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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爱游戏，并不因为他们天然生活富裕。寒冷的冬天，贫瘠的山丘，凶险的航道，是希腊人面对的生存条件。希腊人并没有等着争到富裕后才开始游戏，他们赛跑，雕刻，在市场中辩论哲学，同时把游戏的精神带入与自然的搏斗。这些天真的大孩子充满了生的欢欣，对生存的惊异，于是他们一步踏入了自然的中心，在心灵活动的几乎一切领域，给我们留下不朽的美和智慧。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希腊人因生存而充溢着欢欣感激之情。他们当然不是对生存的苦难麻木不仁。痛苦该压来就压来，无分智愚。差别只在于身板够不够硬朗，挺住痛苦，由于承担痛苦而把痛苦转变为生命力的一个源泉，还是让痛苦压得哼哼唧唧。现代文人通过议论痛苦来训练深刻，可是就像“伤痕文学”这个用语表明的，痛苦一经议论，就只剩一道痕迹。痛苦依其本性就不是议论的对象。希腊人从来没有这种自怨自艾的情绪，他们没有内心的痛苦，只有灾难能带来痛苦。希腊人的内心充满生命的快乐，所以他们对灾难特别敏感。希腊悲剧没有丝毫浪漫主义的气息，离开当代的伪乐观主义当然就更远了。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思想的殖壤本来不只是书本，所以古人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时候的万卷，今人用小铅字一印刷，不过几十部头。今既已读了这些，也该着出来逛逛了。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像什么，像我们站在青春的边缘，感觉到时间的离心力正在把人们抛出去，抛出动荡、冲击、炫目的人生中心，抛向安稳的常规生活。就是那种即将寂静下来的惜别之情吧。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西湖（4月29日）一走出来就是西湖。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杭州是一座千古如斯的大花园，处处怡人，反倒不必特特去寻找奇峰怪洞名泉珍瀑了。看那些游人，一双双，一行行，头油面粉，唇红齿白，西服革履或轻纱软帽，手提照像机，肩负长皮筒（盖不知其学名也），行百步则娇喘，停一处则照像，未语先颦，欲顾犹嗔，扶肩援股，柔媚万态；真个让人羡煞！反身自顾，孑孓一人，面黑肌瘦，须发横生，坐则呆如木鸡，行则疾似惊鹿，哪像游园客，活脱潜逃犯；鞋破无袜，衣长带丝，黄背包里一书一本，衣口袋里两元三角。象样的行头，唯林家所赠小花伞一领，却不下雨，无缘撑起。真个羞与自己同行！我还是七○年前后那种玩法，时代却进步了。不过说起来，这次旅行已比当年条件好多了，每行数日就有一家亲友接待，不必担心他已经扫地出门，或正在受审查不敢接待亲友，在外碰到盘查，掏得出一个证件来表明自己不是歹徒。富贵何所愿，云游亦足矣！信步过了白堤苏堤，到了满觉陇石屋洞。西湖的疏浚和建设，得力于白居易和苏东坡尤多，白堤、苏堤因以得名焉。东南形胜，在诗人们的治理下，和平昌盛，锦绣豪华。古时的太守们，出则攻城略地，治国安邦，退则花间月下，歌舞诗酒。李太白诗酒放荡，其实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车上回望庐山，在下午的阳光下静静躺着。一座大山，就像一个伟大的人格一样，当然只有离开一段距离才可得观其全貌，得观其外部的轮廓。但这个全貌就是庐山的真面目吗？我们必须曾在此山之中，勘踏过其中的草径，漱饮过其中的溪流，抚摸过其中的石和树，我们必需曾活着那里，才能真正看到，才能从外形看到实质。看，跳出来看，是一种回忆。惟曾在者能看。这么说，我们若要识得庐山的真面目，非曾在庐山之中不可。继续着昨天下庐山时的思考。所谓看所谓认识，都是以身在事中为前提的。身在事中，说的还不是“体验”，体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认识为归宿的，在确实迷，身在庐山中就是迷在庐山中。着迷才有关切。Sorge这个词，本来译作“关切”要好些。不过熊先生译作“烦”，自由译作烦的好处。因为烦不从认识来而恰恰是从身在其中，机Geworfenheit的关切来。而烦之为体认，就和抽象认识不同，而更近乎智慧。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未必是我现在所向的这层意思，但我们似乎经常过分强调了智慧高远宁静的一面，而不曾悉心体察智慧和烦恼的联系。须知本真的生存并非遁入方寸之间，也非遗凡尘而轻飏。沦落于大千世界，自不免操持百业，逐人高低；就算收心得道，忘却营营，仍须要挺身立世，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夜色来临，风大了，起了波浪，船也颠簸起来。海面好像在船的两侧翘起来，白色的浪花抖动在浑黑的水面上。头顶，朦胧淡月云来去。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味的呢？ ——夜。航行。那久已消遁的，又呈现原形。海德格说，人生存在未来中。这种人恐怕太坚强了。那么，沉湎于往事的心灵，诚是些柔弱的心灵！这段惆怅不去，就 永远是个孩子。都讲外柔内刚，是见了柔的弱处，不提柔的强韧。性格要刚，却何必要刚硬的内心？心柔，才能体贴到那无际绵延的爱和烦。