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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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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正确和万无一失的前提上，直播是延时的，群众是安排的，歌曲是假唱的，杂技是录播的，小品是阉割的，相声已经被摧毁了，连本来就是作假的魔术还要再做点假。于是我们中国的文艺晚会是永远不会出演播事故的。

——韩寒《青春》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麼给我心理辅导？为什麽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麼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韩寒《青春》

中国图书的价格一直很低，最主要是起点太低。最早的图书因为承担了宣传政治思想的功能，所以国家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成本，并不是一种商品，一直遗传到现在。正常的市场，书价一定是要比电影票贵的。一个中国的顶级畅销书作家，出版三本顶级畅销书，在上海内环以内才能买一套公寓，我相信一个美国的顶级畅销书作家，出版一本顶级畅销书，在纽约的中心可以买至少五十套公寓。

——韩寒《青春》

但是，外界给了这些人很多的负面评价，这是不公平的，比如所谓的自我、不关心政治。自我其实是件好事情，而且很多表象上性格是由计划生育导致的。因为独生子女而带来的问题，我想这帐似乎不能算在无辜的被剩下来的人身上。而所谓的不关心政治，其实也是无稽之谈。在当今的环境下，政治还不是可以用来关心的。以前那批人，只是情不自禁被政治关心了，而他们所扮演的只是政治潮流的小喽啰和被害者，被害不能成为一种谈资，就好比被强奸其实不能算在自己的性爱经历里一样。政治可以关心的时代暂时还没有到来。

——韩寒《青春》

我们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和道德信仰。所以如果有人说“commedienne'”而不是“comic'”，或者用“she”来代表法拉利汽车，并因此招致批评，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被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然，实际上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可以强迫任何人说特定的话，政治正确根本不会危及我们的言论自由。它唯一真正威胁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用词是可以与政治分离开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沟通方式并不能代表我们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人。作为说美国英语的人，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我们想使用的语言，但是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和道德信仰。所以如果有人说“commedienne'”而不是“comic'”，或者用“she”来代表法拉利汽车，并因此招致批评，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被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关于语言双重束缚的最明显的例证，可能是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与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竞选搭档、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同时竞选总统。这两位女性的反差是如此强烈，就好像是性别研究教授为了论证观点而专门虚构出来的。作为1984年瓦西拉小姐选美比赛冠军与“亲切小姐”称号的获得者，选美皇后佩林简直是为克林顿量身定制的陪衬者一有几个男性评论员说，克林顿的笑声让“她听起来像西方恶女巫”。“克林顿咯咯笑”是她每次笑出声时就会被提到的短语。多年来，特蕾莎·梅、凯莉安妮·康韦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经常被比作恶女巫。曾有一条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把沃伦当作主角，称她在大学期间经常参加裸体邪教仪式。政治学家埃尔文·T。利姆（Elvin T。Lim）在2009年写道：“认为克林顿不讨人喜欢但有能力，佩林讨人喜欢但无能，这可能是有客观原因的，但2008年美国政坛最杰出的两位女性如此完美地占据了双重束缚的两端，这肯定不仅仅是巧合。”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05615世纪晚期以前，“gender”这个词只被用来描述语法范畴，比如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从未用在人的身上。《牛津英语大词典》记录的第一个用“gender”描述人类的例子要到1474年才出现，但在当时，这个词只是“sex”的同义词一“男性或女性”状态这也就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人们对它的理解。人们可能仍然容易混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身体特征(现在被理解为“生理性别”)和其中的文化、身份要素(“社会性别”)，因为这两个词半个世纪以来总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行为可能并没有内在的联系，才有人提出了生理性別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语义差异。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一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个词的再定义不必完全“去贬义”。收复一个词并将其重新定义的道路向来不那么顺畅。“queer”和“dyke”仍然会被用作辱骂同性恋者的脏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收复再定义”结果是失败的。语义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相反，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的一个意思会慢慢地与另一个意思重合，然后完全盖过后者。只要一个词的正面含义稳定地趋于普遍、变得更主流，到下一代开始学习这门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会首先掌握这些新赋予的含义。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语言学中，reappropriation（重新占有入reclamation（回收、收复）或resignification（重新赋予意义）是指一个群体用新的方式来使用曾经用于贬损该群体的词语或器物的文化过程。语义的reclamation（收复并重新定义、词义矫正）影响了诸多话语领域，尤其是个人赋权和政治赋权方面。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15世纪晚期以前，“gender”这个词只被用来描述语法范畴，比如阳性名次和阴性名词，从未用在人的身上。《牛津英语大词典》记录的第一个用“gender”描述人类的例子要到1474年才出现，但在当时，这个词只是“sex”的同义词——“男性或女性”状态——这也就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人们对它的理解。人们可能仍然容易混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身体特征（现在被理解为“生理性别”）和其中的文化、身份要素（“社会性别”），因为这两个词半个世纪以来总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行为可能并没有内在的联系，才有人提出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语义差异。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最终想要推翻的流行观点是：女人“天生”倾向做饭、缝纫和行屈膝礼，而不是刻板印象中男性倾向做的事情，比如穿西装和掌管世界。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提高我们对性别侮辱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在描述别人的外表和行为时更慎重、更包容，从而表达得更准确。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戴莉和卡普蒂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死硬派，她们真诚地相信女性性别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是更优越的，一个由女性领导的世界应该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大部分政治右翼人士觉得所有女性主义者都是她们这样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用来形容“霸道”女性的负面语言——“shrew”（泼妇）、“bitch”、“witch”（巫婆）、“cunt”——听上去与母亲不让我们优先用车，或逼我们做作业时我们可能使用过——或至少想过使用——的词没有太大区别。当成年人用这些词来形容女性政治家时，他们是在暗示女性在家庭之外维护自己的权威是多么疯狂和错误，就像“pussywhipped”"和“henpecked”（妻管严）这样的词暗示着男性允许女性这样对待自己是多么疯狂和错误一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无标记’或默认的权威声音是男性的声音，”卡梅伦说，“批评女性政治家的声音本质上是在强化仍然盛行的偏见，即女性没有领导权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无论女性用何种方式表达自我，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那就是告诉女性政治家、新闻主播、商业领袖，以及其他敢于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女性，她们应该闭上嘴巴别出声。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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