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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如H.D.在《让我活下去》中所写的“向着传统观念迎面痛击”真正好比踩着“岌岌可危的细长钢丝”。书中这几位女性的人生都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们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动的是她们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这些生活也许各有不同，它们复杂、多样，有时甚至具有危险性，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知识深沉的热爱。正如简·哈里森在1913年所写，“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仍残存着偏见，他们认为女性适宜学习的知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女性的领域是去感受，因此最好不要学习知识”本书中的女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如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以及并不更简单的对于自我的觉知。她们通过接受教育、旅行、友谊、工作以及装饰家园，不约而同地开拓“女性领域”。她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在二十世纪引发着深刻的回响。直到今天，“两者兼得”的难题仍然挂在我们嘴边，个人成就和情感满足两者兼得的理想状态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女性仍然焦虑地谈论着如何才能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谈论着拒绝遵循永无止歇的人生规训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些忧虑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容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也是伍尔夫在回忆录中呈现的故事: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搬到新地方的行动、对传统叙事之外的生活方式的追寻。在很多方面，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属于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不仅限于布卢姆斯伯里女性，还包括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女性，包括地理范围上更广阔的世界的女性。本书五位女性绝不是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完美楷模，但当我追寻她们生命的足迹，她们让我明白过去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想让国际联盟成为现实,”鲍尔写道，“孩子们在离开校园的时候，脑海里必须存有他们所属群体的概念，那就是人类。”教育是国际联盟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联合会理事会认可这样一种理念:向不同国家的儿童教授一致、连贯的知识体系，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和谐的相互依存”，有助于避免国家之间相互怀疑和猜忌一一当初“一战”爆发的导火索。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伴随着楼下广场遥遥飘浮上来的草莓小贩的叫卖声、手摇风琴手演奏的乐声，伍尔夫想出了一种能够兼容印象派、权威性和自我意识的形式：将过去的片段与当下的日记记录交织穿插。和H.D一样，伍尔夫相信回忆录不仅仅留存过往经历，也影响着过往经历。在废弃草稿上，她称自己写作是为了“从这场不真实的杂乱之中抢救下一些真实的时刻”。面临法西斯统治的威胁，伍尔夫对童年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童年接受的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教育，大家长父亲又“专横如暴君”，她终生都在试图与这一时期和解。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 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一-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有时候，我真觉得他们在我们身上培养的是一种顺从的品德。”她满心疲惫地对默里写道，列举出纽纳姆全体师生为向男性证明自身价值而必须时刻背负的各种压力，“你很难理解女子学院会对所有的传统观念、保守品德推崇备至....我们的美德正是奴隶所能展现出来的最大美德——举止得体、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仍旧是奴隶——我不认为这是我们自身的错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伍尔夫所写，这些女性清楚地知道“智识上的自由有赖于物质基础”：她们能否继续写作、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无法由自己随心掌控，而是受到现实条件制约。