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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等级秩序的倒转，也许是现代诸发现最重要的精神后果，同时也是唯一不可避免的后果，因为它紧紧追随着阿基米德点的发现和同时产生的笛卡尔式怀疑。 为了理解推动这一倒转的动机是多么强有力，我们首先要摆脱一个流行的偏见，就是由于现代科学的广泛应用，就把现代科学的发展归因于一种实用的要求提高和改善人在地球上的生活状况。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假如我们不得不依赖人的所谓实用本能，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技术；而且今天，即使已经存在的技术发明带来的动力有可能推动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如果我们一味让自己相信，人首先是一个实用的存在者的话，则我们被技术所规定的世界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更不要提进一步的发展了不管怎样，在沉思与行动的倒转背后蕴含的基本经验，确实是人类只有在他信赖他双手的创造发明之后，对知识的渴求才得到了缓解。这里的关键不是真理和知识不再重要了，而是真理和知识只能靠“行动”，而不是靠沉思来获得。正是一种器具，一种人手的作品——望远镜，最终强迫自然（或更准确地说是宇宙）吐露了它的秘密。信任做而不信任沉思或观察的理由，在最初的积极探索获得成功之后变得更有说服力。在存在与现象相分离，真理不再向观看者心灵的眼睛显现、泄露或揭示自身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必须在欺骗的表象背后追寻真理的真正需要。对于获得知识和接近真理来说，再没有比被动的观察和纯粹的沉思更不值得信任的了。为了获得确定性，就必须弄确实（ make ...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而非马克思所设想的自我异化。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从工业革命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就显示了，这种肇始于剥夺并以剥夺来维持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力的巨大增长。真正胼手胝足、勉强糊口的新劳动阶级，不仅直接处于生命必然性的残追之下，而且同时被免除了一切与生命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忧虑和操心。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劳动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被解放的力量，是“劳动力”固有的力量，即生物过程纯粹的自然丰富性，它像所有自然力量——繁殖以及劳动的自然力量——一样，提供了吐故纳新过程之外的大量剩余。现代初期的这一发展，与过去发生过的同样事情的区别在于，剥夺和财富积累不仅带来了新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而且又回馈给这个过程，造成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 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从而，资本积累并没有导致停（这是我们在前现代的富有帝国那里熟知的趋势）而是扩张到全社会，启动了稳步增长的财富之流。这个过程，确如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命过程”，其财富生产能力只有自然过程本身的繁殖能力——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足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人类ー一可与之相比，而且仍受到它所从出的世界异化原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它不受世界的持存性和稳固性的干预，只要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又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回馈给它。换言之，财富积累过程被生命过程所刺激，又反过来刺激生命过程，我们知道，这只有以牺牲世界和人本身的世界性为代价。 世界异化的第一个阶段以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为特征，即“劳苦大众”的数量不断上升，剥夺使他们失去了家庭和...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于不可逆性的因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 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为上；我们就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像没有咒语就不能打破魔咒的新手魔法师一样。如果不是实现承诺的约束，我们就无法保持我们的同一性；我们就被罚在各自孤独黑暗的心灵里无助地游荡，陷于它的重重矛盾和暖昧之中不能自拔。只有通过他人的在场（他人确保了作出承诺者和实现承诺者是同一个人）让公共领域的光芒投射下来，黑暗才能被驱散。因此，这两种能力都依赖于人的复数性，依赖于他人的在场和行动，因为没有人能自己宽恕自己，能受自己为自己许下的诺言的约束。一个人暗中进行的宽恕和承诺，始终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演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说世界包含一个公共空间，它就不能只是为了一个世代或是为了目前活着的人而创设的；它必须超越必朽的人们的寿命。......共有的世界是我们出生就进入的、死后就离开的世界。它超越我们的寿命，延伸到过去和未来；它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存在，在我们短暂羁旅以后依然持存。和我们共同拥有它的，不只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更包括以前来过的人，以及在我们之后要来的人。但是这个共有的世界，它之所以能够在世代递嬗中持存，只是因为它是公开出现的。将人类想要从时间的自然废墟中救出来的东西吸收进来，并且让它数百年来大放异彩的，正是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在我们之前的许多年代里，人们之所以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自己以及和他们共有的某些东西能够比他们的俗世生命更加恒久。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经历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吸纳进来，并使其熠熠生辉。