人还活着，总还对世界有所留恋，世界却一无所谓，所以怀抱对世界之爱就总有一种失恋的感受。在那种饱满的伤感中也不是没有欢欣，那种隐秘的对生之欣喜，为能爱而欣喜。而那就是生本身了，那一切欢欣与烦恼的泉源。贴近这生的本身，我们就爱又何妨，可笑又何妨，哭又何妨呢！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晚饭时与叔叔闲聊。叔叔劝我要善用自己的才分，不要太脱离了实际。从小起就不断听人劝我“要现实一点”，而我始终不明白我怎么不现实了。难道一定要把一切想象都打扫干净才有一个现实剩下来吗？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东西呢－－如果减掉想象？不，还不是“想象”。并非实实在在有个现实，此外还可以有虚构的想象。我说的和Einbildungskraft有点相像，但和“想象”或imagination离得比较远，因为这里说的主要不是飞翔而是一种穿透。凭籍这种穿透，我们就会突破封锁，进入公共的世界，建立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实在联系。有了这种穿透力，一个俯伏书案的学者可以和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一脉相通，一个决心自杀的人和一个酣饮狂歌的人心心相印。反过来，缺乏这种穿透力，即使你处在事变的中心，即使你漫游世界，你仍然被封锁在一个小小乾坤里。因此，这种穿透力同时也是一种联系的力量。失去了这种力量，现实就被拧成一个小小的乾坤，而人们大概把“现实”专用来指现实被拧死了的这种极限状况。显然，富有生命力的个人和时代会在这样的现实中局促不安。在一个上升的时代，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人生展现为一个广阔的舞台，这时，古往今来上下八方都勾连成了一个共同世界。没有了想象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长江水路（5月7日）船过安庆后，出舱闲逛。船大，且超载，乘客达2000人，甲板过道上横躺竖卧。独自寻一处清静，接续昨夜古拜经台上的思绪。悟得一切皆空抑或悟得万法如如，我总以为还是后一种悟性要来得更透彻些，所以难怪五祖宏忍虽然把衣钵传给了慧能，仍然说他“亦未见性”。我说“透彻”，是因其悟得真切。了悟一切皆空的人，未始没有，但我们凡人，谁真能悟到一切皆空？更须一问的是，谁始终悟到一切皆空？若始终悟到，那还是悟吗？我们尚在贪生之时，干吗多讲求死之念？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是万法如如。但饿了仍不受嗟来之食，这也是万法如如。最怕的口说一切皆空，实则只把他人看空了，于是自己的生活反倒实得没有了转环的空间。生孩子过日子，就要说修道作诗的是空；修道作诗的，就要说常人的生活空洞。生孩子要好好生孩子，作诗要好好作诗，这就是万法如如了。我虽事哲学，却不喜玄言。想不清说不清的事情是有的，那我们就再去切实体会思考，再试着把话说明白，绝不敢拿了自己的懒惰去冒充得道。笼而统之的得道，的确用不着很费心，难的总是把实实在在的困惑理出一二头绪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岂畏难哉？思的鹄的就是求真，六合之外，万相归一，怎么说都行，诚不再有真伪之辨。古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那么，我们该怎么读荷马？阿喀琉斯是荷马笔下的头号英雄，最卓越者。什么是最好的、最棒的、最优秀的？《伊利亚特》歌咏的是“阿喀琉斯的愤怒”，他为什么愤怒？不是为什么高尚的理想，而是为了跟阿伽门农争夺一个女奴。他还缺乏大局观，因为失去布律赛伊斯闹意气，甩手不干，听凭特洛伊人大破自己的友军。他杀死赫克托耳之后，竟然蹂躏赫克托耳的尸身。我们希望一个怎样的阿喀琉斯呢？顾全大局，先人后己，他本人尊重女性，关怀弱势群体，他手下的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的观念多么正确，我们的道德多么优越啊。顾全大局挺好的，关心弱势群体肯定正确，然而，一个时代要变得怎样生趣全无，那里的人们才会想到把自己变成楷模，变成标本，执以度量和评判古人。我肯定反对蓄奴，反对抢劫。那我干吗去读荷马？我干吗不多自拍几张，放进相册里慢慢欣赏？
——陈嘉映《希腊别传》
我们今人可能会觉得荷马笔下的英雄过于炫耀，过于在乎他人的赞扬。今人容易对炫耀起反感，自有今人的道理。不过，炫耀说的是把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拿出来夸耀，英雄拿来夸耀的，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他出生入死换来的东西。 真实东西拿出来，我们不说炫耀，我们叫它“展现”。荷马笔下的英雄，一直到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展现”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希腊人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利要讲求，但常常，他们只是要展现他们的才智、能力、活力。
——陈嘉映《希腊别传》
