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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最杰出的作品《校友聚会惊魂夜》(Gaudy Night)探讨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如何既能品尝心心相印的甜蜜，又能保持独立，保有对知识的进取心——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伍尔夫对听众中的女学生提出挑战：“现在你已经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这里仍空空荡荡你必须为它配备家具，装点缀饰，找到与你同住屋檐下的室友。你将为它配备怎样的家具，用什么风格进行装饰?你将与谁分享房间，订下怎样的协议?我想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有资格提出这些问题，也是第一次可以自行决定答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纽纳姆学院生活期间，哈里森生活的小圈子信奉开明的价值观，坚信女性在智识上与男性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哈里森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她对外的形象有悖于公众对女老师性情恭顺、富有母性的期望，这使得保守的剑桥大学古典学师生纷纷对她侧目而视，还有谣言称哈里森向学院女学生教授萨波的诗歌，借此鼓吹“自由恋爱”。哈里森提出新理论之后，整座剑桥小镇到处流传着对她的中伤。人们举出种种原因来攻讦她的著作：证据过少、主观臆断；章节散漫、缺乏条理且语言过于感性；刻意抬高女性地位，仿佛专门制订了女性主义议事日程；文本风格“过分修饰”，有“失于理性”“过分主观”“宣传教化”之嫌。急于否定哈里森结论的评论家甚至将哈里森的著作与芭蕾舞女演员伊莎朵拉·邓肯所崇尚的狂乐乱舞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相提并论，将哈里森归类为现代传统派那种天马行空的艺术家，而不是处理真实材料的严肃历史学家。随着她在剑桥大学待的时间愈久，纽纳姆学院以外的同行对她的批评愈加激烈。哈里森于1916年提出假设，俄国传统木偶戏和施洗者约翰的头颅这一古老传说有可能共同发源于仪式性舞蹈。威廉·里奇韦爵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著名考古学家，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国家联盟成员，在反对妇女选举权上十分活跃）写信给剑桥大学校内极具影响力的国王学院院长M. R. 詹姆斯，谴责哈里森的推断是“无惧无耻的一派胡言，彻头彻尾败坏年轻一辈思想的言论”。对此，M. R .詹姆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哈里森大加斥责，列举她在学术方面的罪责：掌握拉丁语谚语的水平不足，侮辱攻击基督教信仰。哈里森公开表示不会迎合所谓“学者印象”的文化霸权，对于同时代学者轰轰烈烈的反对反而感到满意，因为这证明她大胆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她后来在梅克伦堡广场家中撰写《忒弥斯》时写道：“对于同时代持传统信仰者，对于年轻一代反对社会变革者，《忒弥斯》是一本危险的作品。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有一只手已经攀...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之前，父亲反对哈里森上大学，是母亲留下的遗产让她如愿接受大学教育。时隔多年，哈里森同样也是在女性的帮助下，得到女性机构的支持，才得以脱离既定的命运。1898年，哈里森受邀回到纽纳姆学院。原来，学院为毕业生专门设立了三年研究员资格的制度。哈里森满怀喜悦地接受学院邀请，成为第一个受惠的毕业生。现在她终于有了机会，她决心营造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的环境。哈里森在伦敦时通过兼职赚取的收入并不稳定，常因需要前往各地巡回演出而分心，室友难相处，合租房内也总是堆满了物品。现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份按时发放的薪水，再一次拥有了一间专属书房；学院花园宽阔而宁静，她可以在这里驰骋神思，周围都是富有活力的女性学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如珀内尔·斯特雷奇、玛丽·佩利·马歇尔和埃莉诺·西奇威克，都成了哈里森的终生至交。渴望弥补逝去时间的哈里森一开始就与学院约定，她在岗位上只需要做研究，免除像上课任务、行政事务、教牧职责这些本属于职责范围的相关事务。经过商议，哈里森每周只需教一门课程，以此换取旅行、阅读、写作的自由。哈里森对学术工作纯粹的投入赢得了学院内众人的敬仰：她受同事尊重（尽管有几位不得不代其承担琐碎而乏味的事务），深受学生爱戴。