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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句子

虽然如此，阿蒂斯依然痴恋伯明翰，对它的激情永不消退。从南边到北边，在寒冷多雨的冬天，红泥会滑下山坡，漫到街上；在郁郁葱葱的夏天，绿色的葛藤爬满山坡，蔓延到树木和电线杆上，空气潮湿凝重，弥漫着栀子花和烤肉的味道。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说来有趣、多数人可能制夕相处，日久生情，却始终不清楚爱意究意何时萌生、露丝却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个瞬间。当艾姬她网嘴一笑、把那罐蜂蛮递给她时，她一直竭力压抑的感情顿时裤山倒海般通出，就在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全心全意地爱着艾姬。所以那天她才会号陶大哭。她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她知道，自已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这种感觉。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开启了一只脚踏进坟墓的生活。她看着自己的手掌，恍惚间觉得自己的生命线逐日变短。她明白自己再也无法忍受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认定自己其实不想知道身体有没有出毛病。她宁愿稀里糊涂，让生命戛然而止。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骂人的脏话为什么总是与性有关？为什么男人想贬低其他男性时，会骂对方娘娘腔？好像娘娘腔是天底下最恶劣的东西。我们做了什么让别人这么想？为什么性器官“屄”成了骂人。人们不再羞辱黑人，至少不当着他们的面骂人。意大利人不藏则作南蛮子或意大利佬，礼貌的交谈也不再提到犹太佬、日本鬼子、中国佬或西班牙佬。人人都有个团体为自己呐赋，充当后盾。但女人依阳遭受男人的羞辱。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在哪里？这不公平。她感到气愤，越想越气愤。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有时候我想，仁慈的上帝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么多悲痛的负担，我觉得再多一天都无法忍受。可是，他交给你的刚好是你能承受的，没有更多…我来告诉你吧：你不能老想着伤心的事情，它会很快让你生病的，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灵验。”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伊夫琳细心地折好字条，把东西一样样放回原处，不由得一阵伤感。她想，上帝啊，一个有血有肉、生机勃勃的人在世间活了八十六年，离开时只留下这些东西，一鞋盒旧纸片。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他向来只是个怀揣着一盒番茄罐头的流浪汉，无业游民，马路骑士，潦倒汉。这颗自由的灵魂许多次在闷罐车里观赏流星划过夜空。他对国家现状的看法取决于他在人行道上捡到的烟蒂的大小他呼吸过从亚拉巴马州到俄勒冈州的新鲜空气。他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他不属于任何人。一个流浪汉，一个酒鬼，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他，霉运连连的吉姆·斯莫金·菲利普斯，只爱过一个女人，他一生都忠实于她。是的，他在肮脏的旅馆、树林、铁路站场跟很多可怜的女人鬼混过，但是他绝不会爱上她们。他心里始终只有一个女人。他从第一眼看到她穿着圆点蝉翼纱连衣裙站在咖啡馆里就爱上了她，从此矢志不渝。他生了病，在某家酒吧后面的小巷里呕吐，或者半死不活地躺在廉价客栈里，周围环绕着身上长着烂疮的男人，他们发酒疯，大呼小叫地扑打想象中的蚊虫鼠蚁，这时候他想她、念她、爱她。有些夜晚，冰冷的冬雨兜头浇下，他无处躲避，除了一顶薄帽和一双又湿又硬的皮鞋，他身无长物，这时候他想她、念她、爱她。还有那次，他流落到退伍兵医院，切掉一只肺；他被狗撕咬掉半条腿；圣诞节前夜，他坐在旧金山的救世军商店里，陌生人拍了拍他的后背，送给他一包香烟和一只脱水火鸡当晚餐。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他说着“是，先生”和“是，太太”，深更半夜脸上挂着微笑给吆五喝六的推销员送去烈酒，承受傲慢的白人妇女的谩骂，被孩子们叫作黑鬼，被部分白人售票员视为粪土，小费被其他搬运工偷走。