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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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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在其一生的某些时刻处于神祕莫测的力量控制之下,只好任凭摆布,这既非她的意愿,她自己也不知晓,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否认这个事实,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对自己的本能,对我们天性中的恶魔成分的恐惧罢了。看来,这样做许多人可以自得其乐,并觉得自己比那些“容易上钩”的人更坚强、更纯洁、更高尚。我个人还觉得,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像常见的那样,躺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欺骗丈夫,而是无拘无束、热情奔放地听从自己的本能,这样倒更为诚实。…国家司法机关对这类事情的裁决肯定比我严厉。他们的职责是毫不留情地维护共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必须做出裁决,而不是给予宽恕。但作为一个人,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主动担当起检察官的角色,我宁愿当个辩护人。就我个人来说,理解人所得到的乐趣要比审判人所得到的大得多。...可怜的亨利艾特夫人肯定不是女英雄,连风流女子都不是,更够不上是个grande amoureuse。就我所了解的,我觉得它只不过是一位平凡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怀有一些敬意,因为她勇敢地顺应了自己的意愿,然而我却更多地为她感到遗憾...她的做法也许很愚蠢,过于轻率,但绝不卑鄙下流。我始终认为,谁也没有权利鄙视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茨威格《恐惧》
尼采探讨了历史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反作用。尼采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但是,一旦“历史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历史感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文化体系的生命。因此,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种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样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的确,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道突如其来的清晰光束射穿这些迷雾。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退却,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什么呢?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的力量呢?不容置疑,生活更高,是统治力量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因此,就像每个生物都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样,知识对于维持生活也有着同样的兴趣。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看守科学。在科学的卷册旁边,有一套生活的保健法,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这种解药也许会让我们这些身患这种疾病的人感到一点痛苦,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在这里我看到了年轻人的任务,他们组成了第一代的战士和屠龙者,他们将带来一种更美好更幸福的人性和文化,但他们自己顶多也就能看一眼那片幸福美妙的乐土。这些年轻人将既受疾病之苦,又受解药之苦。然而他们相信力量和健康,他们可以自夸,比起他们的祖先一一今天这些文化人和白胡子老头,他们拥有一种更接近伟大自然的天性。然而,他们的任务是从根本上动摇现在关于“健康”和“文化”的概念,并树立起对这一堆洛可可式观念的痛恨与轻蔑。年轻人自身力量与健康最明显的标记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需要从当今文字与观念的铸造厂中找出什么观念和党派标语来标明自己的存在,而只是凭着自己体内那种行动和战斗、分裂和破坏的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在古希腊世界,一切都伟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可就是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种真正非历史文化的真相——而且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是正因为如此,这种文化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如果我们德国人只是些追随者的话,能做这样一种文化的底细继承人和追随者,那就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得了。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很更加重要和根本的,因为它为正义、健康、伟大和人性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只有当人再一次凭借利用和改造历史的力量来为生活服务的时候,人才得以成为真正的人。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硅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盼附“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鸣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宫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一个专制君主,手握视草民为蝼蚁的生杀大权,在国步艰难、沧海横流的岁月,遇上有人主动挑衅添堵,尚愿意克制一下动用“合法伤害权”的冲动,实在称得上宽仁之主。许多普通人,若在他们的处境,未必做得到。按照孟子的政治理想,若再加把劲,将这一分“侧隐之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不可胜用”的圣王了。 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一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 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
——周思成《隳三都》
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英国哲人穆勒:“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
——周思成《隳三都》
贞祐三年(1215年)春夏之交,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文人和武夫、官吏和间谍…无数不同地域、族群、身份和职业的人们,在黄河上下的各处渡口汇聚起来,匆匆擦肩而过,又各自奔向全然不同的命运。
——周思成《隳三都》
这些历史评骘,多半寄托了中原文化精英对故国和旧主的哀思。不过,从种种迹象看,金朝最后这三位君主,秉性确实不坏。 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珪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吩附“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鸣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官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周思成《隳三都》
英国哲人穆勒认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
——周思成《隳三都》
人生大似巢雁,或在华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临,皆当逝去。人生虽有富贵贫贱不同,要之,终有一死耳!