像其他希腊神话一样，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也意味深长。今天，人类的技术能力了得，上飞太空下掘石油，而在人类早期发展史上，驭火技艺则厥功至伟。希腊人看到，人类靠技艺生存在大地上，原属无奈，论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人类没什么优势；人类得以繁荣，靠的是技艺。但他们也担心技术会把人类带出自然划定的界限。在另一则神话里，巧匠代达罗斯——就是建造米诺陶洛斯迷宫的那一位——用蜂蜡和羽毛为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造了两对翅膀，一同飞上天空。岂料伊卡洛斯不顾父亲告诫，乘着雄心一味高飞，临近太阳之际，蜂蜡熔化，羽毛纷飞，伊卡洛斯从天上坠落。曾经给人类带来解放的技艺若过度发展，会不会反噬人类？
——陈嘉映《希腊别传》
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和品质。一个人的统治，哪怕是善治，也是不可接受的。希腊人一向把自己视为自由人，自己掌握着城邦的命运，而在僭主制下，他们和东方王国中的臣民没有什么区别了。更何况，不少僭主不信任本邦的公民，重度依赖外国势力扶植，甚至干脆就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僭主统治下的民众于是觉得他们就像是被外族统治而非生活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城邦之中。
——陈嘉映《希腊别传》
今人所说的"政治"这个词，辗转来自polis这个词﹣﹣政治是城邦之事、众人之事。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唯有具有公共性质的、由公民共同商讨决定的事情，才是政治。在城邦里，有 nomos 置于人们中间。nomos 的意思是习俗、律则、规范、法、法律，无论用哪个单一的汉语词来表达都会走样，我们在这里勉为其难，对应以"法律"一词。无论哪个人、哪些人、哪个集团或哪个阶级来统治，都必须遵行法律，依法律来统治。法律必须公正，而且必须公开﹣﹣在几乎每一个城邦里，法律条文都被镌刻在石板或铜板之上，镶嵌在公共场所。公开和公正一体两面，没有公开就无法保障法律的公正。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的标志，使之区别于家庭。家庭内部的事情是私事。在家庭里，重要的不是公共说理﹣"公共"两字可以去掉﹣﹣重要的是关爱，是对家庭具体成员的具体关爱，没有了这种关爱，家庭就瓦解了，或名存实亡。而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则首先是对法律的信赖和忠诚。对具体人的关爱是自然自发的，与之对照，nomos是"人为的""抽象的"，对法律的信赖和忠诚需要培养、需要教化。实际上，这正是希腊人所称的教化的主要含义。
——陈嘉映《希腊别传》
去到海外的希腊人，有些滞留在那里，时间长了成为移民。早在公元前IT但纪，布脂人就开始向半岛外移民。爱奥尼亚人主要向东去往小亚细亚，多立斯人则更多西向去往意大利。最先涌现的城邦有不少就是这些移民建立的，如爱奥尼亚人的名邦米利都。公元前8世纪，随着城邦的涌现，希腊人开始了有组织移民，一个母邦划出一批人口，集体移置到某个新地方，建立一个殖民点，条件成熟之后，这个殖民点就独立而成为一个新城邦。这一殖民潮持续了两三个世纪之久。每一个殖民城邦都是一个特定城邦去建设的。殖民群体从母邦祭台上分取圣火，到达新地点后，第一件事是用带来的火种建一个火塘，这象征新城邦继承母邦的传统，宗教 政体形式、方言，等等。殖民城邦虽然与母邦保持多种多样的联系，但它建成之后就成为独立的政治体，并不附属于母邦。因此，殖民城邦既不同于通常含义上的移民，也不同于近代西方帝国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帝国的属地。当然，殖民地闹独立获得成功是另一回事。殖民城邦壮大之后，有可能建立它自己的新殖民城邦，继续扩大殖民链条。例如，米利都建邦后不久即变得繁荣昌盛，便在黑海南岸建立了一批自己最早的殖民城邦，继而深人黑海其余地带，如多瑙河河口、第聂
——陈嘉映《希腊别传》
奥德修斯说道："阿喀琉斯啊，没有人比你更加荣耀，你生前是众人瞩目的伟大英雄，死后又成为冥府中众多灵魂的首领。"阿喀琉斯却这样回答："我在这样阴暗的地方苦不堪言，即使是作所有亡魂的首领，我也不愿，我倒愿意活在阳世，哪怕身为农奴，为家境贫寒的雇主辛苦耕田。"我们还记得，阿喀琉斯早知道他将殒身沙场，但他仍然选择出征特洛伊，现在他的相法变了？此一时彼一时，人的感念当然时时不同，但我想，如果再生 阿喀琉斯还会宁死为英雄而非活为农奴，荷马的如椽巨笔创造了希腊的英雄理想，然而，荷马岂能不知，一切理想都有它虚幻的一面。英雄视死如归，但他并不爱死亡，他爱活着。荷马笔下的英雄远比我们卓越，但他们并不古怪，并不用古怪的方式感受、思考、行动。
——陈嘉映《希腊别传》