她们需要且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持续的方式——通过写作、翻译、当老师、当编辑——挣到在伍尔夫看来对作家必不可少的每年五百英镑，用来支付房租、守卫她们奋战得来的独立。她们在阶级、教育、社会等级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也有人继承遗产或得到津贴，有家庭在经济上给予助力，但没有一个富有到从来无须为钱财忧心的程度。即便有着一些外部的有利条件，内心也抱有坚定的信念，她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依然岌岌可危、极不稳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女子接受教育仍属离经叛道；流行漫画中的“文学女性”形象，总是面容枯槁、憔悴萎靡，吸着烟，穿着钉靴，将男人踩在脚底下；惯用标题博人眼球的《每日邮报》将生育率降低归咎于女性忽视天职。这五位女性都曾在追寻理想生活的路上陷人绝境：无法得到与兄弟同等的教育机会;相比男性同事，她们职位低、薪酬少;无法取得正式学位，被大学列为二等生;被期望甘居幕后，做男作家的灵感缪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之前，父亲反对哈里森上大学，是母亲留下的遗产让她如愿接受大学教育。时隔多年，哈里森同样也是在女性的帮助下，得到女性机构的支持，才得以脱离既定的命运。1898年，哈里森受邀回到纽纳姆学院。原来，学院为毕业生专门设立了三年研究员资格的制度。哈里森满怀喜悦地接受学院邀请，成为第一个受惠的毕业生。现在她终于有了机会，她决心营造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的环境。哈里森在伦敦时通过兼职赚取的收入并不稳定，常因需要前往各地巡回演出而分心，室友难相处，合租房内也总是堆满了物品。现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份按时发放的薪水，再一次拥有了一间专属书房；学院花园宽阔而宁静，她可以在这里驰骋神思，周围都是富有活力的女性学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如珀内尔·斯特雷奇、玛丽·佩利·马歇尔和埃莉诺·西奇威克，都成了哈里森的终生至交。渴望弥补逝去时间的哈里森一开始就与学院约定，她在岗位上只需要做研究，免除像上课任务、行政事务、教牧职责这些本属于职责范围的相关事务。经过商议，哈里森每周只需教一门课程，以此换取旅行、阅读、写作的自由。哈里森对学术工作纯粹的投入赢得了学院内众人的敬仰：她受同事尊重（尽管有几位不得不代其承担琐碎而乏味的事务），深受学生爱戴。晚饭后，学生们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她的房间，一起窝在沙发上吸香烟、喝威士忌，浏览散落在地上的希腊花瓶照片。女性主义周刊《时与潮》描绘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哈里森：“任何对大学女教师的预期想象都不曾束缚她：她不受教师身份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打扮、教学、创立理论。”早年初到纽纳姆学院之时，作为学生的哈里森的希腊语水平远远落后于幼年就开始学习相关科目的男同学，对文献学的掌握也远达不到自信的程度。但在作为研究员回到纽纳姆学院后，她从旁观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拓宽了学科原有的界限。不到五年，哈里森就出版了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书中对希腊宗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娓娓道来，被作者笑称...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曾在牛津高中和诺丁山高中给女学生上过一段时间课，不久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查尔斯·牛顿爵士。牛顿爵士当时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对性格开朗的哈里森印象深刻，就邀请她来文物室为前来参观的年长的女士们做讲解员。哈里森很快开始通过“巡回讲演”谋生：接下来十年间，哈里森为了向公众重现古时的节日、舞蹈和祭祀，设计了近似戏剧的表演剧，在全国巡回展演。表演时，哈里森会穿上缀满亮片的缎袍，戴上埃及珠串，披上光耀夺目的披巾，演到情节紧张时，她会将披巾从肩上抖落下来；她会特意将灯光调暗以模拟夜间神秘的崇拜仪式，她会说珠玉般流畅、清脆、响亮的希腊语。有一次，为了展现俄耳甫斯教入教祭祀仪式，她还安排了两位合作演员躲在观众席后方击奏“吼板”，这样观众就会听见一种怪异的声音，却看不见声音从哪儿传出来。1891年，《帕尔摩报》描述道“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亲自设计的巡演，这位女士以一己之力恢复了大众对希腊文化的兴趣”。虽然收获了如潮的大众赞誉，哈里森依旧没能获得机构认可。1889年，《妇女便士报》采访哈里森，问及女性身份是否对其职业发展造成阻碍。从不希望被人同情的哈里森否认了这一点：“在这一领域，女性的身影目前尚不多见。我侥幸位列其中，也仅仅是在职业声望上有一些知名度。”就在采访前一年，哈里森曾申请接替查尔斯·牛顿担任伦敦大学学院古典考古学的耶茨教授职位，但在最后阶段被学院拒绝了。尽管推荐名单上赫然列着整整一长列国际考古学家、学者和博物馆负责人的名字，学院委员会中有两位成员最后还是在文件上表明“伦敦大学学院内由女性来担任教职并非为人所乐见”。