晚饭后，学生们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她的房间，一起窝在沙发上吸香烟、喝威士忌，浏览散落在地上的希腊花瓶照片。女性主义周刊《时与潮》描绘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哈里森：“任何对大学女教师的预期想象都不曾束缚她：她不受教师身份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打扮、教学、创立理论。”早年初到纽纳姆学院之时，作为学生的哈里森的希腊语水平远远落后于幼年就开始学习相关科目的男同学，对文献学的掌握也远达不到自信的程度。但在作为研究员回到纽纳姆学院后，她从旁观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拓宽了学科原有的界限。不到五年，哈里森就出版了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书中对希腊宗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娓娓道来，被作者笑称...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最终，由于简与一位助理牧师之间发展出暧昧关系（有一次，简在路上将他拦下，向他请教关于希腊语版圣经上的一处误译，两人因此结识），家人认为这段关系“非常不光彩”，就将她送到切尔滕纳姆寄宿中学。这所学校旨在让中产阶级的女孩接受与她们兄弟同等水平的教育。简的父亲和继母虽然不看好，但认为简接受教育后，结婚前就可以待在家里教妹妹们念书，称得上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按照父亲和继母的计划，简只能度过狭隘的一生。简之所以得以逃离，独立追寻人生，全得益于一场考虑周全的预先谋划。1871年开始，也就是简年满二十一岁后，根据母亲的遗嘱，简每年能收到三百英镑年金（相当大的一笔数目）。简的父亲并不乐于见到女子赚钱，而且早就对岳父的安排颇有怨言：根据简的外公安排，简的母亲、几位姨母都能独立继承财产，不受丈夫约束。即便不满，简的父亲也无权阻止女儿在财务方面享有自由。1874年，哈里森以最佳成绩通过剑桥大学女子会考，被授予奖学金，进入纽纳姆学院学习古典学。学院最早的这批寄宿生共有二十人，她们被誉为“英国最智慧的女性”。纽纳姆学院设立于1871年，为渴望参加剑桥大学一系列“女子课程”的女性提供住宿。首任院长安妮·杰迈玛·克拉夫(Anne Jemima Clough)希望吸引社会捐赠以建设有利于学习的良好环境，提出这样的观点（伍尔夫后来也提出近似的观点）：“如果能为方便她的学习来布置住所，在这个住所里，她能专门拥有一间房间，不受人打扰，有途径获取任何一本需要的书籍”，女性一定可以更加高效地取得成果。这一观念在当时不可谓不激进，克拉夫坚持她的学生每人都应拥有一间单独、私人的房间—女子当时还无法进入大学图书馆，一间单独的房间因此愈发具有重要性。哈里森将起居室用“莫里斯设计的最新款壁纸进行装饰，房间整体呈现静谧的风格”（乔治·艾略特前来拜访的时候，对此赞不绝口）。学院生活令哈里森初尝陌生的自由滋味。处在这个有利的环境中...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虽然希罗多德顶着“历史之父”的著名光环，但是比起我们伟大的教育机构这座象牙塔，他的史学技巧更适合今天舰队街(Fleet Street)的一名漫游（同时又才华横溢）记者。希罗多德是一名四处漫游的人：他称自己在为史书（《历史》或者调查）搜集资料时，游历了广大的地方，从巴比伦到黑海，从提尔(Tyre)到塞萨利(Thessaly)。他会见官员，收集当地见闻，并保持高度敏锐。他游历的范围可能有些夸大，但重要的是，除了确凿的事实，希罗多德还有机会吸收到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东西方互相敌视的环境之中。剧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公共思维的一个重要处所，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剧场上，经常上演着慷慨激昂的“反野蛮人”剧目。排外情绪是取悦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因此，在许多剧本中，“雅典人”成了民主、人人平等和男子气概的象征，“野蛮人”则成了专制、等级森严和娘娘腔的象征。海伦是这场与东西方有关的戏剧化辩论的关键人物。在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一剧中，帕里斯的母亲赫卡柏在怒斥海伦的同时，也散布了东方人生活放纵的特点：“你习惯了阿尔戈斯的一小班随从；离开斯巴达之后，你迫不及待想在金河环绕的弗里吉亚过上奢侈的生活。墨涅拉俄斯的宫殿不够宽敞，不够你在里面肆意挥霍。”在他3年后写的《海伦》一剧中，这名斯巴达王后叹息地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痛恨海伦，海伦在整个希腊的名声已经臭了，因为我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到金碧辉煌的东方宫殿生活。”舞台上的这种刻板成见，同样存在于雅典艺术家的工作室中。皮肤黝黑的东方人（例如帕里斯）垂涎皮肤白皙的希腊美女（例如海伦）。