在我们之前的许多世代，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们自己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现世生命更长，不过这样的时代现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奴隶制的罪恶不仅在于奴隶们被剥夺了自由和可见性，而且在于它令这些贱若微尘的人陷入这样的恐惧：“由于处在晦暗当中，他们死后也留不下任何曾经存在过的痕迹。”）没有什么比现代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不朽的真实关切，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失落...因为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真诚地追求尘世不朽，以至于我们或许有理由以为这类追求不过是虚荣罢了。...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们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这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嫩真实可靠地出现。在共同世界的条件下，实在性不是首先由构成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性”来保证，而是由这一事实来保证：虽然每个人人不同的立场，从而有不同的视角，但他们却总是关注着同一对象。如果对象的同一性不再能被观察到，那么无论是人的共同本性，还是大众社会非自然的顺从主义，都不能抵挡共同世界的毁灭。这种事情发生在极端孤独的情况下……他们既被剥夺了观看和倾听他人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被他人观看和倾听的机会。他们被完全囚禁在自己的单一经验的主观性中，即使这种相同经验被复制无数次，也无法改变其单一性的特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循必死的规律，这个行进在生与死之间的最确实、最可靠的规律。但正是行动力打断了这个规律，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那么人向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假如说从自然的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环运动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这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行动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拿撒勒的耶稣在把宽恕的能力比作更一般地行奇迹的能力，把二者等量齐并都置于人力可及的范围时，他就十分清楚这一点。[84月他对这种能力的洞见在创造性和前所未有性方面，堪与苏格拉底对思想能力的洞见相媲美。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切统治理论的基础是柏拉图式的知与行的分离，而不仅仅是对既不负责任又不可化约的权力意志的辩护。柏拉图把知识等同于命令和统治，把行动等同于服从和执行的主张，通过概念化和哲学表述的纯粹力量，排除了政治领域内所有更早先的经验和表述，为整个政治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甚至在柏拉图得以发展他的概念的经验源泉已经被遗忘了很久之后，他的这一看法依然是权威性的。除了柏拉图对深刻和优美独具一格的结合，为其思想带来经久不衰的影响外，他著作的这一特殊部分经久不衰的原因还在于，通过把行动解释为制造和制作这一更为可信的理解方式，强化了统治对于行动的替代。柏拉图哲学的关键词“理念”（idea）就来源于制作领城的经验，他的确也是第一位注意到知行分离属于制作活动中的日常经验（知行分离对行动领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思想和行动一且分道扬，行动的有效性和意义也就遭到了毁灭）的哲学家，即制作过程显然分为两部分：首先，制作者观看有待生产之物的形象或形状（ eidos），然后着手组织并开始照着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当我们从德克利特到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反复读到政治是一种技术（ techne），属于技艺的一种，可以比作医疗或航海之类的活动的时候，关于言行作为纯粹实现活动的看法，听起来就更像是希腊前哲学经验的微弱回声。在希腊前哲学经验中，政治如同舞蹈者或演戏者的表演样，“产物”就是表演行为本身。行动和言说仅在于实现，从而是政治领城中最高级的活动。因此，当我们听到现代，特别是现代早期以奇特而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言行所作的评价时，我们就可以衡量得出在行动和言说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亚当・斯密把所有本质上是表演性的活动一例如军事职业，“牧师、律师、医生和歌剧演唱者”一统统归为“贱役”，最低级和最无生产性的“劳动”时，就暗含了对行动和言说的关键贬低。因为正是这些职业—一医疗、吹笛、演戏一一为古代人思考最高级、最伟大的活动，提供了范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语词上的混清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马克思坚定地保留了“使用价值”一词，以及他无数次徒劳地企图为价值的产生找到一些客观来源一如劳动、土地或利润，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在交换市场（这正是价值的所在）上不存在“绝对价值”，寻求它无异于化圆为方一样不可能。一切事物令人悲哀的贬值，即它们内在价值的丧失，始于它们向价值或商品的转化，因为从那一刻起，它们就只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存在，从而成了可替代的东西。普遍的相对化，即一个事物只存在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内在价值的丧失，即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独立于不断变化的供需要求的“客观”价值。这一商业社会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所以成为不安的深层源泉，并构成了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主要问题，甚至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相对主义，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技艺人，就其整个活动都是由标尺、尺度、规则、标准的经常使用来决定的而言，不能忍受“绝对”标准和尺度的丧失。货币虽然是各种事物的共同等价物，使它们可以彼此交换，但货币并不具有超出对它的全部使用和操纵之外的客观独立存在，而且这一标尺或任何其他衡量尺度，归根到底属于它所要衡量的事物和操纵它们的人。