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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望"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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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人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放弃了生的希望之后，上尉竟突然开启了生存模式，顿时胸中涌起一阵巨大的狂喜。这种情绪如同脱缰的马猝然狂奔那般地突如其来，是上尉至今从未体验过的感受。他的眼睛犹如在昏迷中半闭半睁，呆滞无神，但却突然看到了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景象。万花筒的世界多姿多彩，眼前处处美景都生动逼真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地上一朵小花半掩在树叶下，洁白耀眼，玲珑剔透。一颗刺松果、一只在蓝天里迎风飞翔的鸟儿、一缕火红的阳光透过绿荫投下的光影一一上尉见到的这一切，仿佛在他一生中是破天荒头一回。他闻到纯净空气的清新气味，他惊叹自己绷紧的身体和跳动的心脏，他感觉到血、肌肉、神经和骨骼的神奇。至此，他无所惧怕；他神秘地体验到天人合一的禅境之美，他已升华到了珍贵的精神境界。侧身紧贴脱缰之马那流血的嘴角荡漾起心醉神迷的笑容。

——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

在放弃了生的希望之后，上尉竟突然开启了生存模式，顿时胸中涌起一阵巨大的狂喜。这种情绪如同脱缰的马猝然狂奔那般地突如其来，是上尉至今从未体验过的感受。他的眼晴犹如在昏迷中半闭半睁，呆滞无神，但却突然看到了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景象。万花筒的世界多姿多彩，眼前处处美景都生动逼真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地上一朵小花半掩在树叶下，洁白耀眼，玲珑剔透。一颗刺松果、一只在蓝天里迎风飞翔的鸟儿、一缕火红的阳光透过绿荫投下的光影一上尉见到的这一切，仿佛在他一生中是破天荒头一回。他闻到纯净空气的清新气味，他惊叹自己紧绷的身体和跳动的心脏，他感觉鲜血、肌肉、神经和骨骼的神奇。至此，他无所惧怕；他神秘地体验到天人合一的禅境之美，他升华了珍贵的精神境界。侧身紧贴脱缰之马，那流血的嘴角荡漾起心醉神迷的笑容。

——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

有时候我简直希望从来不认识鲁迪，贝丽尼斯说，你会被宠坏，让你从此以后太孤单。当你做完活，夜里走在回家的路上，隐隐的孤单单的感觉就会在你心里打颤。你交往了太多差劲的男人，只是为了摆脱这种感觉。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我想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你的意思，”她说，“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定了。我们生来就各有各命，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个人都被限定了。我生为贝丽尼斯，你生为弗兰淇，约翰·亨利生来是约翰·亨利。也许我们都想自由，挣脱了好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在定局之中。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就是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自己限定。这是不是你想要说的？” “我不知道，”弗·洁丝敏说，“但我不想被限定。” “我也不想，”贝丽尼斯说，“谁都不想。而我被限定得比你还厉害呢。” 弗·洁丝敏理解她为何这样说，是约翰·亨利奶声奶气地发问:“为什么？” “因为我是黑人，”贝丽尼斯说，“因为我是有色人种。每个人都这样或那样地被限定，但他们又格外地钳制着一切有色人种。他们将我们区分出来，逼进死角。我们首先被生而为人，受到跟所有人一样的限定，如我刚刚对你说的，然后我们生为有色人种又受到另外的限定。有时候，像哈尼这样的男孩会觉得窒息，想要去破坏些什么，或者将自己打个粉碎。有时候这些让我们无法承受。” “我理解，”弗·洁丝敏说，“但愿哈尼有办法。” “他只感到绝望。” “是的，”弗·洁丝敏说，“有时候我也想砸坏点什么。我希望自己能把整个镇子捣个稀巴烂。” “我听你提起过，”贝丽尼斯说，“但这没有用。关键在于我们都被限定了。我们用这样那样的办法，想松动，想让自己自由。比如，我和鲁迪。当我和鲁迪在一起，我就不觉得自己那么不自由。可是后来鲁迪死了。我们到处尝试，使尽浑身解数，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挣脱。”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对此弗·贾思敏能够理解，但约翰·亨利还是稚气地问：“为什么？”“因为我是黑人，”贝蕾妮丝说，“因为我是有色人种。每个人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桎梏，但他们又额外强加一层桎梏，彻底钳制着一切有色人种。他们将我们赶到一块，逼进死胡同。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们先作为人类而受到桎梏，然后作为有色人种又额外受到另一层桎梏。有时，就连霍尼这样的男孩都觉得喘不开气来，想打破什么，或突破自己。有时我们真的感到无法承受。”“我知道，”弗·贾思敏说，“希望霍尼能做得到。”“他只是绝望得很。”“是啊，”弗·贾思敏说，“我有时也想打破什么。我真想把整个镇子捣烂。”“我听你说过这话，”贝蕾妮丝说，“但又有何用呢。问题就在于我们被定格在那了。我们想改变，想获得自由，尝试这样那样的办法。比如我和鲁迪，我们在一起时，我不会觉得局促，可后来他死了。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但就是无法摆脱这种桎梏。”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我希望我是别人，反正不是我自己。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其实，手术室并不是死神的官殿，它是一个给人以生的希望的地方。进入手术室宽铜的走廊，四周高大的墙壁刷成淡绿色，使屋内的光缓变得很柔和。走廊两边分别是外科、妇科、耳鼻喉科、眼科的手术室。这里每个人都穿着白色消毒长袍，眉上都严严地戴着浅蓝色印有“手术室”字样的消毒布帽。人人眼下都是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这里的人没有美与丑之分，甚至也看不出男和女之别。这里只有医生、助手、麻醉师、器械护士。白色的人群轻轻地走来走去，他们的脚步是迅速的，又是轻盈的。这里没有笑语，没有暄哗，在这座每天涌入上干人的大医院里，手术室是最安静、最有秩序的角。

