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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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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爱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一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一一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环是，做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回圈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爱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么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善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爱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抗爱滋病的公共资源。由于爱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藏。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生物学家和公共衡生官员所预测的前景’远此人们所能想像的或社会（以及经济）能够承受的要糟糕得多·当人们每天都读到对爱滋病病例通报率最高的美国所造成的损失的骇人估算时，那些负责任的官员对轻济和卫生服务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过，在公共健康教育中，更粗略一些的隐喻却保存下来了，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二十世纪早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旨在加大对公众进行梅毒知识的教育以及战后加大对结核病知识的教育的那些运动中，军事隐喻一度甚嚣尘上。可以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进行的反结核病运动中的一幅海报为例，上书"Guerra alle Mosche"(" 对苍蝇开战＂），显示苍蝇携带的那些疾病的致命危害。苍蝇本身被描画成朝无辜居民投掷死亡炸弹的敌机。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是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其特别的潜伏性，才为艾滋病提供了一种作为隐喻的更为特别的用法。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以及孕育未来），但对艾滋病的恐惧却把性行为冒险时所忽略的与过去的关系强加在这种行为上。……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一谈到避孕套和清洁针头，就被认为是在宽容和怂恿不正当的性行为和非法使用化学制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为指导人们如何免于感染艾滋病而进行的教育，的确暗含着对那些形形色色根深蒂固的性感觉表达方式的承认，因而也就暗含着宽容）……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一一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话语表达出了一种愿望，即直言不讳地谈论那些有可能导致全面灾难的种种不同的危险。现在，又多了一个危险此外，对“西方”社会来说，还存在着对大灾难场景的心理需求，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对想象中最糟糕场景的这种偏好，反映出了这幺一种需要，即试图主宰自己对那些不可控制之物产生的恐惧。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了与灾难的想象性同谋关系。……一个永恒的现代故事情节：大灾难隐隐迫近……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它仍然在隐隐迫近。我们似乎处在一种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一些最可怕的事件可能已经发生了，如导致环境的无可挽回的毁坏的那些事件。不过，我们对此尚无把握，……或者只是因为这类灾难进展缓慢（或感觉它似乎是缓慢的，因为我们了解它，能预见它；剩下的事是等着它发生，等着它赶上我们的预想）。有正在发生之物，亦有它所预示之物，即行将来临然而尚未真实发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灾难。这其实是两种灾难，其间存在空隙，想象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我们...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艾滋病迅速成了一个全球事件。当它在非洲（更不用说世界了）还远没有成为死亡的头号杀手时，不仅纽约、巴黎、里约、金沙萨在讨论它，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和新加坡也在讨论它。存在着一些著名的疾病，正如存在着一些著名的国家，不过，这些著名的疾病并不一定是那些患病人数最多的疾病，正如著名的国家并不一定是那些人口最多的国家。艾滋病也并非如某些非洲人士所尖刻地断言的，是因为侵袭了白人才变得如此著名。然而，以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种非洲病，那幺即使死了几百万人，非洲之外也几乎无人会关心它。它将是一个“自然”事件，正如饥荒一样，饥荒周期性地侵袭人口众多的穷国，而富国的人却对此爱莫能助。正因为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内容是，作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循环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艾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幺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会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艾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艾滋病的公共投入。由于艾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它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识。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中产阶级中乱交欲望的减少，一夫一妻理想以及谨慎的性生活理想的增强，（……）对艾滋病的这种反应，尽管部分地是十分理性的，但它加深了人们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屡屡提出的对启蒙现代性诸多理想（以及冒险） (many of the ideals (and risks) of enlightened modernity) 的广泛质疑；与这种新出现的性现实主义 (sexual realism) 形影相随的，是对调性音乐、布格罗绘画 (Bouguereau)、证券投资事业 (a career in investment banking) 以及教堂婚礼的乐趣的再度发现。在八十年代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为准备过新的独身生活 (neo-celibacy) 和降低性冲动而例行服用那 (p.149) 些用来提高脑力工作 (mental work) 和长时间谈判所需精力的药物（资产阶级对可卡因的使用，同样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象相当普遍。而机器则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 (mental) 方式：由电话（……）构成的商业化色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变相的乱交，即通过电话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不必接触彼此的体液。对接触的限制现在也同样存在于计算机世界。计算机用户被告诫要留意每一个软件，视其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成为欧洲各种对抗的精神战场——这就是做德国人的意味所在，”曼在他写于一战期间的《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的思考》中说，他的这些情感直到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叶年迈时在流放中写作《浮士德博士》的时候都未改变。西贝尔贝格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恶魔的爆发，这一观点正如其过时地坚持认为德国集体犯罪（“我们身上的希特勒”的主题）一样，令人联想起曼。叙述者不断发难，“没有我们，希特勒会是谁？”这也与曼相呼应，后者一九三九年撰写了一篇题为《希特勒兄弟》的文章，认为“整个事情就是瓦格纳主义的一个扭曲的阶段”。和曼一样，西贝尔贝格也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畸形结果——以及背叛。西贝尔贝格在纳粹时代长大成人，却与这幺一个旧制度下的作家在如此多的主题上有共识。这似乎有点儿奇怪，但是，西贝尔贝格在感受力方面有许多老式的东西（或许，这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接受教育的一个后果）——包括他那幺鲜明地认同德国，而其最伟大的公民却生活在流放中。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如果一个作家试图做很多事情，那幺，一种可怕的、刻薄的美国式忿恨就会向他袭来。古德曼除了写社会评论意外，还写诗、写剧本、写小说，他还着书立说，论题涉及学术界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制力量严防死守的知识领域，譬如城市规划、教育事业、文学批评、精神病学，等等，古德曼这样做对他都不利。学术上人们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却获得本应由他人获得的成果，当精神病专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谈论起大学和人性来，他又是如此内行，许多人不免为此大动肝火。这些人不知道知恩图报，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惊诧。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资本主义并非为了解放女性，才把她们从家庭中带出来并推向社会生产的。资本家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及少女招进工厂、商店、办公室和教育机构，让她们成为雇佣劳动力，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罢了。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你也知道吧？全国至少有十万人丧生。” 点头的同时，我问道：“被杀死的人是不是比这个数字更多？” 对于一九四八年政府成立后，被归类为左翼人士成为教育对象加人该组织的那段历史，我也是非常了解的。家人中有一人作为听众参加政治性演讲也是加入的理由。为了补足政府下达的分配人员，里长和统长随意写上名字的人、得知提供稻米和化肥而自发地写上名字的人也不少。以家庭为单位加入，包括女性、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也很多。一九五○年夏天战争爆发后，按照名单进行羁押、枪杀。据估计，全韩国被秘密埋藏的人数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

