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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和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从此由宪法所支撑的美国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巧的结构，政府和人民时时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之中。这个运转结构也是美国稳定的原因之一：政府时时处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它就不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甚至发生大滑坡；同时，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他们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以及宣泄情绪的出口，也就不容易积怨至深从而产生爆发丝的破坏力。美国的政府结构也是很有意思的，以后有时间再聊。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从与英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有体会，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是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幺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売，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到了那个时候，再想要“扭转乾坤”就太吃力了。因此，在制造这个巨兽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是因为，拨去被告律师“种族牌”在这个案子上所罩上的送雾，审理和判定的逻辑都是清楚的。这也是在社会上做民意调查，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一致定论，而这九名黑人，两名白人和名拉丁裔组成的陪审团却会有一个一致定论的原因。陪审员的判断逻辑是与民众不同的。况且，只要这12名陪审员中间有一名不同意，陪审团也无法作出“罪名不成立”的裁决。同时，这也是民意调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辛普森受到的是“公正审判”的原因。这个民意调查还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清楚地把一个人“是否犯罪并且得到了判罪”，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区别开来。但是对于一个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想通的道理。他们会想，如果凶手是判了，那幺说明审判是公正的，凶手没有被判罪，这场审判当然就是不公正的。这二者怎幺会出现不统一呢？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环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劳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违、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达不...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你在美国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就是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是，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美国朋友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和“你如果是陪审员，是否会判他罪名成立？”他们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辛普森的律师团，在辩护策略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面对检方的强有力证据，有人考虑到陪审团的种族比例，提出打“种族牌”，以期增加更大的保险系数，也是正常的和意料得到的。但这不是正直和光彩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证人的一种不负责任，也是对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你也许会同我，那幺到底这张牌是不是起了作用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这使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以及有关这信文章和周围的人发生的讨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困难的是那些没有证人亲眼看到犯罪过程，嫌疑犯则坚决否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要确认罪犯有时是非常困难的。你从刚才我提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有时即使有证人，都会发生指认错误。有化验报告，也有可能产生偏差。但是对于涉嫌的这一个公民，就很可能要为一个证据上的偏差而付出一生的自由作为代价。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在美国这样一个把公民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无辜的人失去自由，是美国人认为最不可容忍的事情了。当辛普森案冗长的作证阶段把全美国都搞得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群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到正在进行的审判，大家开始取笑法官、取笑律师，拿这场审判开玩笑。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戴尔希的白人女孩说，不管大家怎样取笑这场审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到最后还是确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幺，就会有两种错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宁可他是杀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却待在牢里。对于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我逐步理解了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他们一般来说，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会发生一些情况使大家都难以判别，在这种情况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它的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宪法修正案的第六条如下：“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第七条是这样的：“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价值超过20美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业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其实，你我都早就听说过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是只有在到了美国之后，在了解了陪审团制度的种种细则规定，并且看了陪审团判案，尤其是看了辛普森案件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案审判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陪审团“是什幺”和当初设立它的“为什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梯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幺区别，检方和辩方就像两支势均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幺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幺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权利法案》的第三条，即宪法第三修正案规定“任何士兵，在和平时期，未得屋主的许可，不得居住民房；在战争时期，除非照法律规定行事，亦一概不得自行占住”，以及第四修正案“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加上宣誓和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民兵是民间的合法武装力量，与官方没有关系。它们由老百姓自发组成，拥有法律所许可的武器装备，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立民兵组织。因此，基于成员的成分不同，他们的宗旨、观点也各不相同。美国式民兵的存在正是依据了《权利法案》的第二条：“组织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是必需的，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保障了人民拥有枪的自由及其保卫自由的能力。虽然在选择这份自由的同时，每个人都看到，它并不使人感觉轻松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两年后，当最高法院复审这个案子的时侯一致同意这样的判决：一个公众人物，当他受到讽刺挖苦的时候，不论它是多幺具有伤害性，甚至有色情描写，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弗威尔赢得的20万精神创伤赔偿金也给推翻了。应该说，这个案子又进一步扩大了第一修正案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这个案子的首席法官讲的段话让我一直很难忘记。公众人物是经常受到讽刺挖苦、漫画化甚至丑化的。他说，考虑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普遍原则，我根本就没打算提供一个例外，让它在这种事情的对错中间划上一条界限。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最高法院，诽谤罪问题的解决毕竟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这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寻求的目标，确保新闻监督的功能，以维持社会的健康正常运作。因此，在最高法院判案的时候，就可以避开细节的纠缠，避开在低一层次的是与非之间划定界限，而做出高一层次的原则性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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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一而且，这并不是锤定音的终极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什幺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有可能是像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是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像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和他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的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幺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幺“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关于言论自由这种情况究竟为什幺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见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幺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摈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只要让“真理”二字一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为什幺这样说呢？呼吁和宣扬言论自由的人们是很容易上“真理”的当的。他们或是明确认为，或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条“阳光大道”，觉得言论自由只是让真理“越辩越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觉已经“真理到手”的这一步，言论自由被抛弃就成了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幺，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是划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愿意理解和真正理解言论自由的原则，以及甘愿为此支付代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往往比事先想象它要困难得多。我敢打赌，现在世界各地正在为言论自由呼喊的许多人，都还没有认真想过这种代价，他们若是真的看到美国的言论自由，看到那些滥用自由的入也同样拥有的权利，保管要吓一跳。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作出的判断。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所以除了他们应该考虑的证据之外，没有非考虑不可的其他因素。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老百姓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像一盘散沙的，在没有和外国打仗的时候，是不拧成一股绳的。美国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其实，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想通的。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幺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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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间：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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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好像在作出举手相迎或严辞相拒的决定之前，还有一段相当艰苦而漫长的互相了解的路必须去走。否则，轻易称“是”显得没有根据，动辄言“不”也容易文不对题。更何况，历史已经规定了它们不可能永远回避。它们都已尝试过这样做，但是，眼看着毫无结果，于是，它们又试图相互走近。有时，如果不暂时和自己的习惯思维方式生生拉开一段距离，就无法在相互了解的路上走出一步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它的宪法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保证了美国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修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因此，在美国教育下出来的老百姓，对于公民权利是非常敏感的。一方面，他们接受非常严格的“合法”与“非法”概念；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现代黑人女诗人玛雅 · 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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