——谌容《人到中年》

这，这…啊！这是家杰的眼晴！喜悦和忧虑，烦恼和欢欣，痛苦和希望，全在这双眼晴中闪现。不用眼底灯，不用裂隙镜，就可以看到他的眼底，看到他的心底。

——谌容《人到中年》

这所医院的手术室占了整整一层楼，气派宏大。" 手术室" 三个大红字漆在乳白色的玻璃门上。当病人躺在活动床上，被护士推进这两扇玻璃门之后，他们的家属就只能徘徊于这森严的大门之外，提心吊胆地望着那神秘的、似乎是很可怕的地方，好像死神正在那里游荡，随时可以伸出魔爪夺走自己的亲人。　其实，手术室并不是死神的宫殿，它是一个给人以生的希望的地方。进入手术室宽阔的走廊，四周高大的墙壁刷成淡绿色，使屋内的光线变得很柔和。走廊两边分别是外科、妇科、耳鼻喉科、眼科的手术室。这里每个人都穿着白色消毒长袍，眉上都严严地戴着浅蓝色印有" 手术室" 字样的消毒布帽。人人眼下都是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这里的人没有美与丑之分，甚至也看不出男和女之别。这里只有医生、助手、麻醉师、器械护士。白色的人群轻轻地走来走去，他们的脚步是迅速的，又是轻盈的。这里没有笑语，没有喧哗，在这座每天拥入上千人的大医院里，手术室是最安静、最有秩序的一角。

——谌容《人到中年》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姚雪垠先生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洋洋三百万言的巨著，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卷帙浩繁，所以不妨精简；因为有所阙漏，所以需要补充。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部对《李自成》加以精简和补充的书。精简的话题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那时姚老的态度是，出节本得由他本人动手，“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节”，但他抽不出时间。1986年5月，中国作协在湖北黄冈举办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会的宝文堂书店编辑吴越先生又向姚老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因为该书店曾出过由茅盾、周振甫、宋云彬等节编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以引发姚老的兴趣。但他仍然抽不出时间，于是请吴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来承担这一任务。我表示乐于做这件事，但我认为，节本应当是对全书的节写，因此只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齐后才能着手。这样事情就又搁下来。遗憾的是，姚老晚年因患退行性脑软化症，未能完成全书，节写工作也就始终未能进行。直到前几年，姚老的儿子海天先生旧话重提，才将此事重新提上日程。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在对原着加以精简的同时，将姚老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此补写出来，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个精补本。下面对精简与补充工作分别略加说明。我于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替他将口述录音的小说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时去图书馆帮他查阅相关史料。每周六下午，我都去他家中，一聊便是几个小时。谈话内容海阔天空，自然也会涉及有关节本问题。1986年黄冈会后，虽然节写工作并未进行，但每逢与姚老见面，仍会就此交换意见，在通信中也谈过相关话题。我曾翻过宝文堂书店出版的节本《红楼梦》等书，发现茅公等采用的是整段整回删节的办法，大刀阔斧，一蹴而就。我向姚老提出，《李自成》不用这种办法，而是在保持章节完整的前提下，从语言、细节、情节入手，下比较细致的删节功夫；...