——韩江《不做告别》

“你也知道吧？全国至少有十万人丧生。”点头的同时，我问道：“被杀死的人是不是比这个数字更多？”对于一九四八年政府成立后，被归类为左翼人士成为教育对象加入该组织的那段历史，我也是非常了解的。家人中有一人作为听众参加政治性演讲也是加人的理由。为了补足政府下达的分配人员，里长和统长随意写上名字的人、得知提供稻米和化肥而自发地写上名字的人也不少。以家庭为单位加入，包括女性、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也很多。一九五○年夏天战争爆发后，按照名单进行羁押、枪杀。据估计，全韩国被秘密埋藏的人数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

——韩江《不做告别》

被军警怀疑在年龄上能与山上三百名武装队员扯上关系的男人只有大儿子，奶奶和爷爷一直很担心父亲。因为据说警察们会闯进每个村庄，抓走年轻男人，以之充当绩效。据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服役的负责思想教育的刑警们仍然留下来，像解放前一样针对一般民众进行拷问。爷爷听说在邑内警察署有高中生死去，之后父亲独自躲在山洞里生活。在洞穴里，父亲白天点着煤油灯看书学习，等侯形势好转，他想去报考位于首尔的大学。太阳下山之后，为了不让光线外露，他关灯坐着。午夜时分才回家吃剩饭、睡一会儿觉，天亮之前包好三四个甘薯和一包盐，又回到山洞里。那个十一月的夜晚，父亲一如既往地走出洞穴回家。越过旱川时，听到哨声，四周顿时变为明亮，原来是村里的房子开始燃烧起来。父亲本能地知道他哪里都不能去。他藏身在旱川边的竹林中，听到村子空地方向传来七声枪响。父亲看着随后而至的军人吹着号角开始要居民移动。父亲说虽然距离很远，但他认出了牵手走路的两个弟妹。因为更小的孩子走在最前面或因为背着孩子的女人、弯腰的老人摔倒或走不快，导致队伍为之延宕，每当这时，军人们就会吹着哨子、挥动枪托。直到再也看不见人群，父亲才跑回村里。回头一看，在户数更多的下村也看到火舌燃烧的情况。火光因为炽烈而明亮，连冒出烟气的云层白光都能看到。回家一看，只剩下房子的墙壁、田墙、石头房子的墙体，其余的一切都在燃烧。父亲一进家门，只见院子里散满了红色的东西，吓了他一跳，原来是因为太过炙热，辣酱缸都炸开了。确认家里没有人以后，父亲跑到听到枪声的朴树下面一看，发现有七个人死了，其中一个人是爷爷。军人将每户的居民名册都加以对照，对于不在家的男人视为进人武装队，屠杀其剩下的家人。父亲把尸体背回家，放在院子中央，随手抱了一堆竹叶，用它代替布块盖住爷爷的脸和身体，从还有余火的仓库里把木柄烧毁的铁锹拉了出来，等凉了便用铁锹铲土覆盖在竹叶上。

