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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隐私感是通过表现癖表达出来的。写自己，他每每用第三人称，仿佛把自己看成一部虚构作品。后期作品包含了许多挑剔的自我展示，不过，这一展示皆以一种思考的方式出现（任何关于自我的轶事趣闻讲述时无不伴带着一种观点），同时，也包含了关于个人的东西的认真思考；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讨论记日记的话题。其余全部著作都是关于自我描述的极其复杂的工程。他以虔诚而聪明的方式研究自己，什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食物、色彩、他想象出来的味道；还有他看书的方式。他有一次在巴黎的一场讲座中谈到，勤奋的读者分为两类：一类在书上划重点，另一类不划。他说自己属于后者：他从来不在一本要评论的书上作记号，而是将关键的段落摘抄在卡片上。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文人生活不过是打着思想旗号的生存，亦如妓女是打着性欲旗号的生存，”他这样写道。这不仅是对妓女的赞许（克劳斯认为单纯的性是两性行为中最纯粹的形式），也是对文人生活方式的颂扬。本雅明以克劳斯这个不太可能的人物作为例子，因为他“单单因为思想那真正的、恶魔般的功能而成为和平的破坏者”。现代作家的道德任务不是成为一个创造者，而是成为一个破坏者——破坏浅薄的内在性，破坏普遍人性、半瓶子醋的创造性以及空洞的言词所具有的安慰人的意图。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心脏功能健全则是一个他用以指作家成就的隐喻。在一篇赞扬卡尔·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写道：如果说，风格是思想在语言中游刃有余而不落入平庸的力量，那幺，获得这一力量主要依靠伟大思想心脏的力量，它驱使着语言的血液流经句法的毛细血管，而流到距心脏最远的四肢。思考和写作说到底还是精力的问题。忧郁的人自感缺乏意志，也许觉得他需要所有他能掌握的摧毁力。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忧郁的人是如何变成意志的英雄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事实，即工作可以变成一剂药，一种强迫症。（他在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思考是一帖有名的麻醉剂。”）事实上，忧郁的人会成为最大的瘾君子，因为真正上了瘾的体验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需要孤独——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对忧郁的人来讲，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忧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是投入、全身心的投入。他要是不投入，注意力就涣散。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对于在土星照临下出生的人来说，时间是约束、不足、重复、结束等等的媒介。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是他一直以来的自己；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时间并不给人以多少周转余地：它在后面推着我们，把我们赶进现在通往未来的狭窄的隧道。但是，空间是宽广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同的位置、十字路口、通道、弯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死胡同和单行道。真的，有太多的可能性了。由于土星气质的特征是迟缓，有犹豫不决的倾向，因此，具有这一气质的人有时不得不举刀砍出一条道来。有时，他也会以举刀砍向自己而告终。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不宽容的关系，自我是需要重视的。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土星气质是一种合适的气质。）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所以，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人始终落后于其自身。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说，时间是约束、不足、重复、结束等等的媒介。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时间并不给人以多少周转的余地；它在后面推着我们，把我们赶进现在通往未来的狭窄的隧道。但是，空间是宽广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同的位置、十字路口、通道、弯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死胡同和单行道。真的，有太多的可能性了。由于土星气质的特征是迟缓，有犹豫不决的倾向，因此，具有这一气质的人有时不得不举刀砍出一条道来。有时，他也会举刀砍向自己而告终。对于忧郁症来说,装腔作势、遮遮掩掩似乎是必要的。他与别人的关系复杂、不明朗。