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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抑或仿佛之。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见识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梅特涅（第一任奥地利首相，第二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
——梁启超《李鸿章传》
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之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之意气，殆如昨梦。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之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自兹以讫光绪廿四年（1989）戊戌七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李鸿章于（甲午年）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依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纪律而无之夜，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
——梁启超《李鸿章传》
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政府假其兵力，以助戡乱。彼时欧美各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僇，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淮军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且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将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力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克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
——梁启超《李鸿章传》
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孟子曰：“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
——梁启超《李鸿章传》
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焰尤咻咻焉。…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淮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一由将帅阘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
——梁启超《李鸿章传》
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
——梁启超《李鸿章传》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助安徽巡抚剿太平军）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湘军者，淮军之母也。…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
——梁启超《李鸿章传》
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睹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如是。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以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实情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云：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梁启超《李鸿章传》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梁启超《李鸿章传》
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舍胜海舟外，殆未见有其比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歠流，而无问齿决，此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胜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儿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梁启超《李鸿章传》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犯了许多错误，但即使他不犯错误也绝对没有可以幸取胜的道理。从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胜负都可以在开战之前决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则优胜劣败的道理越确定。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一点儿改变的办法也没有。无论是政治、学术，还是商务，都是这个样子，军事战争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近三十年以来，苦心经营自己的军队，君臣上下心，凭借着这样的信念，练成了服从指择、不怕牲的精锐部队跟我们孤注一掷地拼命，要是没有自信，哪敢这样做呢？等到失败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愚蠢的人，等到失败还不知道为什么失败的是死人。然而却只怪罪李鸿章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 西方报纸有评论家称：日本并不是和中国作战，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这话虽然稍微过分了一些，但也和实际情况接近。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梁启超《李鸿章传》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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