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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判只是为了合乎解释，那么，读者尽可略过这些评判，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白分明的画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这种态度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帕斯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都愿像上帝那样，判定此为善彼为恶。”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又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空洞的责难···空洞的翻案···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许多史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歪曲的。错误的因素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错误的说法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它也就成了一面反映集体意识的镜子。······这说明思想受到世俗成见的束缚，视线就会模糊，证词也会失真，他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所谓的常识往往不过是一些荒唐的假设和仓促归纳出的经验之混合物。······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常识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把一时的观察所得拔高为永恒的真理。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P21-22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有有兴趣，只是因为把它当做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亦不可囿于历史。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布洛赫一再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一一现在一一保持不断的接触。“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戴波《有为》
和亲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或者说为何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匈奴停止骚扰汉朝，这是因为和亲所带给匈奴的最大收益，或者说匈奴真正贪图的，实质上是汉朝所供奉的财帛粮食，而非公主。这些财物能够满足单于王庭一时的生活需要和享乐需求，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的资源缺乏问题。同时匈奴国家是部落联合形式，诸多大小王分草场而治，每个单位独立性都非常强，各部落联系并不像农业城居社会那么频繁，单于对各部日常生活的控制，也不像中原帝国天子对四方那么严密。即使单于本部能够和汉朝保持相对和平，也不能保证左右贤王之下各部在冬天到来时都不用劫掠就安然无恙、衣食无忧。 故此汉朝对匈奴前期的和亲，本质是以财贿赂、花钱消灾，公主的出嫁只不过是完成一种契约的仪式感，让整个事件看上去更冠冕堂皇一些，至少在表面上形式上，双方似乎结成了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用更不堪的话来说，公主只不过是合同中的一个“添头”。
——戴波《有为》
正因为有着如此作用，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决然不会放弃任何一条似真或假的史料，它们在荒诞或虚构之下，往往隐藏着最真实的细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所谓的“正史”和“野史”作一解说。初级历史爱好者凡谈及“野史”，总是抱以鄙夷，觉得不值一哂。其实正史之义，只不过是指以特定体例编成的官修史书，除此之外都称野史。“正”和“野”，并非“真”和“假”的区别。当然，官方掌握的资料资源更丰富，人才更充沛，技术更高超，理论上可信度能够做到更高；但官方同时也有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修改涂抹、美化丑化的需要，而私人著述有时反而可以避免这一点。所以从真实性而言，不可仅凭正或野一概而论。应当理性认为，无论哪一种史料，都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 学习历史，首先要摈弃掉只有正史才是历史这一陋见。
——戴波《有为》
我们需要理清的一个思路是，即便是谣言、传言，在它被编造出来时，也希望说服别人，让别人相信，所以它背后的推进逻辑，必须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以及符合基本的事理。恰恰这一点，使得谣言、传言成为研究者观察历史时代和古人观念的上好材料。
——戴波《有为》
第二日的太阳和死亡威胁一同升起，匈奴毫不留情发动了新一轮攻势，汉军虽知不敌，仍然坚持着力战，没有表现出任何放弃或投降的念头。这样的坚持可能徒劳，却并不无谓。鲜有人喜欢战争，但既然走上战场，就有值得为之伸张不屈的气节。
——戴波《有为》
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戴波《有为》
抛开此文用意不谈，其内容倒真正涉及一个拷问：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戴波《有为》
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有为》
秦历也叫颛顼历，其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十月作为一年岁首，这也是本书屡屡强调的要点。一般认为汉承秦制，也直接继承了秦朝历法。 （颛项历）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戴波《有为》
从马邑之谋开始，刚刚通过和亲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就此结束。匈奴对于边境的骚扰变本加厉，不可胜数。不过民间的关市照旧，互通有无。政治决裂了，生活还要继续。
——戴波《有为》
“代理”时间的长短，完全看前任皇帝驾崩、现任皇帝即位发生在一年的哪个时间段。比如，秦始皇死于七月，秦二世胡亥仅需等待两个多月就可改元，进入自己的元年；汉高祖刘邦死于四月，孝惠帝刘盈因此等了五月有余；刘盈死于八月，他的儿子少帝刘辩要改元，只需等待一个多月，但其时真正执政者为太皇太后吕雉；吕后死于七月，九月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发动政变，共诛吕氏，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时间凑巧在一年之尾，他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新纪元；刘恒死于六月，儿子汉景帝刘启等了三个多月才改元；汉武帝刘彻等待的时间最长一将近九个月。