他给生病的陌生人清理呕吐物；他上百次路过卡尔曼县，县里的牌子警示道：黑鬼…别让太阳落在你头上。他承受了一切。可是… 家人的丧葬保险已经付清，他送四个孩子上了大学。没有哪个孩子要靠小费生活。正是这个执着的念头让他熬过漫长、艰难、身心交瘁的岁月。还有火车。如果说弟弟阿蒂斯爱上了一座城市，那么贾斯珀就是爱上了火车。火车，黑色的光洁的休闲列车，装有红木镶板，红色天鹅绒座椅。火车的名称诗情画意…日落有限公司…皇家棕榈…新奥尔良市…迪克西飞行员…火焰飞翔…暮色有限公司…矮棕榈…黑钻石…南方美人…银星… 今晚，他乘坐的是“大银彗星”号，细长、流畅，像一根银质的管道从新奥尔良驶往纽约再返回，这是最后几条继续运营的主要线路之一。他哀悼过每列退役的火车，它们一列接一列地被拖离铁轨，留在场院里生锈，好比古老的贵族渐渐消亡。逝去时代的古董遗留物。今晚，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列旧火车…离开轨道…过时落伍…韶华已逝…废铜烂铁。就在昨天，他无意中听到孙子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皮维对妈妈说，他不想跟着爷爷出门，因为爷爷对白人卑躬屈膝的样子和在教堂里的举止让他难堪，爷爷还在唱古老的嘻嘻哈哈的拉格泰姆福音音乐。贾斯珀明白，他的时代结束了，如同他那些在场院里生锈的老伙计。他原本希望不是这个样子。他以自己知道的唯一方式熬过了艰难困苦。他平安落地了。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特雷德古德太太说得对。把烦恼交给上帝，自己就得到了解脱。伊夫琳深吸一口气，深重的怨恨之气在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托旺达也随之而去。她自由了！在这一刻，她原谅了超市里的小青年、给母亲治病的医生、停车场的两个姑娘…她原凉了自己。她获得了自由。自由。如同今天在座的各位，他们经历了各种苦难，却没有让仇恨和恐惧扼杀爱的勇气。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曾经是处女，别人不会骂她荡妇或者娼妓；她结了婚，别人不会骂她老处女；她假装高潮，别人不会骂她性冷淡；她生了孩子，别人不会骂她不能生有；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不想让别人骂她男人婆和厌男者；她从不唠叨或者提高嗓门，别人不会骂她泼妇… 她时时事事小心谨慎，可是，那个陌生人还是用男人发火时责骂女人的脏话把她拖进了污水沟。伊夫琳纳闷，骂人的脏话为什么总是与性有关？为什么男人想贬低其他男性时，会骂对方娘娘腔？好像娘娘腔是天底下最恶劣的东西。我们做了什么让别人这么想？为什么性器官“层”成了驾人的话？人们不再羞辱黑人，至少不当着他们的面骂人。意大利人不再被叫作南蛮子或意大利佬，礼貌的交谈也不再提到犹太佬、日本鬼子、中国佬或西班牙佬。人人都有个团体为自己呐喊，充当后盾。但女人依旧遭受男人的羞辱。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在哪里？这不公平。她感到气愤，越想越气愤。伊夫琳想，要是艾姬在我身边就好了。她不会允许那个小青年用脏话骂她。我敢打赌她会把他撞倒在地。这时候，伊夫琳强迫自己不要继续想下去，因为陡然间，她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悚然心惊。比多数女人晚了二十年，伊夫琳·库奇生气了。她生自己的气，气自己那么谨小慎微。很快，这迟来的愤怒开始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第二天，斯莫金找来几个旧相识，把孩子埋在芝加哥城外的流浪汉墓地。埃尔莫·威廉斯总是随身带着一本红色的救世军歌曲集，他宣读了在第三百零一页找到的几行歌词。为死难的同志感到高兴，我们的损失是他无限的收获，出狱的灵魂得到释放，从身体的锁链中获得解脱。他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于是只简单地用板条箱做了块木牌竖在坟前，上面写着“孩子”二字。别人都散了，斯莫金留在后面跟他道别。“好啦，小老弟，”他说，“至少你看过萨莉·兰德的表演。很了不起”然后，他转身走向站场，去扒向南驶往亚拉巴马州的火车。他想离开芝加哥。高楼大厦间狂风肆虐，冰冷刺骨，有时让人流泪。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可是，她一旦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不会如想象中那样行将就木时，第二天就又故态复萌。不过，经历这场虚惊之后，她只要身体感到疼痛，就深信自己得了癌症；若是去找医生核实，不仅癌症会得到确诊，医生还会用听诊器听她的心脏，迫不及待地送她去做开胸手术，让她无处可逃。