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瓶瓮和壁画上的特洛伊人越来越多地穿上了波斯人的装束。这两个人种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民族逐渐变成了彼此：波斯=特洛伊=坏消息。偶尔，海伦会因为把希腊大陆上不同的族群团结起来对抗东方而受到赞扬。然而这种颂扬却有着很深的讽刺意味...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从根本上来说，道盖特的目标之一似乎是尽可能地将孩子与其日常生活中那有辱人格的环境分开，在那里他们只被视作又一个能干活儿的劳力，而非学生。一周七天的全日制学校教育意味着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外很少能和家人接触，这样至少部分地避免了他们受到家中恶习的影响。任何为孩子争取到上学机会的家长都看得出，道盖特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把梯子，让他们有机会爬出贫困的循环。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对于一名在信教的环境里长大，并接受过教义问答训练的年轻女子来说，这种屈辱的经历一定叫她万箭穿心。然而，由于伊丽莎白怀的是私生子，她很可能像同时代的许多妇女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惩罚。社会和教会让她相信，她对父母、乡亲、自己和上帝都犯下了罪。她在登记文件中对于自己的情况遮遮掩掩，从这点就能看出她十分愧疚。当被问及双亲时，她毫不犹豫地称他们都过世了。虽然伊丽莎白的母亲的确在1864年8月死于肺结核，但她的父亲仍然健在，可是对自身遭遇的羞愧让伊丽莎白无颜回到父亲身边。安娜·克里斯蒂娜在同年5月结婚，她似乎也已经切断了与妹妹的所有联系，就当家里没有这个人了。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虽然学校教育直到1876年才成为义务制，但工人阶级中相对富裕的父母往往会把家中的男孩，有时也包括女孩，送到当地的慈善学校或收费学校。这在与印刷业有关的家庭中尤其如此，在这些家庭里，识字不仅受到高度重视，而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企业主，比如那个时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斯波蒂斯伍德公司，甚至在工作现场为15岁以下的男孩提供学校教育，还为其员工开办了一个借阅图书馆，以鼓励员工全家阅读。虽然波莉和她的哥哥爱德华也许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资源，但他们很可能在公立学校或英童学校上学。公立学校，如位于鞋巷附近由圣公会组织的伦敦城市公校，为那些还得替家里挣钱的孩子提供非全日制教学。有些工人家庭自认比社区中的底层贫民高一等，他们就更青睐英童学校，相信那里提供的读书环境会严格一点，英童学校里，在男老师或女老师的主持下，年长的孩子会教年幼的孩子功课。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除此以外，在这个她度过青春岁月的家中，几乎没有其他可供享受的慰藉。沃克一家从未远离过鞋巷或高霍尔本。他们从道斯公寓搬到迪恩街、罗宾汉公寓和竖琴胡同。在圣布里奇和圣安德鲁教区那狭长的中世纪街道上密集的住宅中，空间和隐私好比是天方夜谭。1844年，有人对伦敦人口稠密地区的住房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像沃克一家居住的这种位于封闭短街和窄巷中的建筑，“通风不良且肮脏……是整个街区中……条件最差的”。大多数家庭，全家人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的平均大小约为“2.4米乘3米，从地板到天花板为1.8米到2.4米高”。这些逼仄的房间里要塞进整整一大家子人。道斯公寓，过去是一栋木质结构加石膏外墙的大型房屋，...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该阶级的夫妻经常发生婚外性行为、不做登记、不定期地分分合合——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特别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主流中产阶级社会的评判。在这个世界狭隘的审查目光中，波莉和安妮从离开丈夫并与其他男人好上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堕落女子了。凯特和玛丽·简都被认为是放荡的女人，因为她们都有两个非婚伴侣，而伊丽莎白被毁了两次：一次是在哥德堡，她的名字被列人妓女登记册的时候，另一次是婚姻失败后，她通过拉客来养活自己的时候。这种双重标准使生活变得非黑即白。即便传教士给予行差踏错的人怜悯和救赎的承诺，也只有经受了多年羞辱和无端谴责的人才会得到这种安抚。那么波莉逃离了考德利家的舒适环境，安妮没有脸告诉妹妹们她住在哪里，伊丽莎白从未让任何人真正了解...