——周思成《隳三都》
……那时的我还太年轻,还不知道变化永远都在前方等着我,并且从来不会事先发出预告。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我很健忘,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也因此我和佩姬几乎没有红过脸,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一发生过也好,没发生也罢一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会全部释怀。也许,我的意识终有一天会失去对我身体的控制欲。我已完成了繁衍,大自然不再需要我了。这是我无法回避的个人生态。你也有你的生态,但都大同小异。治疗只是适应变化,接受变化。这一切都是自然规律,我们出生,长大,然后一点一点从这个世界退场。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而我的人生太短暂,不宜过得匆忙。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有的地道很浅,拱起了上面的草皮,让草地上突兀地冒出一条条蜿蜒紧凑的弧线。教过我的一位老捕鼹人称这种现象为“疯跑”:他说鼹鼠在荷尔蒙的催动下发了狂,正在寻找配偶。我不明白他这种想法是打哪儿来的—一 恐怕他说的并不是鼹鼠,而是他自己孤独的人生。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佛教徒说,人生充满悲伤,唯一的和解之道就是慈悲为怀。他们说,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应既感到悲伤,又感到快乐。在这片土地上像鹰或刺猬一样活着,自有一番乐趣。与此同时,我们从起点到终点的旅程也伴随着悲伤。我的旅程并不通往任何地方,亦不履行任何重要的使命,它走完就完了。犹如一朵罂粟,萌芽,盛开,褪色,然后枯萎,化为尘土。悲悯之心诞生于喜悦与悲伤的相互作用。怜悯自己的生命,宽恕自己的错误,这就是它的根基。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鼹鼠不仅遍布我们的土地,在我们的神话、诗歌和文学作品中也比比皆是。除俄罗斯麝鼹外,鼹鼠都是独居动物。尽管如此,在《柳林风声》这本全世界最可爱的书里,讨人喜欢的鼹鼠却与河鼠、蛤蟆和獾交上了朋友。也许我们会忍不住把自己不吃的动物拟人化。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在我走过春夏秋冬、饱受风吹雨淋的日子里,我的随身之物寥寥无几,而我仅有的身外之物亦随着我日渐衰弱的身体而变得残破不堪。我填不饱肚子,有时饿到了极点,我也会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不过这种时候极少,而且我也越来越善于保护自己。我不动声色地从猎手和恋童癖身边溜走,他们总是在镇上四处游荡,像老鼠一样围着我嗅来嗅去,施展着魅力,寻找可乘之机。当我流浪到布莱克浦时,一个男人提供给我一顿热饭和一张床,他“照顾过许多像我这样的小男孩凌晨时分,在曼彻斯特郊外一条无人的街道上,一个衣着光鲜的女人在我身旁停车,企图把我哄上车:“你想去参加派对吗?”我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于是继续走自己的路。城市很有趣,充满刺激,但同样暗藏危险。人们怀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渴望形形色色的体验。最后,我的袜子磨破了,靴子也磨穿了洞,我这才明白羊毛的价值。羊毛即便打湿了也能保暖。湿的棉布、尼龙或羽毛则会要人命。我昂贵的羽绒睡袋在一场暴雨中淋得透湿,再也不能给我温暖。吸了水之后,它沉甸甸的,搬都搬不动。我把它挂在树枝上想把它晾干,接下来几天我都裹着我的大衣睡觉。羽绒睡袋是一件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从一家慈善商店买了一条旧羊毛毯子,这条毛毯后来对我弥足珍贵。它是蓝色的,粗糙又暖和,即便湿了也依旧暖和,而且晾一晾就会干。这条蓝毯子成了我最重要的财产。我想不起它后来去哪儿了。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仍然拥有它,只是为了将它抱在怀里,就像抱一个婴孩。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人们不问你住在哪里,也不问你来自哪里,他们问的是:“你在哪里停留?”就好像住所只是旅途中的一个停靠站,就好像我们全都是旅人。威尔士的家正是我决定停靠的一站。它是我床上的凹陷处,我疲倦的时候就往里面一躺,它是我女人和孩子们寻找我时首先会去的地方。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全都是旅人。 我的身份认同感并非来自我生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而是产生于我成为一名园丁时,那时我意识到我的家就在户外,在乡间,无论哪里的乡间。当我的脚离开地毯或地板,踏上土地的时候,我明白了自己是谁。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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