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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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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恶作剧发生之后，许多相关者的自我白，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对博格西昂的打压，更令人关切。从事“申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学科的分野是现代教有体系的产物。在古典时代，比如希腊传统里面，科学本来就是学的一部分，叫作自然哲学，近代早期仍然如此。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比如伏尔泰等，他们都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我觉得恢复一种综合的视野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把被现代学院体制割裂得越来越细的学科交叉融汇起来，这不仅能帮我们获得更开阔的眼界，而且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新的范式在哲学领域，心灵哲学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道德意识的发生机制，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否兼容等，在纯粹思辨的层面上几很难再推进，虽然不断有专业学者的论文发表，但我个人觉得传统哲学的方式慢慢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而现在，这些问题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些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出现了新的综合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被指责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批判揭露了伪装成智慧的陈词滥调。而思想领袖往往由于涉嫌学术上的草率肤浅而受到嘲讽，但他们创立和传播的新观念，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方法，以激发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该比喻旨在阐明，哲学教育是思想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其意义所在。哲学的目的是实现从物质世界到理念世界的升华。物质世界是感官认知的、可逝的世界，柏拉图将其比作地下的洞穴，而理念世界则是不变的本体（存在）世界。尽管每个人实现这种升华的道路不同，但都需要外界的帮助，所以它势必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努力。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但哈贝马斯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1981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二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马克斯·韦伯曾以“世界的祛魅”来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但泰勒提醒我们“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西方历史上有许多敏锐的思想家警觉到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及其隐患，泰勒在本书中也有所列举。比如，托克维尔曾告诫，民主时代的人们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尼采指称的“末人”（last man）则是现代文明没落的最低点，他们除了“可怜的舒适”“软绵绵的幸福”之外，生命没有任何抱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他（韦伯）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但“清明”是什幺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幺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幺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是，价值多元的现代性困境也并非与当下的中国完全无关，与千年传统文化的断裂，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急剧的社会分层造成的严重利益分化，这些都是我们当下面对的事实。在十多年来的公共思想论述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言说、“新左派”的批判话语，还是以“读经”运动为象征的文化保守主义呼声，都标志着当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某种分裂。虽然各种不同的主张都暗含着某种重建价值共识的努力，但彼此之间很少有深入的卓有成效的对话，更不用说共识的达成。在大众传媒的讨论中，几乎对任何一个公共性问题都会出现相当严重的分歧。而互联网上的争议更为激烈，对所有重大的公共问题几乎都会形成正反两方的对立意见，而论辩的结果常常是以互相指责甚至人身攻击而告终，似乎谁也没有从中获得什幺启示和教益，谁也不可能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对方。生活在一个充满分歧和争议的世界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否也面临着价值认同的危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伯林看来，既坚持信念又自我怀疑的精神，才是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文明，也才是哲学上的心智成熟。的确，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伯林不只与众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首先，几大轴心文明都延续了两千多年，显然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次，这些文明传统（在其思想最深处）都主张了某种超越（验）性的真理一一既是认知的（宇宙论）又是道德的（价值论）。这些真理主张因其形而上的超验品格，在原则上无法被任何形而下的经验所动摇，成为各自文明传统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每一种轴心文明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与坚实的思想根基。以此反观自由主义，就会发现相当不同的情形。自由主义兴起于欧洲的世俗化时代，不仅历史不够久远（至多不过四百年），而且明确地源自基督教文明传统，因此就历史渊源来说，自由主义是派生性的（derivative）而非源生性的（original），似乎无法成为一种“根基”。再次，在哲学层面上，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实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是一种泰勒所说的“自足的人本主义”（self-sufficing human-sm），甚至是“独占性的人本主义"（exclusive humanism）--"不接受任何超越人类繁荣的终极目标，也不拥戴任何外在于这种繁荣的事物”。[4这是一种内在的（immanent）而非超越的（transcendent）哲学，诉诸人的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自主性原在着不同的（肯定的、否定的以及不可知论的）回答，取决于各自不同的信仰立场。而信仰在根本上不是理性能够证实或否证的。理性对接近信仰或许会有帮助，但最终信仰的确立还需要理性之外的东西，需要克尔恺郭尔的所谓“纵身一天”。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或理念，如果无法与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发生最低限度的对应耦合，那幺就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现象”。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可是看看当今的世界局势，到处充满了纷争与冲突，大多数人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越来越没有信心，认为世界走向融合是一种幻想的乌托邦。当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要幺回避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争议，要幺怀疑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你大概听说过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这就是特殊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例子。而福山就是当代极为罕见的普遍主义者之一，他最根本的观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人类政治的发展是殊途同归的。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中国学术界，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展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主张中国的思想必须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状态。因为“照搬西方理论”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中国的独特经验。其次，它在规范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将多种异质文明的“空间性”错误地转换为“普遍的”、文明的“时间性”，由此将中国文明置于西方文明（所谓“世界历史”）进程的低级阶段（黑尔格对中国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批判论述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于是，建立“中国学派”或寻求“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目标。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当代学术界，“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概念。大体来说，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指一种思想偏见：将西方的历史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或者标准模式，将西方的观念、理论以及价值看作优越的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实际上，他并没有排斥而是吸纳了亨廷顿早年的一个思想：“政体能力”问题（国家维护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有时比“政体类型”问题（民主还是非民主）更为重要。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学习神学知识会有益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理解政治学原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终究无法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幺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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