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特权阶级中，女性的贞洁被用来衡量年轻女性的品行和她作为未受污染的商品的价值，而对于自身生活受现实左右的工人阶级来说，处子之身并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中层和上层阶级在女孩身上培养出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女性气质，对她们的工人阶级姐妹来说是种奢望。劳工阶层的人会因为家中逼仄的环境而在很小的年纪就发生性行为，评论家们曾对此表示担忧。由于生活空间不足，家庭成员、亲戚甚至访客都要共用卧室和床铺，身体隐私、矜持自重这样的概念是他们根本无法拥有的奢侈品。看到、听到别人发生性行为是很平常的，而耳濡目染的结果就是自己跃跃欲试。同样，由于家里地方不够，低龄的青少年经常在外面游荡，使得父母无法严加看管。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只要一想起这一切，我总觉得难受至极。有许多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受，但是。是否应在这里结束这部《手记》呢？我觉得，我动手写这部《手记》，是犯了一个错误。至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因此，这已经并非文学，而是一种感化性的惩罚。须知，比方说，创作一篇冗长的小说，叙述我偏居一隅，因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脱离活生生的生活，在地下室里追慕虚荣、满怀怨恨，因而虚度一生一一真的，那将是兴味索然的。小说里一定得有英雄，而在这里却故意集结了非英雄的一切特征，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催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脱离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脱离生活甚至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候竟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厌恶，因此当别人向我们提到它时，我们就会无法忍受。须知，我们竟然发展到几乎把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当件劳动，几乎当作了职业，而且我们大家都暗暗同意，还是照书本行事更好一些。可我们有时为什么要胡折腾，为什么要瞎胡闹，为什么要乱请求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再也没见到丽题，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我也要再说几句，关于谈辱与僧很的用处的漂亮话一直以来都让我感到满意，尽管我自己那时候差点儿忧愁得快要生出病来。甚至到现在，经过了几年之后，每当这一切浮上我心头时，似乎都感觉很不好。许多事现在浮上我心头都感觉很不好，但是……真的不就此结束《手记》吗？我觉得，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是我犯了错误。但至少，在我写这篇故事的时候，我感到羞愧，因此，这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感化的惩罚了。毕竟，要讲故事，比如像长篇幅的故事会谈到，我如何耽误了自己的一生，因为实身角落里精神上的堕落、环境上的缺陷、与真实生活的疏离，以及地下室里虚荣的愤恨——这实在是没趣；在小说中必须有英雄，而这里故意收集了所有反英雄的特质，而且主要是，这一切将产生出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全都疏离了生活，我们全都跛行于生活，无论是哪一个人多多少少皆如此。我们甚至会疏离到有时面对真正的“真实生活”！还会感到厌恶至极的程度，因此，当有人提起生活的时候，我们连忍都不能忍。毕竟，我们已经搞到这种地步，就快把真正的“真实生活”当成一种劳动，几乎要当成一种工作，而我们全都暗自同意，照书本行事会更好。那我们有时又在胡想什么？乱来什么？要求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如果我们胡乱的要求都能达成目的的话，那我们会变得更糟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但是我骨子里是暴君；我想不受限制地主宰他的灵魂；我想让他蔑视他周围的环境；我要求他高傲地同这环境彻底决裂。我用我的狂热的友谊把他吓坏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小说里讲的都是我怎么在地下室里花了一辈子时间去忽视那些边边角角里的道德沦丧、不富足的生活环境、无法适应活物以及因虚荣而起的愤恨——上帝保佑，这无趣透顶，小说里需要有英雄，而我的中篇里却故意集齐了所有反英雄的特点，而最主要的是，整个小说只会带来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全都远离生活，我们全都不完美，或多或少都有各种问题。