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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因权而殊者，还是受权而不受殊者，只要他是竭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都爱戴他。但，他们的因权而殊，是不可以殊到人民允许以外去的，更是不可以殊及家人及亲属的，因为后者们并非人民的权力信托人
——
梁晓声
郁闷的中国人
2026-09-15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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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
伏龙芝死后，斯大林将中亚地区分割为五个民族共和国。在他看来，应付五个小共和国，显然比对付一个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容易得多。然而，这样的划分方式，也让中亚出现很多切开族群的奇怪界线。吉尔吉斯南部的奥什地区，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历史上一直是乌兹别克人的聚居地，却被划入吉尔吉斯斯坦。这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和族群分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吉尔吉斯入正在废墟上寻找着可以依赖的东西，那废墟也并非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怡怡相反，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至放弃整个中亚。废墟，只是苏联离去后留下的遗迹。
——刘子超《失落的卫星》
仅就雅典而论，仅提政治家，轻易就可以数出德拉古、梭伦、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客蒙、伯里克利。与此对照，在波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里，除了几个国王，我们很少能见到人的立体展现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以，具体可感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
——陈嘉映《希腊别传》
懒，所以都苟且因循敷衍，做事不认真；懒，所以贪小便宜，以不正当的方法解决个人的生计；懒，所以随俗浮沉，一味圆滑，不敢为正义公道奋斗；懒，所以遇引诱即堕落，个人生活无纪律，社会生活无秩序。知识阶级懒，所以文化学术无进展；官吏懒，所以政治不上轨道；一般人都懒，所以整个社会都吊儿郎当暮气沉沉。懒是百恶之源，也就是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
——朱光潜《谈修养》
科举制度又规定不许商人应考，又因官吏不许经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农村去。那一批参加科举竞选的知识分子，遂大部出身农村，因此也抱有出啊弄得防止商业资本过度发展、及加意保护下层民众最低限度水平生活的政治意识。这一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往平等之路前进。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发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组织有力量的社会。
——钱穆《国史新论》
“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敌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天火烧毁，就因为那里所有人都犯了同样的罪行。然而，这种惩罚与当下所定义的‘集体罪责’不可同日而语。按照“集体罪责’，人们须为以其之名，却非身体力行之事——既没有亲身参与也没有从中渔利——承担罪责或怀有负罪感。换言之，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和无辜必须是客观的，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跟您犯了相同的罪，您也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 “幸好我们无须走到那一步。您认为，既然一个国家的主要政治目的己经演变成一桩闻所未闻的罪行，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皆应犯有同等罪行；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您本人无法给出实证。无论将您推上犯罪道路的事件在主客观层面具有怎样的偶然性，都不能把您的实际所为与他人的可能行为相提并论。我们在此探讨的只是您实际做过什么，而不是您从内心和动机层面是否根本无意犯罪，或者您所有周围的人是否可能犯罪。在您讲述的人生经历中，您成了一个倒霉的人。我们了解您当时的境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相信，若非生不逢时，您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站在这里或任何一个刑事法庭上。为了便于说理，我们暂且认定，您之所以变成大屠杀组织里一枚任人摆布的工具，纯粹是时运不济；不过，您执行了，从而也支...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两百年来，美国人早就习惯这样的一种和平的政治表达方式了。同时，他们也早已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和平相处，也必须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和平相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荷马说青铜时代晚期的政治是家族性的，并以“家族”(House)制为主导。出身于阿特柔斯家族的墨涅拉俄斯是斯巴达的国王，他的哥哥阿伽门农则是迈锡尼的国王。来自西锡安家族(Sicyon)的阿德拉斯托斯(Adrastus)就和女婿阿尔戈斯的狄俄墨得斯(Diomedes)一直保持着联系。如果我们假设王位由女性继承，那么通过让王子们与希腊各地的富有贵族联姻，将产生一个强大的权力网络。而且，既然男性没有继承权，就可以避免诸子之间因为继承权而产生激烈的争吵。奔走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各个迈锡尼权力家族的遗址之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肯定存在某种信任体系，阻止了这些组织对领土和资源的激烈争夺。每座城堡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然而国与国之间那些可耕种的土地显得非常宝贵。走一趟阿尔戈斯到迈锡尼的旧国道，你将彻底了解这一带的地形是多么广袤而难以耕种。这里的山脉像一道道连绵不绝的屏障。对于青铜时代晚期的居民来说，在没有血缘关系这一强力纽带时，那些地理界线为防卫和政治分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迈锡尼人彼此之间显然有合作。公元前1450年，他们已经完全占领了克里特岛。接下来几百年，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扩张的心态望着东面的安纳托利亚。米利都和穆斯凯比(Muskebi)这两个安纳托利亚城市无疑在迈锡尼的控制之下。青铜时代晚期，基于某种默契，希腊大陆上不同的组织之间能够展开联合行动。也许纵横交错的姻亲纽带和父系纽带结成的信任关系，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可以对克里特岛这类富庶的国家，甚至特洛伊这类诱人的异邦城市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无标记’或默认的权威声音是男性的声音，”卡梅伦说，“批评女性政治家的声音本质上是在强化仍然盛行的偏见，即女性没有领导权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语言学中，reappropriation（重新占有）入reclamation（回收、收复）或resignification（重新赋予意义）是指一个群体用新的方式来使用曾经用于贬损该群体的词语或器物的文化过程。语义的reclamation（收复并重新定义、词义矫正）影响了诸多话语领域，尤其是个人赋权和政治赋权方面。一译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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