——韩江《不做告别》

“压根儿就别指望靠眼泪来应对这世界。” 母亲从来没说过自己累，即使年岁很大，她还是靠从凌晨到深夜做韩服的活儿维持着生计，又教育着我们兄妹二人。也许是有所预感，她在中风的前一天曾对儿媳妇这样说过： “一生的怨恨酿成了我一身病……现在一想，真是后悔，我这一生都是心里怀着刀活过来的。

——韩江《植物妻子》

其中包含的修辞多于纯朴的热情。甚至在音乐创作中，无论古今，出现的真正创造性的天才，大大少于技艺，这种技艺迅速升华为高超技巧，并且代替那种真正的内在艺术而把一种空洞无物的、令人心智枯竭的偶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古的宗教习惯以跳舞为主，演奏次之，歌咏则甚少。希腊诗歌艺术也曾将家族狭隘自私的观念化为希腊的民族意识，并将它化为人文主义。可是，在拉丁姆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势必得出推论，拉丁姆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枯萎，而不是一种繁荣，但在拉丁姆，艺术却在全民族意识中逐渐幻灭；它们既沦为各方面微不足道的手艺，同时在这儿也未发展出一种传教青年的普遍的民族教育思想。青年教育始终仅限于最狭隘的家庭生活。男童不得离开其父而陪伴他手执锄犁镰刀在田间作业，而且如父被邀做客或去元老院，随他到朋友家或同去会议场所。这种家庭教育大概适合于完全为家为国培养人。意大利艺术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是以古希腊艺术为其明确的楷模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其中包含的修辞多于纯朴的热情。甚至在音乐创作中，无论古今，出现的真正创造性的天才，大大少于技艺，这种技艺迅速升华为高超技巧，并且代替那种真正的内在艺术而把一种空洞无物的、令人心智枯竭的偶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古的宗教习惯以跳舞为主，演奏次之，歌咏则甚少。希腊诗歌艺术也曾将家族狭隘自私的观念化为希腊的民族意识，并将它化为人文主义。可是，在拉丁姆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势必得出推论，拉丁姆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枯萎，而不是一种繁荣，但在拉丁姆，艺术却在全民族意识中逐渐幻灭；它们既沦为各方面微不足道的手艺，同时在这儿也未发展出一种传教青年的普遍的民族教育思想。青年教育始终仅限于最狭隘的家庭生活。男童不得离开其父而陪伴他手执锄犁镰刀在田间作业，而且如父被邀做客或去元老院，随他到朋友家或同去会议场所。这种家庭教育大概适合于完全为家为国培养人。意大利艺术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是以古希腊艺术为其明确的楷模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感谢柳秘书长的教育和栽培。我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因为有领导支持，有领导撑腰。说句心里话，在您手下工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累是累了些，但累得心情舒畅。有您这样的领导；是我们干部的福气。”

——王跃文《国画》

P158-159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从下层社会影响到政治，总不如从上层政治影响到社会，更易有效，至少是更应尽先着力。上层政治摇动，理想社会不易产生。两汉的缺点是平民智识分子，骤遇到大一统政权之建立而相形见绌，不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那时的对抗形势，是皇室（外戚宦官）与知识分子之对抗。唐代之牛李党争，则是门第与科举进士之分朋角逐。两宋、晚明已无门第，乃是书院讲学派与科举禄利之对抗。换言之，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智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智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藉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再总括言之，东汉以下智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但摧残智识分子的，还须凭藉另一批智识分子。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文化绵历五千年。皇古难考。兹述中国教育制度，姑从西周开始。自西周迄孔子为第一期。此期亦已占四五百年之久。书阙有间，仅能粗枝大叶，叙述一概要。其次要谈到孔子以下及于战国，其间约有三百年时期。此一时期，在教育上乃有一特殊情况，亦可谓乃是一有教而无学校之时期。西周以下之教育，乃是一种官立教育，同时亦是一种贵族教育。从孔子以下，虽无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其时乃是社会私家教育时代，亦可称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教育或平民教育。东汉以下，政治解体，急切不能再统一，在此一时期之教育制度，当分两项叙述，一日门第教育，又一日寺院教育。故可谓唐代仅有考试取才，而无学校养才。养才仍赖于寺院与门第。唐末有书院教育，此事乃门第教育之残波余影。门第没落，子弟向学，无共学之人。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

——钱穆《国史新论》

秦、汉一下，全国大一统之中央政府，非神权，亦非民权，但亦不得目之为君权。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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