我们甚至已经与生活疏远到了如此地步，有时候突然感觉对真正“活的生活”只感到某种厌恶，而因此当有人跟我们讲起 “活的生活”时，我们就无法忍受。须知我们己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几乎把真正“活的生活”视为一种辛劳，几乎是一种任务，而且我们都暗自认同这一点，还是按着书本说的做更好些。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胡乱折腾、为什么会任性安为、为什么会期期汲汲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恣意妄为的请求得到了满足，我们可能回感觉更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嘲笑停止了，但恶意却依然存在，形成一种冷漠、紧张的关系。最终，我自己坚持不住了，对于人际交往和友谊的需求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我试着开始与他人接近，但是，这种接近结果总是不自然的，因此也就自动地结束了。我有过一个朋友。但是，我在内心中已是一个专制暴君，我想无限地统治他的灵魂，我想使他产生对于他周围环境的蔑视，我要他与这个环境做出高傲的、彻底的决裂。我这充满激情的友谊吓坏了他，我把他弄得泪流满面，浑身抽搐；他有一个天真的、奉献的灵魂，但是，当他整个地奉献于我的时候，我却立即恨起他来，将他推开了一似乎，我需要他，仅仅是为了战胜他，仅仅是为了要他屈服。但是，我却无法战胜所有的人；我的朋友同样是一个与谁也不相像的人，是一个最罕见的例外。走出学校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扔下我自己给自己派定的那件特殊事务，以便斩断所有的乱麻，诅咒过去，让它化为灰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看在上帝分上，请你们不要用令人生厌的官腔来反驳我，说什么“我只会幻想，可他们当时却已经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了”。他们什么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也不懂，我敢起誓，他们最激怒我的正是这点。相反，他们用荒诞而又愚蠢的态度来对特最明显而又最刺目的现实，他们在当时就已经习惯了只知崇拜成功。所有正义的但却遭到凌辱和摧残的一切，都受到他们狠心而又无耻的嘲笑。把官衔的高低当做聪明的标志；才十六岁就已经在谈论肥缺和美差了。当然，这里有许多事是因为愚蠢，是因为在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的坏榜样。他们首先败坏到了反常的程度。当然，这也多半从表面看是如此，多半是佯装的玩世不恭；不用说，即便在首先败坏的背后，他们身上也常常闪现出青春和某种生意盎然的东西，但是，即便在他们身上有生意盎然的东西，也并不招人喜欢，因为它表现为某种胡闹。我恨透了他们，虽然说不定我还不如他们。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回敬我，并不掩饰他们对我的厌恶。但是我已经不希望得到他们的爱了：相反，我经常渴望他们的凌辱。为了使自己不受他们的嘲笑，我开始故意尽可能学得好一些，并跻身于头儿名之列，使他们对我刮目相看。再说他们大家也开始逐渐明白，我已经在阅读他们看不懂的书了，而且还懂得他们从来不曾听说过的东西（我们专业课所不包括的东西）。他们惊异而又嘲笑地看待这事，但是精神上却屈服了，何况连老师们也因此而注意到我。嘲笑中止了，但是却留下了不睦，形成了一种冷冰冰的紧张关系。最后我自己也受不了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与人交往，需要朋友。我曾经尝试过开始与某些人接近，但是这接近总显得不自然，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但是我骨子里是暴君；我想不受限制地主宰他的灵魂；我想让他蔑视他周围的环境；我要求他高傲地同这环境彻底决裂。我用我的狂热的友谊把他吓坏了。我把他弄得眼泪汪汪，浑身抽筋；他是一个天真而又凡事顺从的人：当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生怕被人耻笑，而且怕到了病态的程度，因此有关外表的一切，我都奴隶般地墨守成规；热衷于随大流，打心眼里害怕奇装异服，害怕有什么异乎常态的地方。但是我哪能坚持到底呢？我是一个病态地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人应该思想发达的情形一样。可是他们大家却十分愚钝，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彼此相像。也许，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懦夫和奴才；而我之所以觉得这样，就因为我思想发达。但不仅觉得，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是个懦夫和奴才。我说这话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也是这么被安排好了的。