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于不可逆性的困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what)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此处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也限于我们作为有机生命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企图定义人的本性的各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终结于构造出某个神，哲学家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图以来，这个神已经被思辨为某种关于人的柏拉图式理念)。当然，神圣者的哲学概念被揭露为不过是人的能力和性质的概念化产物，并不是一个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证明或辩护；但是定义人的本性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某种“超人”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神，这一事实足以让人对“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怀疑的目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仿佛我们用力冲破了保护世界和人造物品免受自然的界，把它们交付和遗弃给那些始终威胁着人类世界稳固性的东西，在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着它的自然循环过程。 艺人（世界制造者）的理想是永恒、稳固和持久。现在，这个理想经让位给劳动动物的理想一一“富足”。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社会中，因为只有劳动及其与生俱来的繁殖力，可以带来富足，我们把工作变成了劳动，把劳动打破为细小部分直到实现分工，目的是从人类劳动力（它不仅是自然力的一部分，而且是所有自然力中最强大的部分）道路上消除一切“非自然的”障碍，消除人为技艺建造稳固世界的能力，在劳动者社会中，劳动和工作终于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尺，那就是最简单的执行。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开端不是某物的，而是某人的，人自身就是一个开创者。由于人的被造，开端原则才进入了本然世界，当然这就等于说，自由原则在人被造的那一刻才出现。（1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入人类世界，这种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在其中我们亲自确认和承担了我们最初的身体显现这一赤裸裸的事实。这个切入不像劳动那样是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的，也不像工作那样是被有用性所促迫的，而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的，因为我们想要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但它又不完全被他人所左右，它的动力来自我们诞生时带给这个世界的开端，我们又以自身的主动性开创了某个新的东西，来回应这个开端。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因为希腊词archein表示“创始”、“引导”，最终意味着“统治”），发动某件事（这是拉丁语的agere的原始意义）。而人就他的诞生而言是initium——新来者和开创者，人能开端启新。（1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假如我们遵照如此频繁地催促着我们的建议，即让我们的文化态度也去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地位，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一种让言谈不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被迫采取了一种数学符号“语言”，虽然这种符号语言最初只不过用作口头陈述的一种省略形式，但它现在包含的陈述再也不能转译回口头言说。为什么说不信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性格”——他们没有拒绝发明核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真”一一他们不明白这些武器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会就如何使用来咨询他们的意见，而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越言谈的真理，或许这些真理对单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即他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是一个政治的存在。但复数的人（就生活和行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而言）能够体验到意义，仅仅因为他们能够互相交谈，能够听懂彼此和让自己也弄明白。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城邦区别于家庭之处在于唯有城邦知道“平等者”，而家庭则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因此，自由不存在于家庭领域之内，对于家长，即家庭的统治者来说，他是自由的，仅仅在于他有权力离开家庭和进入政治领城，在政治领域中所有人都是平等者。确实，这种政治领城的平等与我们的平等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以“不平等者”的存在为前提，而且事实上后者在一个城市国家的人口中总是占多数。从而平等（不像现代那样与正义相关）正是自由的本质：成为自由的意味着摆脱存在于统治者关系中的不平等，进入一个既没有统治也没有被统治的领城。（P2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积极生活，就它是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而言，总是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决不能离开或超越它。物和人共同组成了人的每种活动的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活动就是无意义的，而这个环境，这个我们出生于其中的世界，没有人的生产活动一制造产品，耕作土地就不存在，创建政体。没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有他人在场的世界，就没有任何人的生活是可能的，甚至荒野隐士的生活也不可能。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依赖于人们共同生活的事实，但只有行动在人类社会之外是无法想象的。劳动无需他人的在场，虽然一个在绝对孤独中劳动的人真正来说不是人，只是一个劳动动物（ animal laborans）（完全在这个词的最字面意义上）。