那些高人一等的、不足的、情感迷惘的感觉，那种不能得到想得到的、抑或甚至无法对自己以合适的(或统一的)名称讲出来的感觉——所有这些感觉都觉得应该掩盖在友好或最具道德原则的操纵之下。使用一个由那些了解卡夫卡的人也用在他身上的词语,舒勒姆谈到了本雅明与别人的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几乎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但是……了解到这个爱挑剔、固执、极其严肃的人也会对在他看来可能高于他的人奉承拍马，知道了他几次到丹麦拜访布莱希特时也会让他自己被布莱希特“嘲弄”(他本人语)、被他蔑视，人们也就不会感到有什幺惊讶。知识生活的王子也可能是一个弄臣。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借助于忧郁理论，对两种角色作了分析。土星气质的一个特征是慢：“暴君因其情感之拖沓而轰然倒台。”“土星另一个显着特点，”本雅明说，“是不忠实。”巴洛克戏剧中弄臣的性格就是代表，其心态就是“本身动摇不定”。弄臣的操纵性部分在于“缺乏性格”；它也部分地“反映出向无法穿越的、悲愁的、相合的星座所作出的极度沮丧、泄气的投降，这一星座群仿佛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几乎是物样的风貌”。只有认同这样的历史灾难感、认同这样程度的沮丧的人,才会解释弄臣为何不应当受到嘲笑。本雅明说，他对同伴不能忠实如一，与他对物质...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他是法国人所谓的抑郁寡欢的人。青年时代，他表现出的特征似乎就是“深刻的悲伤”（舒勒姆语）。他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术的一个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除非我们读懂了他的主要作品：1928年出版的论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及其从未能完成的《巴黎：19世纪之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忧郁理论，否则，便无法充分理解它们。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有没有他的书，我都会受他的影响。现在，他去世了，再也不会在新书里谈论什幺，这下，没有了他的盛气凌人，没有了他对一切事情所作的不厌其烦、迂回曲折的解释，没有了他这份榜样的恩赐，我们大家只好自己继续勉力探索，互相帮扶，说真话，发表我们创作的诗篇，尊重彼此的疯狂以及出错的权力，培养我们的公民意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如果一个作家试图做很多事情，那幺，一种可怕的、刻薄的美国式忿恨就会向他袭来。古德曼除了写社会评论意外，还写诗、写剧本、写小说，他还着书立说，论题涉及学术界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制力量严防死守的知识领域，譬如城市规划、教育事业、文学批评、精神病学，等等，古德曼这样做对他都不利。学术上人们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却获得本应由他人获得的成果，当精神病专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谈论起大学和人性来，他又是如此内行，许多人不免为此大动肝火。这些人不知道知恩图报，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惊诧。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土星气质的一个特点是认为该对其本质的退缩负责的是意志，于是对意志加以指责。忧郁的人相信意志是软弱无力的，便加倍努力，来发展意志。如果这些努力是成功的，那幺，随之而来的意志的“疯长”通常就会以工作狂的形式出现。因此，始终为“淡漠忧郁一苦行僧常患之病一所苦”的波德莱尔在许多信件及其《私人日记》结尾处，总是充满激情地保证干更多的工作，连续不断地工作，除了工作，什幺都不干。（“每次意志被击垮”（波德莱尔语）所产生的绝望是现代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一一尤其是那些既是艺术家又是知识分子的人最为典型的抱怨。）一个人只好去工作，否则，他可能什幺都干不了。甚至连忧郁气质的迷离也用于工作，忧郁的人也许会努力培养一连串变化无常的幻觉状态，如梦幻，或者是通过吸毒以进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超现实主义积极重视波德莱尔以极为消极的方式体验过的东西：超现实主义并不因意愿的消逝而感到悲伤，而是将之提升为一种理想，认为可以依靠梦的状态来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全部物质。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Benjamin《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现代性提供给人的对自然地创造力的抵制与他的力量之间是不成比例的。如果一个人厌倦生活因而选择死亡作为逃避，那是可以理解的。现代性必须在自杀的标志下，自杀是切断英雄意志的行为......。它是现代性在激情王国里的唯一成就......。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Benjamin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术的一个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共产主义国家的官方艺术表现出与性无关的纯洁，与此形成对照，纳粹艺术既是色情的，又是理想化的。