而且不仅在当代，由于某种偶然的环境使然，而且在任何时代，一个正派人都必定是个懦夫和奴才。这是人世间一切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有什么人斗胆地干了什么事，那，但愿他不要以此自慰，也不要以此而沾沾自喜：遇到另一件事他肯定会心虚胆怯。唯一而水久的结局就是这样。敢于耀武扬威的只有蠢驴和它们的杂种，然而，就是它们也有一定限度。对它们不值得理睬，因为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当时使我感到痛苦的还有个情况：具体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只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想，接着就陷入沉思。 由此可见，当时我还完全是个毛孩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只要一想起这一切，我总觉得难受至极。有许多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受，但是…是否应在这里结束这部《手记》呢？我觉得，我动手写这部《手记》，是犯了一个错误。至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因此，这已经并非文学，而是一种感化性的惩罚。须知，比方说，创作一篇冗长的小说，叙述我偏居一隅，因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脱离活生生的生活，在地下室里追慕虚荣、满怀怨恨，因而虚度一生一真的，那将是兴味索然的。小说里一定得有英雄，而在这里却故意集结了非英雄的一切特征，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催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脱离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脱离生活甚至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候竞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厌恶，因此当别人向我们提到它时，我们就会无法忍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觉得，动手撰写这都《手记》就是一个错误。至少，在撰写这部小说期间，我一直感到愧疚：这么说吧，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带有感化性质的惩戒书。如果撰写一部冗长的小说，描述我栖居在地下室的角落里，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过着没有活力的日子，既爱慕虚荣，又怨天尤人，从而蹉跎岁月，虚度一生一真的，那是多么乏味无趣。小说里应当有英雄人物，而这里则有意识地集中描述了与英雄相左的所有特征；主要之点还在于：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脱离生活，每个人，毫无例外，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已经严重地脱离生活，以致有时会对“有活力的生活”产生厌恶之感，因此，当人们向我们提及这种生活时，我们甚至无法忍受。要知道，我们甚至几乎要把真正的“有活力的生活”认为就是劳动，就是谋生，而且，我们大家都默认按照书本生活会更好一些。那为什么我们有时还要劳碌奔波，为什么要折腾胡闹，为什么要提出各种请求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合情理的要求得到满足，那我们的情况将会更加糟糕。要是不信，您就试试吧！比方说，如果给了我们更多独立的空间，放开了我们所有人的手脚，拓展了我们活动的空间，放松了管理，那么，我们…我敢保证，我们会立即尽求重新回归被管束的状态。我知道，你们也许会因此而对我十分恼火，会跺着脚对我大声吼叫：您说的是有关您个人和地下室里你们一小撮人的情况，您可不能说成“我们所有人”。对不起，先生们，我可不是用我们这个小群体的行为来为自己辩解。至于我个人，那么，我在白己的生活中做到极到的事情，你们则连做到一半的胆量都没有，而且你们把自己的怯橘当成明智，并聊以自慰，自欺欺人，因此，我也许会比你们“更具活力”。请你们用心地仔细看一看吧！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有活力的东西现在在哪儿，它是什么样的，又该怎样称呼。如果只剩下我们自己，没有书本，我们会立即迷失方向，张皇失措——我们将不知道应该追随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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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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