她开启了一只脚踏进坟墓的生活。她看着自己的手掌，恍惚间觉得自己的生命线逐日变短。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记得埃德有一次称赞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因为她勇敢地跟老板叫板。他吹捧她说，她是一位有种（ballsy）的女士。现在她仔细想想，不禁感到纳闷：这女人的力量与埃德的解剖学有什么关系？他说的不是“小子，她长着卵巢”，千真万确，他说的是她长着“蛋”。卵巢里装着卵子。她想：难道卵子不是跟精子同等重要吗？这女人什么时候越了界，从“够有种”变成了“过于有种”？这个可怜的女人——要想继续下去，她将不得不耗费一生来平衡这些想象中的蛋。平衡就是一切。那么尺寸呢？她很不解。她没听埃德提过尺寸。男人关心的是另一样东西的尺寸，于是她猜想，睾丸的大小并不重要。天底下最要紧的莫过于你长着睾丸。刹那间，这个结论背后简单而直白的真相让她心里一惊。她觉得仿佛有人用铅笔沿着她的脊柱写了个“i”（我）字，把最上面的点画在脑袋上。她在椅子上挺直后背，她——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伊夫琳，库奇——无意中洞悉了真相，这让她震惊万分。她忽然体会到爱迪生发现电时的心情。当然啦！原来如此。长着睾丸是天底下最要紧的事。难怪她总觉得自己像一辆汽车，在车水马龙中行驶，却没有喇叭。的确如此。区区两个睾丸，打开了通往一切的大门。它们是她继续前进、得到倾听、受到重视所不可或缺的东西。难怪埃德执意生儿子。这时候她又想到一个真相，又一个可悲的、无法改变的真相：她没长睾丸，永远不会也不可能长出睾丸。她注定失败。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埃德说，那些女人不过是一群失意的老处女，而且长得太丑，本来就找不到男人。她就是这样，既厌倦已婚妇女的聚会，又害怕观察自己的阴道。她和埃德去参加高中毕业三十周年聚会，那天晚上她想找个人倾诉一下自己的感受。可是大家都跟她一样困惑，她们紧贴着丈夫，举着手中的饮料，生怕自己消失。她们这代人似乎处在骑墙状态，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聚会结束后，她一连数个小时坐着翻看学生时代的照片，还驾车驶过她曾经生活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埃德帮不上忙。最近，他的做派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竭力摆出一副他心目中一家之主该有的姿态。随着岁月流逝，他变得越来越封闭。周六他独自在家居装饰中心徘徊数个小时，东逛西逛，却不知道要买些什么。他像其他男人一样打猎、钓鱼、观看足球比赛，不过她疑心他也只是在装样子而已。盯着空空的冰激凌盒，伊夫琳疑惑不解，学校照片中那个笑眯眯的姑娘到哪里去了。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会在动手前把枪在冰箱里冷藏数个小时，当子弹击中她的脑袋时，她会感到冷酷冰爽。她似乎感觉到冰冷的子弹穿透滚烫、混乱的大脑，把痛苦一劳永逸地冰封。枪声将是她在世间听到的最后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空无。也许万籁无声，只有鸟儿在清澈凉爽的半空中飞翔。在离地很远的高空。有甜美纯净的自由气息。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记得埃德有一次称赞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因为她勇敢地跟老板叫板。他吹捧她说，她是一位有种（ballsy）的女士。现在她仔细想想，不禁感到纳闷：这女人的力量与埃德的解剖学有什么关系？他说的不是“小子，她长着卵巢”，千真万确，他说的是她长着“蛋”。卵巢里装着卵子。她想：难道卵子不是跟精子同等重要吗？这女人什么时候越了界，从“够有种”变成了“过于有种”？这个可怜的女人一要想继续下去，她将不得不耗费一生来平衡这些想象中的蛋。平衡就是一切。那么尺寸呢？她很不解。她没听埃德提过尺寸。男人关心的是另二样东西的尺寸，于是她猜想，睾丸的大小并不重要。天底下最要紧的莫过于你长着睾丸。刹那间，这个结论背后简单而直白的真相让她心里一惊。她觉得仿佛有人用铅笔沿着她的脊柱写了个“i”（我）字，把最上面的点画在脑袋上。她在椅子上挺直后背，她——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伊夫琳·库奇一无意中洞悉了真相，这让她震惊万分。她忽然体会到爱迪生发现电时的心情。当然啦！原来如此……长着睾丸是天底下最要紧的事。难怪地总觉得自已像辆车，在车水马中行驶，却没有喇叭。的确如此。