乌托邦美学（身体的完美、作为生物事实的本体属性）意味着一种理想的色情：性的内容被转变为领袖的个人魅力以及追随者的欢愉。法西斯主义理想就是将性的能量转变成一种有益于群众的“精神的”力量。好色之徒（即妇女）总表现为一种诱惑，而最令人钦佩的反应就是在性冲动面前方寸不乱。于是乎，里芬斯塔尔对努巴人的婚姻一反他们奢华隆重的葬礼而没有任何仪式或者宴请作了解释：努巴男子最大的欲望不是与女子结婚，而是成为优秀的摔跤手，由此肯定节制的原则。努巴人的舞蹈仪式不是贪图感官享乐的场合，而是“纯洁的节日”————抑制生命力的节日 法西斯主义美学建立在抑制生命力的基础之上；行动受到限制、控制、克制。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激情满怀，但也是以反讽姿态让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使自己众多的“立场”呈开放状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共产主义的，等等。一种立场更正另一种立场；这些立场他全需要。决定当然有可能打破这些立场之间的平衡，态度犹豫不决又使一切保持原位。1938年初，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多诺后没有马上离开法国，他解释说“这里还有立场需要捍卫”。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幺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傲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将自己的性情投射到他所有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讨论对象。他在这些对象，如17世纪巴洛克戏剧（这些戏剧将“土星式的淡漠忧郁”的不同层面戏剧化），和对其作品写出了极其精彩评论的作家——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卡尔•克劳斯身上看到的正是他的性情。他甚而至于在歌德身上也发现了土星性格特征。因为，尽管他在那篇讨论歌德《亲和力》的（仍未译入英文的）出色的辩论文中，反对通过一个作家的生活来阐释作品，但他还是在对文本所作的最深刻的思索中有选择性地运用了作家的生平，即那些揭示出忧郁症和孤独症患者的信息。（因此，他描写了普鲁斯特的“将世界拖进其漩涡中心的孤独”；他解释了卡夫卡，正如克利一样，为何“在根本上是孤独的”；他引证罗伯特•瓦尔泽“对生活中的成功所怀有的恐惧”。）我们不能借助于生活来阐释作品，但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被资本剥削的女性，不仅要承受自由劳动者的苦难，还要背负过去的枷锁。她们的经济困境愈发严重：她们依旧要听从父亲或丈夫的管束，却不能再依靠他们生活，必须自己赚取生活所需；而且借口她们的需求比男性少，她们的劳动报酬更低；当她们在工厂、办公室或学校的日常工作结束后，还要开始做家务劳动。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保罗·贝尔粗鲁地回应道，“你们的宗教日渐衰微，节节败退。若非我们这些自由思想者——你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攻击我们——在暗中支持你们，表面上与你们争斗以取悦看客，若非我们每年投票通过宗教预算，你们这些人和所有神职人员、牧师、拉比，全都得饿死。……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弗雷佩尔主教耸了耸肩：“然而，你们那该死的科学却为共产主义提供了最尖锐的论据。”“您忽略了我们信奉的自然主义哲学，”斯宾塞反驳道，“我们的进化理论精妙诠释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如同物体下落般不可避免，这是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我们还论证了，特权阶级的优越者拥有更高的天赋和更强的适应性，将不断进化，最终形成全新的终极形态，其个体与那些只能靠鞭笞驱使的下层阶级人面兽之辈毫无相似之处。”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那些哲学家和道德家天真地以为，靠高举“家庭神圣”的旗号，就能遏制女权运动。……这些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一边对反叛的资产阶级女性大谈家庭崇拜，一边却歌颂资本主义工业——正是这工业把女人从家庭和摇篮边拽走，扔进工厂的苦役中，毁掉了工人阶级的家庭。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早在19 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就已开始抗议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尤其是当她们的嫁妆让她们与丈夫平起平坐时，这种屈辱就更显得无法忍受。她们反抗家务的奴役，反抗被逼过清苦日子，反抗被剥夺精神与物质享受的权利。胆子最大的甚至公开要求自由恋爱，投身宣扬女性解放的社会主义派别。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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