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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已，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科学是理智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反对迷信。在这种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各种“神神道道”的话语。世界被理智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而当今网络与社交传媒的发展，创建了崭新的交往与传媒方式，公共发言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门槛，“随便什幺人对随便什幺问题都可以随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学区房价格的飙升是一个显着趋势，其他许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特别突出。这当然跟我们的教育观念有关系，中国许多家长有一种要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观念，这当然是很成问题的观念。我反复讲过，教育首先不应当只是输赢问题，教育的目标是使一个人健全和幸福，而不是在非常狭隘的功利意义上论输赢。但就算以输赢而论，“赢在起跑线上”的策略似乎相当不成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第二，我们对住房需求的理解，也需要超越物质主义的理解。房子到底是一个必需品、商品，还是奢侈品？当我们谈“刚性需求”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幺？“刚性需求”似乎是客观的物质需求，但在我看来，所谓刚性需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心性需求”。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哲学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区分原因（cause）和理由（reason）。任何一个势态都有其生成的原因，否则就变得不可思议、无从解释了。但能够解释势态的原因未必就证明这个势态是合理的。，一个人生病了，医生能够检查和解释导致病变的原因，但这不意味着就不是病态了。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仁”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它是由“人"和“二”构成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个体要想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人，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这）意味着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学习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人的过程。☑ 这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可以延伸为一种关系性的文化观（the relationalconception of culture）。将"关系性”视为文化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影响的“诸文化”（而不是单一固化的文化）存在于世界。单独的文化共同体无法构成有意义的自身，也无法真正认识自身。文化只有在与外部的相逢遭遇中，通过发现相似与差异，并反思这些发现，才可能展开认识自己的过程，获得自我理解，不断澄清和调整内部从而达成自我同一性（认同）。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同样，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遣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已。因此，笼统地反对和支持爱国主义都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别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如果说“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是福山的问题，那幺我们的问题是“面对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加完善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竞争选举、议会与多党政治以及分权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谐、平等公正的社会能够发展既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文化精华的精神文明，那幺，中国模式就不是一个过渡期的“转型模式”，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模式”（到那时候，历史终结论自然会进入历史博物馆，而福山及其信徒或许也会心悦诚服地向中国致敬。毕竟，在福山的笔下“最后之人时代”的来临也不是多幺值得庆贺的前景）。但在此之前，历史还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来说，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赌注；而对中国独特道路的捍卫者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论敌，也是一桩尚未了却的心事。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终极价值不再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会让人茫然若失。因此，韦伯才会说，“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中国学术界，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展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主张中国的思想必须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状态。因为“照搬西方理论”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中国的独特经验。其次，它在规范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将多种异质文明的“空间性”错误地转换为“普遍的”、文明的“时间性”，由此将中国文明置于西方文明（所谓“世界历史”）进程的低级阶段（黑尔格对中国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批判论述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于是，建立“中国学派”或寻求“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目标。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当代学术界，“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概念。大体来说，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指一种思想偏见：将西方的历史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或者标准模式，将西方的观念、理论以及价值看作优越的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实际上，他并没有排斥而是吸纳了亨廷顿早年的一个思想：“政体能力”问题（国家维护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有时比“政体类型”问题（民主还是非民主）更为重要。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体能力”，也就是维护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要比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类型”更为重要。民主解决的是政体的合法性问题，这不能替代政体的能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学习神学知识会有益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理解政治学原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终究无法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理智化的科学知识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而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知识与信仰的分裂）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幺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德语的Beruf）这个词的意思。“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含“召唤”（calling）的意思。志业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有点接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侧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幺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罕见的审慎与均衡感才可能达成。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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