一个独自工作、制造和建筑的人仍然是制造者，虽然不是一个技艺人（ homo faber）他大概已经丧失了人特有的属性，成了一个神一准确地说不是造物主，而是柏拉图在他的神话中描述的神圣创造者（ demiurge）。只有行动是人独一无二的特权；野兽或神都不能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才完全依赖他人的持续在场。（P1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相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指责自由把人们引向了必然性，谴责行动这个开辟新事物的自发开端，因为它最终陷入了一个先定的关系网中，这个关系网不可避免地拖着当事人前进，让他一开始运用自由就仿佛失去了自由。要逃避自由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不行动，保卫人格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手段看来就是从整个人类事务中退出。如果我们撇去那类建议(它们只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化为一种现实和一贯的行为理论)的灾难后果不谈，那么，它们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自主(sovereignty)等同于自由(freedom)，而且政治及哲学思想都一向认为这两者理所当然是等同的。倘若自主真的等同于自由，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因为自主，即无条件地自足及自我主宰的理想，与复数性的人类条件恰恰是矛盾的。没有人能够自主，因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复数的人们，居住在地球上——而不是像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所假定的，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他才需要依靠旁人。所有传统不得不给出的那些克服人的不自主状况和赢得人不受损害的完整性的建议，都等于是一种对人的复数性的内在“脆弱”的补偿。可是，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并且成功地克服复数性的话，那么结果与其说是完整地支配了自我，不如说是任意地支配了别人，或者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一样，用一个真实世界换取了一个想象世界，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其他人根本不存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拥有如此巨大的、超出任何其他人造物的持久能力，如果人们能够承受它的重负——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的重负(行动过程正是从中汲取了它的力量)，就是一件足以骄傲的事情。但是人们一直以来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行动者从来不能真正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总是要为他未曾打算，甚至也未能预见的后果而“内疚”；无论他行为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和出乎意料，他也不能取消它；他所开启的过程从来不能确定无疑地在一个单个行为或事件中达到圆满的结束；行动从来不把自身的意义揭示给行动者，而只揭示给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本人不行动)向后回顾的目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严格来说，人类事务的领域由人际关系网组成，这个网络存在于任何人们一起生活的地方。经由言说对“谁”的彰显，和经由行动的开端启新，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到这个业已存在的网络之中并遭受到其直接后果。言与行一起发动的过程最终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并独一无二地影响到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生活故事。由于这个业已存在的人类关系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所以行动从来都达不到它的目标；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媒介，行动才能有意或无意地“生产”故事，就像制造活动自然而然地生产出有形之物一样。这些故事可以记录在文件里或纪念碑上，可以显示在使用物或艺术品中，也可以在讲述或复述中编织进各种材料。不过它们本身在其活生生的现实中，依然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这些物化对象的性质。即使任何人手的产品都能告诉我们谁是生产它的主人，行动的故事也更多地向我们讲述了它的主体，讲述了做为故事中心的“主人公”。因而严格来说它们不是产品，尽管每个人都经由言行对人类世界的切入而开始了他的生活，但没有人是他自己生活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换言之，故事作为言行的结果虽然揭示了某个动因，但这个动因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某人开始了一个故事，他在双重意义上是故事的主角：既是它的行动者，又是它的遭受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 在诞生和死亡之间的个人生活最终能够被讲述为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这乃是历史——这个无始无终的伟大故事的前政治和前历史条件。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都能讲成故事，为什么历史最终变成了人类的故事书，有众多的行动者和讲述者，却没有作者，乃是因为它们都是行动的结果。到底谁是历史的伟大创造者这个一度困扰着现代历史哲学的问题，其实出现在我们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并试图为它找到了一个主体——人类——的时刻。此时我们才发现，人类这个主体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变成积极动因的抽象概念；同样关于创造者的无知，也从政治哲学在古代发端的那一...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没有哪种人类表演（ human performance）像行动一样需要言说。在所有其他表演中，言说都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仅仅作为交流的手段，或者纯粹是作为在沉默中也可获得的东西的伴随物。言说用作交流和传达信息的手段的确非常有用，但仅限于此的话，它就可以用某种符号语言代替，后者也许能证明在传达某些意图时更为有用和便利，例如在数学和其他学科中，或在某些团队工作的形式中。