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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permanence），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绝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做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仅仅为了存在所需要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世代而达致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其他那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那个其他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的存在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终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以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植物——以及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生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种自由基本上是希腊人所谓的幸福（eudaimonia）的条件，是首先取决于财富和健康的客观状态。一贫如洗或疾病缠身意味着受制于身体的需求，此外，沦为奴隶则意味着服从于人为的暴力。身为奴隶的双重且加倍的“不幸”，和奴隶实际上的主观幸福无关。因此，一个贫穷的自由人宁可选择每天都在变动的劳动市场的不确定性，也不要固定而安稳的工作，因为它限制了他每天随兴而为的自由，已经让他觉得像个奴仆（douleia）。再怎么限苦的劳动，都胜过许多家政奴隶的轻松生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的能力，至少在开启过程意义上的行动，仍然伴随着我们。虽然它已经变成了科学家们独占的特权，他们把人类事务的领域，扩大到了取消自然和人类世界的古老保护界线的程度。但是，科学家的行动，由于从宇宙的立场作用于自然，却并不作用于人类关系网络，它就缺乏行动的揭示性质，以及产生故事和形成历史的能力，而正是这两方面一起，构成了意义从中生发和照亮人类存在的源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完全可以想象，现代——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勃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这种来自于被看到和被听到的实在相比，即使亲密生活的最大力量——心灵的激情、精神的思想、感性的愉悦——造成的也是不确定的、阴影般的存在，除非它们被转化成一种适合于公共显现的形式，也就是去私人化（deprivatized）和去个人化（deindividualized）。这种转化最经常发生在讲故事中和一般对个人经验的艺术转换中。不过我们不需要艺术家去见证这种变形：每当我们谈论只在私生活和亲密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带入了一个让它们得以呈现出某种实在性的领域，虽然它们之间在私生活中也许更为强烈，但却不可能具有这种实在性，因为他们看见了我所见的、听见了我所听的。而即使一种充分发展的私生活的亲密关系，也始终只是大大地强化和丰富了整个主观感情和私人感觉的范围，并且这种强化始终要以牺牲对世界和人的实在性的确信为代价。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为上；我们就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像没有咒语就不能打破魔咒的新手魔法师一样。如果不是实现承诺的约束，我们就无法保持我们的同一性；我们就被罚在各自孤独黑暗的心灵里无助地游荡，陷于它的重重矛盾和暧昧之中不能自拔。只有通过他人的在场，让公共领域的光芒投射下来，黑暗才能被驱散。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并为人类共同体所必需的活动中，只有两种被看作是政治的并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生活，即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从这两者中产生出了人类事务的领域（柏拉图称为 ta ton anrhropon pragmata），而一切仅仅是必需的和有用的事情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是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无视人不能在人群之外生活的事实，但他们不把这一状况视为人特有的特征；相反，由于它是人的生活与动物生活共有的方面，从而本质上就不是人的特征。人类种群纯自然的社会联合被认为是生物生命需要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无论对于人类动物还是对于其他动物生命形式来说，都是相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为什么说不信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性格”——他们没有拒绝发明核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真”——他们不明白这些武器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会就如何使用来咨询他们的意见，而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一种无言无行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在世间的死亡，它不再是一种人的生活，因为它已不再活在人们中间。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人人类世界，这种切人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这个切人不像劳动那样是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的，也不像工作那样是被有用性所促迫的，而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的，因为我们想要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当现代人丧失了彼岸世界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赢得这个世界，严格来说，没有赢得生命；他被抛回到生命，被抛入内省的内在封闭领域，在那里他的至上体验是心灵的自我推理过程，自己和自己玩的空无一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所剩的 唯一内容是胃口和欲望，是他误当作“激情”的无意识冲动，他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因为他发现他无法“思考”它们，即无法对付它们。唯一潜在的不朽的东西——像古代的政治国家和中世纪的个体生命一样不朽的，是生命本身，即人类种群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它背后的真正对立乃是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劳动的解放没有导致劳动与积极生活内其他活动的平等，却导致了它几乎无可置疑的统治。从“谋生”的角度看，任何与劳动无关的活动都变成了一项“爱好”。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经济的现代化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的看待现实并发展处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的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人类是复数的和终有一死的，正是人之境况的这些特征，为政治既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令人绝望的偶然性。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成了公共事务，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态度，使得他如此具有人性，并在某些时候容易受到攻击。当我们说某人是“有人性的”，我们一般是在说某种仁慈或温和，或者和蔼可亲之类的品质。与我前面提到的原因相似，由于我们习惯于在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中生活并熟练地进行活动，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和我们所制造、所做的事情等同起来，而经常忘记每个人都仍然具有一种最伟大的特质：他从本质上说永远胜过他能生产和成就的事物。人不仅能在完成每件作品和成就之后仍然不被耗尽，仍然具有创造更多事物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他在自身的本质中就超越于切事物，为物所无法企及和限制。我们知道，人们是如何每天都愉快地丢掉这种特质，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的智力、作品或天赋而骄傲的。这种等同确实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效果，然而，和这些效果同样深刻的是：这样的态度也总是在丢弃人的伟大的品质，丢弃人所具有的比自己的作为更伟大的品质。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剧的主旨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在一个使善良成为不可能的世界中，在一个自我否定的环境中，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布莱希特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几乎总是类似的：那些被悲悯之心所驱使，着手去改变世界的人负担不了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我在混乱时期来到城市，正当饥饿在那里蔓延。我在反抗时期跻身于人群之中也跟他们一起反抗。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我在战斗的间歇吃饭，我在杀人者当中睡觉，我粗心大意地爱，我不耐烦地看大自然。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我年轻时所有的道路都通往泥沼。我的舌头把我暴露给屠夫。我几乎什么也做不了。但那些有权势者没有我就会坐得更安稳：这是我的希望。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你们，将在我们被洪水淹没的地方浮现出来的人啊，当你们说起我们的弱点请你们也记得你们逃脱的这黑暗的时代。……啊，我们这些想为友善铺设基础的人自己却不能友善。……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属于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壕和战场中入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适合过正常的生活了。过正常生活，就是对所有恐怖经历的背叛，就是对恐怖经历中的战斗情谊的背叛——正是这些经历使他们成了男人。与其背叛自己，他们宁愿被遗弃——被自己遗弃，也被世界遗弃。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的退伍老兵身上，并在他们被后来两种这样的“迷惘的一代”所接替时，终于形成了一种气候。后来的第一种，生于约十年后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了通货膨胀、大规模事业和革命动乱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了解到在四年多的屠杀之后，欧洲还留下的任何完好的东西都是不稳定的；后来的第二种，又十年后，生于约本世界的第二个十年，他们可以选择从纳粹集中营、西班牙内战或莫斯科肃反中进入世界。粗略估计，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出生的三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分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或者作为士兵、流亡者、激进分子、抵抗运动成员、极权国家中的居民、集中营的囚徒，或者作为炮火硝烟下的城市民众、作为布莱希特曾在一首诗中写下的城市中的幸存者：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因此，她生命的更糟阶段就曾教给她如下的道理：当你能讲述或书写关于生活的故事和诗时，请不要去使自己的生活诗意化，把它当成艺术品那样去度过它（像歌德曾经做过的那样），也不要利用它来实现某个‘观念’。生活也许包含着‘本质’（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而回忆这一在想象中进行的重复行为，或许能释放这一‘本质’并把‘灵药’赐给你，而你最终甚至可能被允许用它来‘调制’某些东西，来‘酝酿故事’。但是，生活本身既非本质也非灵药，而如果你想这样对待它，它就只会和你开恶作剧般的玩笑。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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