区区两个睾丸，打开了通往一切的大门。它们是她继续前进、得到倾听、受到重视所不可或缺的东西。难怪埃德执意生儿子。这时候她又想到一个真相，又一个可悲的、无法改变的真相：她没长睾丸，永远不会也不可能长出睾丸。她注定失败。这辈子都没有睾丸，她心里想，除非直系亲属的睾丸也算数。那么她有四颗……埃德和汤米的……不，等一下……如果算上猫，六颗。不，再稍等片刻，既然埃德那么爱她，何不送她一颗睾丸？睾丸移植……没错。要么她还可以向匿名捐赠者求取两颗睾丸。就这样，她要从死人身上买几颗睾丸，把它们装在盒子里，带去出席重要的会议，砰的一声把它们甩在桌面上，逞逞威风。或许她要买四颗…… 难怪基督教这么流行。想想耶稣...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想一想吧，艾姬和露丝买下咖啡馆是在一九二九年，恰好是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即便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吃人造黄油。至少我不记得吃过。很奇怪，当年全世界都在受苦，可是我脑海中回想起在咖啡馆度过的萧条岁月，却是一段欢乐时光，虽然大家都过得很艰难。我们很开心，当年却没有意识到。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小青年在超市辱骂伊夫琳·库奇，让她觉得受到了侵犯。文字强奸。被剥得光溜溜。她总是竭力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已身上，总是害怕惹人生气，担心一旦惹恼别人，对方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咒骂她。她一辈子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人，好比淑女小心翼翼地提起裙子走过奶牛牧场。她疑心一旦招惹了他们，那些难听的话会立刻喷涌而出，肆无忌惮地将她摧毁。事情终于发生了，可是她还活着。于是她产生了疑问。仿佛小青年的肆意羞辱把她骂醒了，她终于不得不正视自己，提出一些她曾经因为害怕听到答案而刻意回避的问题。这种力量，这个歹毒的威胁，这支操控了她的生活的看不见的手枪究竟是什么…害怕挨骂吗？她曾经是处女，别人不会骂她荡妇或者娼妓；她结了婚，别人不会骂她老处女；她假装高潮，别人不会骂她性冷淡；她生了孩子，别人不会骂她不能生育；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不想让别人骂她男人婆和厌男者；她从不唠叨或者提高嗓门，别人不会骂她泼妇…她时时事事小心谨慎，可是，那个陌生人还是用男人发火时责骂女人的脏话把她拖进了污水沟。伊夫琳纳闷，骂人的脏话为什么总是与性有关？为什么男人想贬低其他男性时，会骂对方娘娘腔？好像娘娘腔是天底下最恶劣的东西。我们做了什么让别人这么想？为什么性器官“屄”成了骂人的话？人们不再羞辱黑人，至少不当着他们的面骂人。意大利人不再被叫作南蛮子或意大利佬，礼貌的交谈也不再提到犹太佬、日本鬼子、中国佬或西班牙佬。人人都有个团体为自己呐喊，充当后盾。但女人依旧遭受男人的羞辱。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在哪里？这不公平。她感到气愤，越想越气愤。伊夫琳想，要是艾姬在我身边就好了。她不会允许那个小青年用脏话骂她。我敢打赌她会把他撞倒在地。这时候，伊夫琳强迫自己不要继续想下去，因为陡然间，她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悚然心惊。比多数女人晚了二十年，伊夫琳·库奇生气了。 ...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对我来说，妇女解放来得太晚了……等我发现自己不必结婚时，我已经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我本来以为人必须结婚。我懂什么呀？如今，要改变已经太晚了……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好像白活了。”她转身对着特雷德古德太太，依旧泪水涟涟。“噢，特雷德古德太太，说我老吧，我还年轻；说我年轻吧，我又太老了。把我放在哪里都不合适。我真想自杀，可是又没有勇气。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现实，让母亲离去。可是，不管人们理智上如何认为，情感上都无法真正地做好准备，关掉仪器，放弃母亲的生命；熄灭自己童年的灯光，若无其事地走开，好比关灯离开房间。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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