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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不妨称之为科举的社会。这一种社会，实在是战国游士社会，西汉郎吏社会的再发展。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钱穆《国史新论》
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发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有组织有力量的社会。那种平等性的社会，若范围较小，弊害亦可较轻。不幸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势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这样一个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的社会，最怕的是敌国外患。
——钱穆《国史新论》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若使我们把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统一，认为那作梗的都是些封建势力，则门第和藩镇可谓各得其半。若我们要权衡两者间之病害轻重，则又似各有得失，颇难遽下定论。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则试问，共产主义的思想依据，固然是唯物的，而资本主义的终极趋向，又何尝不是唯物的呢？双方的共同点，岂不都是在物质经济上？至于个人自由与阶级斗争，则只是达到物质享受与经济分配两种手段技术上之不同而已。正因民主政治的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指导，则个人自由很直接便转落到物质享受上。资本主义的社会是让人个别地竞争，共产主义则转向到共产阶级集体竞争一面去，这亦可算是人生一进步。但中国人以仁义道德来作人群集体的指导，尚和平，不尚竞争，比西方的共产主义更进步高明多了。西方人无传统观，进国人则称之曰法统。法由人造，随时更改，何得有统。梁任公以西方为法治，中国为礼制。礼则人类之性情，大群之道义，自可有统。西方之法，由多数人创立。其多时则随时变易，故法亦无统，惟尚多数。中国道统则本之心性， 可以历久而长存。
——钱穆《国史新论》
秦、汉一下，全国大一统之中央政府，非神权，亦非民权，但亦不得目之为君权。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
——钱穆《国史新论》
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治，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较之外在影响之鼓舞歆动，其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见。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与人伦休养中产出血书，再有学术引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缀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失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千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声明，外此一无所有。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于它所要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局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再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再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再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
——钱穆《国史新论》
现在就中国史本身说中国史，来分析中国史上的社会形态，我想先提出两种概念。大概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比较凝固，比较有定型可指。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却比较变动，比较难指出某种的定型性。这两种社会显然不同。所谓较有定型者，乃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而把历史演进比较地凝固或停滞了。有时则旧的特殊势力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尚未形成，那时变动的，无定型的时期。这些时期，可能是黑暗混乱不安定的，但亦可能是活泼动进的，有一种百花怒放万流竞进的姿态。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消逝销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养护了。
——钱穆《国史新论》
但平民学者兴起，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以开始的天下，只要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他们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之为游士，即使说他们是流动的知识分子。其实凡属那时的知识分子，无不是流动的，即使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他们绝不看重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
——钱穆《国史新论》
根据上述，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层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的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企业与新富人。
——钱穆《国史新论》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之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以往历史之认知，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不妨说西周及春秋是“封建社会”，惟此所谓封建社公，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
——钱穆《国史新论》
春秋列国君卿大夫，他们究竟同是贵族，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拥有特权，因此他们只能做到他们那时所能有的一种“国际联盟”而止。但平民学者兴起，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他们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之谓“游士"，即是说他们是流动的智识分子。其实凡属那时的智识分子，无不是流动的，即是无不抱有天下家的大同观念。他们绝不看重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
——钱穆《国史新论》
汉武帝的盐铁政策，在近代看法，极近似于西方新起的“国家社会主义”。然在汉时人理论，则山海池泽之所有权既归属于王室即公家，则遇王室有需要时，自可收归自己经营。而且汉武帝是把这一笔税收来津贴国防对付匈奴的，那更是名正言顺无可统议了。但自由经济思想，仍在汉宣帝时，由民间代表竭力主张而再度得势。当时政府财政当局与民间代表，对此政策之详细讨论与往复辩难，曾记载在有名的《盐铁论》里面，此书直保留到现在。但下到王莽时代，政府中制约经济派的理论又重新抬头。连一切田亩，完全收归国有，由中央重新平均分配。盐铁官卖的政策，又复严厉推行。这只是沿续汉武帝时代的理论，进一步来恢复春秋封建时代的经济政策，即一种制约的平均分配政策。这些全都渊源于春秋时代之井田、禁地及一切土地所有权公有之一观念上，演变产生。 依据上述，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的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企业与新富人。若说春秋社会有一些像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到战国，可说完全变样了。
——钱穆《国史新论》
由于中西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
——钱穆《国史新论》
职分与法制，本剧偏重在限制束缚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切制度之最要宗旨，即在反抗此等病害。而在其长治久安之下，终不免仍在此等病害中敷衍度过，乃终至于一衰不起，无可救药。重法过于重人，重职过于重权，重安定过于重动进，重限制过于重放任，此在一大一统政府之庞大机构来适应农业国家之平稳步骤上，正常容易陷入此等病害而不自觉悟，乃终至陷于大病，不可自拔。
——钱穆《国史新论》
皇帝或国君，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个官位，所以说天子一位，公、侯、子、男各一位，共五等。君一位，卿、大夫，上、中、下士各一位，共六等。天子和君，在政治上也各有他应有的职分和责任。天子和君不尽职，不胜任，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
——钱穆《国史新论》
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这里所提出的，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应该谁属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社会上一切不正，照政治责任论，全由行政者之不正所导致，所以应该由行政者完全负其责。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样子，尽君的责任，臣才能像臣样子，尽臣的责任。臣不臣，还是由于君不君。远从《尚书》起，已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一种“君职论”，绝不是一种“君权论”。
——钱穆《国史新论》
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钱穆《国史新论》
不断由规定的公开考试中，选拔社会优秀智识分子，加进政府组织。政府亦由此常获新陈代谢，永不再有世袭贵族与大门第出现。而科举制度又规定不许商人应考，又因官吏不许经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农村去。那一批参加科举竞选的智识分子，遂大部出身农村，因此也抱有传统的防止商业资本过度发展，及加意保护下层民众最低限度水平生活的政治意识。这一种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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