——姚雪垠《李自成》

如果儿子的心情有点儿不太好，而老人又看出来了，他就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解释道：“我随便来看看，彼坚卡，一忽儿就走。我走了很长时间的路，路过，进来休息会儿。”接着便无声地、顺从地取下自己的大衣和礼帽，又轻手轻脚地开开门，走了出去，使劲儿佯笑着，以便压住充斥于他心头的痛苦，不向儿子表露出来。但是，有时候，如果儿子好言好语地接待他父亲的话，老人就会欢天喜地。他的脸上，他的姿态，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流露出高兴。如果儿子同他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微微站起，轻言轻语地、巴结地，几乎带着崇敬地一一作答，而且在回答时总是极力用经过精心挑选的，也就是最最可笑的言辞。但是他的口才不好：一说就乱，一说就胆怯，简直手足无措，不知道自己究竟躲哪儿是好，说完之后，还要喃喃自语地把刚才的回答重复好多遍，似乎希望借此改正似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好像是在世界上睡觉，而不是活着。可怜的老人来看儿子时，几乎总是带着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大概是不知道儿子会怎样接待他。平时他总是久久犹豫不决，不肯进去，如果碰上我在那，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向我问上二十分钟，他怎样，他身体好吗，他的心情到底怎样，他是不是在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他是在写作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就一个劲儿鼓励他安慰他，老人这才下决心进去，轻轻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先把头探进去，要是看见儿子没有生气，向他点头，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脱下大衣和帽子，全挂在钩子上，这一切他全做得悄悄地，听不到一点声音，然后小心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希望猜出他的比坚卡的心情。要是老人看出儿子的心情稍微有些不好，他马上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解释说：我是顺路过来的，比坚卡，我只待一分钟，我走了很远的路，路过这里，进来歇一会。说完就温顺地默默地拿起了大衣和帽子，又悄悄地把门打开走出去，脸上还带着勉强的微笑，为了忍住心头沸腾的痛苦，不对儿子流露出来。有时候儿子和颜悦色地接待父亲，老人就高兴地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脸色，他的手势，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无一不流露出高兴。要是儿子开口和父亲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微微欠起身子，轻轻地、诚惶诚恐地，几乎带着崇敬的神情来回答，总是极力说些最文雅的话。可他天生不善辞令，他总是发慌胆怯，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自己往哪里躲，说完之后还要把他回答过的话咕哝好久，仿佛要纠正说过的话，如果回答得很得体，老人就把身上收拾一下，整理整理背心、领带和燕尾服，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有时他鼓起勇气，放开胆子，居然悄悄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跟前，随便取下一本小书，甚至当场就读起来，也不管那是一本什么书。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装出一副毫不在乎和冷静的样子，似乎他一向可以擅自翻他儿子的书。可是有一回我却看到他儿子不让他动书，这...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我的亲爱的，我要告诉您，在我们住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极其凄惨的事，的的确确让人痛心的事。今天早晨四点多钟，高尔什科夫的一个小孩死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是猩红热还是什么别的病，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去看望了高尔什科夫一家。唉，亲爱的，他们是多么穷啊！家里乱糟糟！这也不奇怪；全家就挤在一间屋子里，只是为了体面才用屏风隔开。棺材就停放在家里，棺材很普通，但是相当漂亮；他们买的是现成的。孩子才九岁左右，听说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孩子。瓦莲卡，看着他们真可怜啊！孩子的母亲没有哭，但是那么的忧伤，可怜。从肩上卸掉了一个包袱，他们也许会感到轻松一点。不过他们还有两个孩子，一个还在吃奶，一个是小姑娘，大概才六岁多一点。看到孩子在受苦，而且还是亲生的骨肉，可是又无能为力帮助他，说实在的，这可真不是滋味！父亲坐在一把破椅子上，身上穿着一件浸满油渍的燕尾服。他在流泪，也许不是因为痛苦流下的眼泪，而是习惯性地，他的双眼已经溃烂。他真是一个怪人！只要有人与他说话，他就脸红，很困窘不知该说什么。小姑娘，也就是那个小女儿，身体倚着棺材站着，是那么的可怜、悲伤、心事重重！瓦莲卡，亲爱的，我不喜欢小孩心事重重的样子，看着让人不愉快！地板上一个用破布缝制的布娃娃，躺在她的脚边，她也不玩。一个手指头放在唇上，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女房东给了她一块糖，她拿上，并不吃。真可怜，瓦莲卡，是不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这又有什么无法想象的呢，我已经在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已经如此远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致不久前我还以为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对她大加指责肆意羞辱；而我自己竞一点都没想到，她到这里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是为了爱我，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爱情也就是一切，包括一切复活，一切摆脱任何灭亡的获救，一切再生，除此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表现形式。不过，当我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并从隔板的缝隙里张望的时候，我已经并不怎么憎恨她了。我只是因为她待在这里而不堪忍受，十分难受。我希望她尽快消失。我渴望“安宁”，希望独自一人留在地下室里。由于对“活生生的生活”很不习惯，我竟被压迫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正是因为，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而有时完全应该违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套事，甚至干最套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套的事，而不是只许做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要知道，这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特别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包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非但对我们明显有害，而且公然违背我们的理性关于是否对我们有利的最合理的结论，可是他对我们也可能是最有利的一因为无论如何给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于是有些人说，这对于人的确是最宝贵的东西；愿望，当然，如果它愿意的话，也可能与理性是一致的，尤其是不滥用它，而是适可而止地使用它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好吧，我且把这种率直的实干家当作真正的、正常的人，大自然这位温柔的母亲满怀爱意地把他降生到大地上，就是希望看到他成为这样的人。对于这种人，我羡慕极了。他是愚蠢的，对此我不想和你们争论，不过，一个正常人也许就应该是愚蠢的，你们怎么知道呢？也许，这甚至还妙不可言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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