人的行动能力，特别是协同行动（ act in concert，）的能力同样如此，用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或利益目标是十分有用的；没有什么比用行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更危险的了。因为显然同样的目的用无声的暴力更容易达到，以至于行动看上去像暴力的一个并不很有效的替代品，正如从单纯的功利角度看，言说只是符号语言的拙劣替代品一样。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主动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沉默或绝对不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隐藏。但自我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或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 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与他相遇的人才看得到。 言和行的彰显性质出现在人们和他人共在的地方，在那里既不是为他人而活，也不是与他人为敌，即出现在纯粹的人类归属感（ togetherness）当中。虽然无人能得知他在言行中彰显自己时，他揭示的是谁，但他必须愿意冒这个风险，而且承担这个...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赖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如果它们进入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 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 permanence），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P1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制作，即技艺人的工作，是一个物化（ reification）的过程。一切东西（即使最脆弱的东西）内在固有的坚实性，都来自被加工的材料，但材料却不是单纯给定的和本身就在那儿，像田野或树上的果实，我们可以采摘它，也可以让它留在自然家园里自生自灭。材料被人为地从其自然 位置中夺取，已经是一种人手的结果了。夺取它要么是扼杀了一个生命过程，如为了得到木头我们就要砍树，要么是打断了某个自然的缓慢进程，如从地球子宫里夺走铁、石头或大理石。这种侵夺和暴力的因素存在于一切制作当中，而技艺人、人造物的创造者，始终都是一个自然的破坏者。用自己的身体和家畜的帮助来滋养生命的劳动动物，也许能够成为所有生物的统治者和主人，但他始终是自然和地球的仆人；只有技艺人视自己为整个地球的统治者和主人而行事。因为他的生产力被视为有着造物主——上帝的形象，在上帝从无中创造（ ex nihilo）的地方，人则从给定的质料中创造；人的生产力本质上必然导致普罗米修斯式的反叛，因为它只有在部分破坏了上帝创造的自然之后，オ能建立起一个人为世界。（P10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就人是技艺人而言，他使事物工具化。他的工具化活动意味着所有事物都贬低为手段，让它们失去了内在和独立的价值，以至于最终不仅制造对象，而且“整个地球和所有自然力”（它们的形成无需人的帮助，并且独立于人的世界而存在）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因为它们不具有从产品而来的对象化”。正是由于技艺人对世界的这种态度，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宣布艺术和技艺的整个领城（在那里人们使用工具和事情不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生产另外的东西）是banausic，这个词的最佳翻译是“市侩的”，表示从利害出发的思考和行动的鄙俗。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评价也不把希腊雕刻和建筑大师在外的，其蕴涵的强烈鄙视之情就不能不令我们震惊了。 这里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工具性，不在于为达到目的对手段的使用，而在于制作经验的普遍化，即有用和效用被确立为人的生活和世界的最终标准。这种普遍化是技艺人活动内在固有的，因为存在于制造活动中的手段和目的经验，并不随着产品的完成而消失，而是扩展了它的最终目标，服务于使用对象。整个世界和地球的工具化，一切既定事物的无限贬值，每个目的都转化为手段，以及只有让人成为万物的主人和统治者才能阻止的加速的无意义过程，所有这一切并不直接来自制造过程；因为从制造的观点看，制成品本身就是目的，一个一个独立持久的存在，如同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人是目的一样。只有在制造主要用于生产使用对象时，完成品オ又ー次变成了手段；只有在生命过程牢牢抓住了事物并为它的目的使用它们时，制作的生产的和有限的工具性转变成了一切现存事物的无限工具化。很显然，希腊人惧怕世界和自然的贬值，惧怕其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是最高级的存在和万物都为人的生活需要服务的“荒谬”（亚里士多德语）意见，不亚于他们对所有严格功利主义之十足鄙俗的轻蔑。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从技艺人的角度看待人的最高可能性的后果，也许最好地显示在柏拉图对...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从工作时间的逐渐缩短（在近一个世纪内取得了稳步进展）到这个托邦的最终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这个进度还是被高估了，因为人们是以资本主义早期普遍剥削的非人状况来衡量这一进度的。如果我们从较长时段来看，目前个人每年所享受的自由时间的总量与其说是现代化的一个成果，不如说是姗姗来迟的向常态的回归。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社会的幽灵，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理想，比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更让人恐俱。这个理想并非新的，它清晰地显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容置疑的假定中，即积极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财富增长、物质丰裕，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外，这个现代社会的理想不过是穷苦人的古老梦想，作为梦想它始终有自身的魅力，一旦实现的话就变成了傻瓜的天堂。 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终将把人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持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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