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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质之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2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每年春节期间,中国都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大规模的春运现象,许多人连夜排队购买车票,忍受拥挤不堪的艰苦旅途,为的是“回家过年”。如果我们对“回家过年”做一种“经济理性”的利益分析,就会发现,所谓“回家过年”无非就是与家人团聚、与亲朋好友见面,吃吃饭,娱乐娱乐。从“理性计算”的角度看,性价比实在太低了。难道不能避开春运高峰、以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这些“利益”吗?不能,因为这失去了“过年”的意义。如果离开了春节对中国人的文化意义,离开了人们的孝敬与感恩等思想观念,你完全无从解释春运现象,解释其中的利益是什幺,理性又是什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至少,生命的体验需要对比才有意义。如果从未感受过寒冷,就无法体会“温暖”的意义。痛苦和快乐、光明和黑暗等,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体验过困难,你无法真正享受成就带来的满足。因此,幸福的人生不可能等于单纯的快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结婚了,我们会无法分辨究竟是什幺让我们相守在一起一因为相互的爱恋,还是因为婚姻制度施加的约束。如果没有婚姻的制约,我们仍然是伴侣,那就一定是我们自由的意愿所致,是纯粹出于爱情。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曾说过,人生意义是一个“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不会要求我们限时限刻地交出一份答卷。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它、探究它,用自己的一生去尝试、努力、修改甚至推翻再来,把它书写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格结构三元说: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如果说本我是人心中的一个小婴儿,只知道追求满足和快乐,那幺自我就像是小婴儿的监护人,会用理性来考虑这些要求,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考量,有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常常达不到天使的标准,超我就会通过内疚感和罪恶感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动。 了解了这个三元结构,你就明白了,无意识的真相也并没有那幺可怕。弗洛伊德说,本我和自我的关系,有点像马和骑手。马是强劲的驱动力,而骑手需要驾驭这股力量。骑手能够正常指挥马的时候,人的精神状况就很健康。但如果这种关系出了问题,骑手反而被马拖着走,走上了自己不想去的路途,这就偏离了正常的精神状况。如果这种偏离严重而且持久,就成了人们说的精神疾病。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设计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行的。 可是,如果承认人类的必然无知,那幺社会秩序又如何产生呢?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核心概念:自发秩序。哈耶克指出,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很简单,你站到无知之幕的后面,就看不视自己了,不仅看不见,而且遮藏了你的一切个人特征,不管是种族、身体素质,还是智力、家庭背景,或者职业、财产、宗教信仰,这些特征你全都忘记了。不过,你只是对自己的特点一无所知,其它方面完好无缺。你有正常的理性能力,也知道要对自己好,知道怎幺盘算才对自己最有利。你也知道一个人要正常生活,需要哪些基本条件,了解衣食住行和文化政治生活的基本状况。简而言之,你只是忘记了“自己是谁”。 好了,现在每个人都站到了无知之幕后面,罗尔斯把这个位置叫作“原初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性,大家处在绝对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是理性自利的人,而且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用一切最有效的办法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可以说,“原初位置”上那些绝对平等、彻底自由、完全自利的理性人,一起签订了一份契约。 签订这份契约当然不只是为了分蛋糕,而是确立一套分配原则,用它来决定如向分配收益和责任的社会基本结构。其实,这个契约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在一起的规范原则。 大家都承话,签订了契约之后不可反悔,也不能修改。签订契约之后,无知之幕就落下了,每个人都恢复了对自己的记忆,其实也可以说是重新投胎。 那幺,站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最终会达成一个什幺样的契约呢?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 这是什幺意思呢? 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说:“专家没有灵魂。”意思就是,身处铁笼之中,即使有丰富的知识,成了“专家”,也只不过是一种高级零件罢了。我们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是一片虚无,那人面对虚无该怎幺办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超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是人唯一拥有的真实的东西,也是人战胜虚无的武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1.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后者要追求最终极的善。2.前者寻求改善人类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现实中却加重了苦难。3.从历史上看,渐进的改良往往能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创造的乌托邦规划基本都会引发悲剧。所以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但为什幺呢?阿伦特的回答是: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防止人们作恶。阿伦特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德国最在支持纳粹兴起的人群不是社会底层或者边缘人群,而是艾希曼那样的,有文化、有教养的所谓的”值得尊敬的人”。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那些所谓的值得尊敬的人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在精神层面上总是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怎幺应对这两大难题呢?依靠信仰,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终极性的人生信仰都具有类似的超越性。对许多达不到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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