1896年，她再次申请该教职，依旧遭到拒绝。这一回，委员会毫无讽刺之意地表示，除了在纽纳姆学院的教育经历，申请人“未曾有同等机会扎根于各个学术分支机构深入耕耘”。委员会的某位成员更属意他之前的学生欧内斯特·加德纳，私下透露哈里森已经出局。伍尔夫在小...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最终，由于简与一位助理牧师之间发展出暧昧关系（有一次，简在路上将他拦下，向他请教关于希腊语版圣经上的一处误译，两人因此结识），家人认为这段关系“非常不光彩”，就将她送到切尔滕纳姆寄宿中学。这所学校旨在让中产阶级的女孩接受与她们兄弟同等水平的教育。简的父亲和继母虽然不看好，但认为简接受教育后，结婚前就可以待在家里教妹妹们念书，称得上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按照父亲和继母的计划，简只能度过狭隘的一生。简之所以得以逃离，独立追寻人生，全得益于一场考虑周全的预先谋划。1871年开始，也就是简年满二十一岁后，根据母亲的遗嘱，简每年能收到三百英镑年金（相当大的一笔数目）。简的父亲并不乐于见到女子赚钱，而且早就对岳父的安排颇有怨言：根据简的外公安排，简的母亲、几位姨母都能独立继承财产，不受丈夫约束。即便不满，简的父亲也无权阻止女儿在财务方面享有自由。1874年，哈里森以最佳成绩通过剑桥大学女子会考，被授予奖学金，进入纽纳姆学院学习古典学。学院最早的这批寄宿生共有二十人，她们被誉为“英国最智慧的女性”。纽纳姆学院设立于1871年，为渴望参加剑桥大学一系列“女子课程”的女性提供住宿。首任院长安妮·杰迈玛·克拉夫(Anne Jemima Clough)希望吸引社会捐赠以建设有利于学习的良好环境，提出这样的观点（伍尔夫后来也提出近似的观点）：“如果能为方便她的学习来布置住所，在这个住所里，她能专门拥有一间房间，不受人打扰，有途径获取任何一本需要的书籍”，女性一定可以更加高效地取得成果。这一观念在当时不可谓不激进，克拉夫坚持她的学生每人都应拥有一间单独、私人的房间—女子当时还无法进入大学图书馆，一间单独的房间因此愈发具有重要性。哈里森将起居室用“莫里斯设计的最新款壁纸进行装饰，房间整体呈现静谧的风格”（乔治·艾略特前来拜访的时候，对此赞不绝口）。学院生活令哈里森初尝陌生的自由滋味。处在这个有利的环境中...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六岁那年，父亲就开始教她拉丁文，在整个少女时期，父亲一直鼓励她尝试各类文学创作，包括为《小妇人》改写戏剧版，为一个自杀的战俘写独白诗，还写过一篇题为《名利不过如此》的文章，这篇文章主题与自我意识觉醒有关，描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作家”最新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但她的姨母们发现她们在这本书中受到批判，女作家因而遭遇一系列麻烦。还有一篇诗体形式的《喜剧广告》，讲的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女主人公，因为性格沉闷的未婚夫不够智慧，不足以打动她，因此决意取消婚约。当时还处于少女时期的塞耶斯写道：“天呐！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应该想的是如何享受人生，而不是和所谓的‘好丈夫’绑在一起！”她在二十多岁的人生阶段始终坚持着这一观念。父母的教育理念对塞耶斯的个人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她在往后的岁月中有底气、有信心素成为一位作家。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Chattering classes：聒噪阶层，“都市中产阶级”中政治活跃、关心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在政治、媒体和学术上有联系的阶层，通常是一个贬义词。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虽然希罗多德顶着“历史之父”的著名光环，但是比起我们伟大的教育机构这座象牙塔，他的史学技巧更适合今天舰队街(Fleet Street)的一名漫游（同时又才华横溢）记者。希罗多德是一名四处漫游的人：他称自己在为史书（《历史》或者调查）搜集资料时，游历了广大的地方，从巴比伦到黑海，从提尔(Tyre)到塞萨利(Thessaly)。他会见官员，收集当地见闻，并保持高度敏锐。他游历的范围可能有些夸大，但重要的是，除了确凿的事实，希罗多德还有机会吸收到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东西方互相敌视的环境之中。剧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公共思维的一个重要处所，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剧场上，经常上演着慷慨激昂的“反野蛮人”剧目。排外情绪是取悦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因此，在许多剧本中，“雅典人”成了民主、人人平等和男子气概的象征，“野蛮人”则成了专制、等级森严和娘娘腔的象征。海伦是这场与东西方有关的戏剧化辩论的关键人物。在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一剧中，帕里斯的母亲赫卡柏在怒斥海伦的同时，也散布了东方人生活放纵的特点：“你习惯了阿尔戈斯的一小班随从；离开斯巴达之后，你迫不及待想在金河环绕的弗里吉亚过上奢侈的生活。墨涅拉俄斯的宫殿不够宽敞，不够你在里面肆意挥霍。”