。那时,人类会成为连自己曾经在宇宙停留过的事实都不记得的种族,宇宙会变成再也没有一颗心记得他们的地方。这便是我们的最终结局。
——
崔恩荣
明亮的夜晚
2026-09-10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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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恩荣经典语录
明亮的夜晚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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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觉得什么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啊。照我看来时间就是皱纹,你不认识它,它就一刀一刀刻你脸上逼你认。
——夏七夕《后来我们都哭了II·废墟》
有些人就像是流行歌曲,你只会短时间把他们挂在嘴边
——拉罗什夫科《箴言录》
后来人的历史评判,需要在当时人的行为和感受基础上来做评判。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人的主观感受,而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认为他的苦行没有价值和意义,那就跟当时历史没有了关系,这种评判严格讲也不属于历史研究。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我想人最好还是有个明确的目标,哪怕是去争一个竞赛的奖呢,去考一次试呢?我已经习惯有人把目标放在我的眼前,看得见,就花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尽量不出错。……目标是不明确的,心里很难绷紧一根弦,一旦松掉,就错失了,至于错失了什么,我说不清楚,不过我想你比我清楚。”
——东来《凤凰籽》
希拉里可以就一八0五年十二月二日讲上好几个小时,尽管如此,他却认为,他在自己的描述中把所有的东西都删减得太多了。他多次说过,你需要无限长的时间,才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系统形式来恰当讲述在这样的一天里发生了什么事,谁死于何地,如何死去,或者谁幸免于难的详细情况,或者仅仅是在夜幕降临时战场上看起来是何等景象,伤兵和死者如何叫喊和呻吟。最后,你能做的所有的事就是把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都概括成“这场战役起伏不定”这样一句可笑的话,或者是一些类似的无济于事、于事无补的话。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注意到了所有的细枝末节时,也只不过是在凑合对付那些别人已经足够频繁地搬上舞台的固定套路。我们试图复述事实,可是我们越是努力这样做,就越是被强加那些我们总在历史剧目中看到的场景:阵亡的鼓手,刚刺倒另一个步兵的步兵,一匹战马破裂的眼睛,被他的将军们团团围住、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混战中毫发无损的皇帝。我们对历史的考量——希拉里的命题引至如此——就是那些预先被印刻到我们大脑里的场景,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而真相却在别处,远离这所有的一切,尚未被发掘。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好像是在世界上睡觉,而不是活着。可怜的老人来看儿子时,几乎总是带着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大概是不知道儿子会怎样接待他。平时他总是久久犹豫不决,不肯进去,如果碰上我在那,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向我问上二十分钟,他怎样,他身体好吗,他的心情到底怎样,他是不是在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他是在写作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就一个劲儿鼓励他安慰他,老人这才下决心进去,轻轻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先把头探进去,要是看见儿子没有生气,向他点头,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脱下大衣和帽子,全挂在钩子上,这一切他全做得悄悄地,听不到一点声音,然后小心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希望猜出他的比坚卡的心情。要是老人看出儿子的心情稍微有些不好,他马上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解释说:我是顺路过来的,比坚卡,我只待一分钟,我走了很远的路,路过这里,进来歇一会。说完就温顺地默默地拿起了大衣和帽子,又悄悄地把门打开走出去,脸上还带着勉强的微笑,为了忍住心头沸腾的痛苦,不对儿子流露出来。有时候儿子和颜悦色地接待父亲,老人就高兴地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脸色,他的手势,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无一不流露出高兴。要是儿子开口和父亲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微微欠起身子,轻轻地、诚惶诚恐地,几乎带着崇敬的神情来回答,总是极力说些最文雅的话。可他天生不善辞令,他总是发慌胆怯,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自己往哪里躲,说完之后还要把他回答过的话咕哝好久,仿佛要纠正说过的话,如果回答得很得体,老人就把身上收拾一下,整理整理背心、领带和燕尾服,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有时他鼓起勇气,放开胆子,居然悄悄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跟前,随便取下一本小书,甚至当场就读起来,也不管那是一本什么书。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装出一副毫不在乎和冷静的样子,似乎他一向可以擅自翻他儿子的书。可是有一回我却看到他儿子不让他动书,这...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想必在学生时期就令他饱受困扰却未能明确意识到的缺陷,逐渐演变成了失语症。他道歉说:“官方用语是我唯一的语言。”但问题在于,官方用语已经成为他的语言,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说出一句不是套话的完整句。法官们最后对被告说,他讲的一切都是“空谈”。这个看法很对。但他们认为这种空洞是装出来的,觉得被告希望掩盖其他尽管丑恶却并不空洞的想法,就不对了。这种假设似乎跟艾希曼的那种一以贯之的做法相矛盾——尽管他记性不好,可每当提到一个对他比较重要的情况或事件时,他无一不是在重复同样的现成句子以及自己发明的口头禅(如果他的确自己造出了一个句子,他会反复说,直到这句话成为口头禅)。无论他是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写回忆录,无论是面对警官还是法庭,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用同的词。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果说世界包含一个公共空间,它就不能只是为了一个世代或是为了目前活着的人而创设的;它必须超越必朽的人们的寿命。......共有的世界是我们出生就进入的、死后就离开的世界。它超越我们的寿命,延伸到过去和未来;它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存在,在我们短暂羁旅以后依然持存。和我们共同拥有它的,不只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更包括以前来过的人,以及在我们之后要来的人。但是这个共有的世界,它之所以能够在世代递嬗中持存,只是因为它是公开出现的。将人类想要从时间的自然废墟中救出来的东西吸收进来,并且让它数百年来大放异彩的,正是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在我们之前的许多年代里,人们之所以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自己以及和他们共有的某些东西能够比他们的俗世生命更加恒久。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说不定再也不可能恢复了,这种焦虑和恐惧占据着我。为什么我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坚强呢?我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还是没有好转呢?在那个哭了很久的夜晚,我想着这些,直视着自己的软弱,还有渺小。
——崔恩荣《明亮的夜晚》
“不过金女婿真是善良。” 妈妈经常这样说。她说只要男人不打女人、不赌博、不搞外遇就算不错了,不能要求太高。在这个意义上,对母亲来说前夫确实是个善良的男人一在他出轨的事情被发现之前。 妈妈话里话外听起来好像和男人一起生活就有希望,但是仔细听的话反而会觉得,妈妈才是对男人不抱希望的那一个。只要不打女人、不赌博、不出轨,是这样的男人就足够了。对一个人最深的绝望也不过如此?
——崔恩荣《明亮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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