英雄为荣耀而生，为荣耀而死，如希腊学学者韦尔纳·耶格尔所称，英雄对荣耀"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渴望被人赞美、称颂。这种渴望本身就是英雄的一种卓越之处"。我们今人可能会觉得荷马笔下的英雄过于炫耀，过于在乎他人的赞扬。今人容易对炫耀起反感，自有今人的道理。不过，炫耀说的是把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拿出来夸耀，英雄拿来夸耀的，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他出生人死换来的东西。而且，英雄要听到的是同侪的赞扬，芸芸众生的赞扬并不带来荣耀；唯英雄识英雄，同侪的赞扬不只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赞扬者的认可。真实东西拿出来，我们不说炫耀，我们叫它"展现"。荷马笔下的英雄，一直到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展现"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希腊人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利要讲求，但常常，他们只是要展现他们的才智、能力、活力。今人倾向于区分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这样两分之后，更加推崇内在品质而不是外表。对这种区分荷马英雄肯定十分陌生，他们会很难理解深藏在纯粹内心之中的卓越。荷马笔下的英雄首先是个堂堂男子，体格强健、外貌威武、举止轩昂。卓越展现自身，而不是藏于内心。存在本身就要求展现﹣﹣奥德修斯有言：没被看
——陈嘉映《希腊别传》
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时候，启蒙的新见会得到较多宽容。共同体面临危险的时候，民众在心理上感到恐慌，更容易敌视自己不熟悉的观念。苏格拉底的审判就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希腊是古代世界里最开明的，雅典的言论自由尺度尤其宽松。但自由的限度始终存在，更切旨的是，这个限度因时而异——有论者注意到，迫害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差不多完美重叠。穷理无禁区，政治有禁忌，哲学的小众特点对哲学起到保护，而当哲人介入公众生活的时候，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就变得明显了。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希腊城邦这样的共同体，需要某种“公认智慧”才能存续。哲学以何种方式言说为宜，在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那里，成为哲学本身的一个主题。
——陈嘉映《希腊别传》
斯巴达与雅典同为希腊的伟大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比起雅典，斯巴达在原为更多的时候享有领导地位。然而，我们今天说到希腊，首先浮现的一定是雅典。当时人眼里，事功辉赫，后人眼里，文教绵长。事功即因即果，取效于当时，时光无情，当年的因果湮灭无迹，文教灵犀相通，越千年而愈形彰显。耶格尔说，“每个时代都有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赞扬的权利，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产生另一时代的工具。每个时代在历史的全幅图景中的最终地位，取决于它为自己时代的最高成就赋予精神和智力形式的能力”。诚哉斯言。
——陈嘉映《希腊别传》
这里单说说小共同体与展现的关系。当今流行观念把人视作一种经济动物，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用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衡量社会是否合理。有一个基本方面被大大忽略了，那就是，人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能。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个基本方面。前面一再提到，发挥其才能、展现其卓越是希腊人极其强烈的动机，而只有在城邦这样的小共同体中，人才能全面展现他的品格和才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体育竞赛，无论是一座雕塑还是一个思想，每一样成就都是具体可感的，都对城邦有所触动有所改变。事实上，正是在城邦林立的希腊，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涌现出众多的卓异任务。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可以具体感知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希腊人很难设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庞大帝国之中，这样的“共同体”的盛衰沉浮跟他作为个体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个人淹没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中，完全看不见自己。
——陈嘉映《希腊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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