在他3年后写的《海伦》一剧中，这名斯巴达王后叹息地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痛恨海伦，海伦在整个希腊的名声已经臭了，因为我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到金碧辉煌的东方宫殿生活。”舞台上的这种刻板成见，同样存在于雅典艺术家的工作室中。皮肤黝黑的东方人（例如帕里斯）垂涎皮肤白皙的希腊美女（例如海伦）。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瓶瓮和壁画上的特洛伊人越来越多地穿上了波斯人的装束。这两个人种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民族逐渐变成了彼此：波斯=特洛伊=坏消息。偶尔，海伦会因为把希腊大陆上不同的族群团结起来对抗东方而受到赞扬。然而这种颂扬却有着很深的讽刺意味...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斯巴达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可能很少，然而类似阿尔克曼《少女之歌》这样的罕见文献资料却暗示着，斯巴达女孩是古代世界中同性恋的支持者这一传闻已经得到证实。众所周知，爱上海伦这个人或者这个理念的都是男人，但是通过吟唱阿尔克曼所作的热烈诗句，女人们也有了仰慕她的机会。对这些夜里独自聚在一起，练习她们的独特颂歌的斯巴达女孩来说，海伦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人物。也许需要一些帮助才能感受到脸颊上海伦呼出的气息或者听到她的声音，但是火炬的亮光加上整夜的跳舞和宴饮，可能已经足以改变这些孩子的感觉，使她们相信海伦就在她们中间。在这些容易受影响的头脑里，海伦不仅仅是抽象的，而是个有形的存在。我们可能难以理解，已经死去那么久的海伦在古风和古典时代的斯巴达人心目中是多么栩栩如生，但是请注意：对古希腊人来说，所有的神祇和精灵并非游荡在天上，或者住在人们心中，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人间住所。因此，我们知道宙斯住在奥林匹亚，雅典娜住在雅典卫城，而海伦至少从公元前7世纪起就是斯巴达人的教育女神，她住在斯巴达。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许多士兵都带着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走上战场。一些人从自己所受的古典教育中汲取灵感和安慰。其他人则认识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鲁莽而欠考虑、凶多吉少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中亘古不变的东西。他们反复地阅读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审视战争的矛盾和混乱时那些谴责和怒斥的段落，荷马认识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仇恨和忠诚、动机和策略均非常脆弱，就跟糖结晶做成的杯子一样。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从根本上来说，道盖特的目标之一似乎是尽可能地将孩子与其日常生活中那有辱人格的环境分开，在那里他们只被视作又一个能干活儿的劳力，而非学生。一周七天的全日制学校教育意味着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外很少能和家人接触，这样至少部分地避免了他们受到家中恶习的影响。任何为孩子争取到上学机会的家长都看得出，道盖特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把梯子，让他们有机会爬出贫困的循环。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然而，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了，第三天又过去了她却始终没有来，于是我也就渐渐安之若素了。每到九点钟以后，我就感到特别神清气旺，于是出外散步，有时甚至开始了甜腻腻的幻想：“我，比如说，挽救了丽莎，因为她常到我这里来，而我跟她谈话。我开导她，教育她。最后我发现她爱上了我，狂热地爱上了我。我假装不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假装，大概，是为了装装面子吧）。最终，她羞羞答答而又仪态万方地跪倒在我脚下，浑身哆嗦，号啕大哭，说我是她的救星，她爱我胜过爱世上的一切。我深感吃惊，但是。丽莎，'我说，‘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对我的爱情吗？我看见了一切，我猜测到了，但是我不敢抢先攻占你的心灵，因为我对你产生过影响，因此怕你出于感激而有意迫使自己报答我的爱情，勉强唤起你心中也许本来没有的感情，而这是我很不希望的，因为这是。独断专行…这是很不光彩的（唔，总而言之，这时我一簧两舌，带着某种欧洲式的、乔治•桑）式的、神秘高贵、文雅含蓄的语调）。然而，现在，现在一一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心肝，你纯洁、美丽，你是我尽善尽美的妻子。 于是，你以正正规规的主妇身份，勇敢而自由地走进我的家门！“然后，我们就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一起出国，等等，等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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