——戴波《有为》
正因为有这些说不清辨不明的因素，卫青、李广的关系才成为千古之争，并因此连累了记录此事原委的司马迁本人。许多喜欢卫青之人，觉得司马迁带有偏见，尊李抑卫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胡乱编造，有意栽赃给卫青。这么认为的人，可能既不了解史学，也不了解司马迁。和一般人想象的历史需要完全客观不同，司马迁、班固开创的新史学，本就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史记》和《汉书》每一篇末尾的“太史公曰”“赞日”，就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客观”更多指的是对材料的辨别取舍。 就拿司马迁对于卫青、李广的情感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更喜欢和尊敬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一篇饱含着激昂不平的情绪，他写道：李广死讯传到军中，“一军皆哭”；传到天下，不管男女老少熟不熟悉，“皆为垂涕”。李广死时官职为郎中令，而司马迁恰好就在这一年左右担任了郎官，理论上他可能见过李广本人，听闻过身边人闲时啧啧称道飞将军的传说。在他印象里，这位英雄人物、顶头上司“口不能出辞”，很不善于表达，而且行为举止和没见过世面一样，“悛悛如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让士兵和百姓都为之倾倒、痛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造就这样的反差呢？司马迁交代了一些原因：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为人廉洁无比，得到赏赐辄分散麾下，饮食起居与土兵无异，故虽任二千石官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其行军，一切从简，士卒如果没有吃饱喝足，本人绝不饮食，士卒因此无不乐为其死。司马迁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个字作为对李广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实力派英雄极高的赞扬。 和李广相比，司马迁写到卫青霍去病时，笔触相对平静了许多，没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感情，但仍然一笔一笔如实记录着两位青年英杰的不朽战绩。刘勃先生有一句评价写得非常中肯： 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
——戴波《有为》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频频出现酷吏，司马迁也做了自己的分析，他至少总结了两条原因，一条说得比较明白，一条则十分隐晦。明白的那条原因，可以用老子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来概括。法律的设置确实可以保护人的权益，但必须在适度的空间之内，一旦过度，会反过来侵害人的自由权利。法网编织得过于苛刻严密，百姓始终处于一种手足无措，动辄触网的状态，这种社会是极其不稳定的。事实上，秦末的大批盗贼，包括刘邦本人，都是因为触犯秦法为逃避制裁才落草为寇。被逼亡命的百姓越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大量酷吏去惩治镇压，甚至主要精力都用来防治乱民，其他正常的行政公务都被耽搁下来。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史记·酷吏列传》） 司马迁认为官位最高的酷吏张汤死后，大汉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尤其是杜周上位以来，法网只是越来越密，触犯法律的官民只是越来越众，廷尉每年审理的案子也因此越来越多，光是二干石以上的官员，就有上百人被扣押。由于酷吏的风格所致，每个案件都牵连甚广，仅中央和京城的监狱里经常关有六七万人。为了保证查案效率，办案吏员的人数比过去总体增加了十万以上。 以上是说得较为明白的原因，隐晦的原因则在每一名酷吏的个人小传文字里，如“赵禹者…上以为能”，“张汤者…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义纵者…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上以为能”…几乎每一人，必注明“上以为能”，其他列传里都没有如此频繁。酷吏的出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今上觉得这些人有用而予以提拔。如果说酷吏顺应时代需要，那么刘彻，显然就是司马迁心目中认为的时代代言人。
——戴波《有为》
而这篇《循吏列传》最奇妙的地方则在于，篇中提及的五个人，全部来自距离司马迁很多世纪以前的春秋时代。而与之对比，《酷吏列传》的篇幅六倍于《循吏列传》，里面总共提到了十三人，侯封在吕后时期，晁错、致都在景帝时期，宁成、周阳由活跃在景武两朝，其余张汤、赵禹、义纵、杨仆、杜周等八人，全部都是由刘彻提拔专任。反而一向被汉人视为反面典型猛烈攻击的亡秦，却没有一个人物入选。王颖女士在论文《酷吏与汉代政治》中也问及：“为何亡国的暴政却未孕育典型的酷吏，而作为汉代盛世的武帝一朝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酷吏”？其实秦政之下不可能没有酷吏。秦末大乱时，范阳人蒯通对本县县令说：“这十年里，您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早已不计其数了吧。”一范阳县，显然绝非秦政之下的个例。太史公不记秦之酷吏，大约因为他的重心，还是在于借《酷吏列传》感慨当世政失而已。而用悬于数百年前的五名春秋循吏作题外之引，又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而于今尤甚”的哀叹。但我们不禁由此想起他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在那番饱含深情的嘱托里，司马谈谈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他认为春秋以来孔子之后，世道的确曾变坏，但经过汉朝历代君主，尤其是今上的治理之后，已经回到正确轨道之上。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升平，堪称盛世。这正是司马谈想要撰史的动机之一。而从《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的创作手法来看，司马迁对于“盛世”的感受，显然和父亲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时代还需要不断涌现酷吏、依赖酷吏，那和盛世总归还有些距离。父亲的意旨和自己的良心之间，他试图用一种很委婉的方法两全之。
——戴波《有为》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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