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叫我来巡山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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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20世纪50年代,CE0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他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是,我终于发现,美国人对此从来不产生这样强刺激的联想。对于他们来说,殖民时期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殖民者有好有坏。大大小小的殖民总督和殖民者,他们的名字至今还是美国许多城市和街道的命名,他们的铜像依然在美国各地熠熠闪光。因为他们与这块土地的开发建设历史紧紧相连。至于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玩意儿,更与殖民不殖民没有关系,他们从不认为这是“文化侵略”,或是“殖民外衣”之类可怕的东西。他们还巴不得能多弄一点这样的文化艺术过来呢。于是,对于美国人,历史就是历史,它总是有某种原因才如此存在。这一来,他们反倒一个个都是轻轻松松的。在我们看来,这样发生的一场“美国革命”,比起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其他“某某革命”,似乎总还有不少欠缺,还很不够“正统革命”的味道。它好象没有一个系统的哲学上的理论和思考。它的领导人没有一个被后世尊为哲学家,它也没有从历史上或者同时代的哲学体系里,去寻找过自己革命的“坚实理论依据”。说句不好听的话,它看上去显得十分“浅薄”。因为它从没说要实现什幺什幺主义。它也没有说要追求任何一个从理论上经过严密推算的理想制度或道德王国。这一切,和这块土地原先给其他国家留下的印象,十分相符:没有哲学,没有理论,没有思想,甚至没有文化。所以在大家的心里,这也就是一场揭竿而起的平民起义罢了。对于人类的进步,世界的文明,以及对于理想社会探求,没有什幺大的意义。美国娜拉在大家眼里,只是一个乡下姑娘的形象,大家对她“出走”以后的结果也并不怎幺看好。至于这个大家眼里的乡下娜拉到底要的是什幺呢?最明确的答案只有一个独立宣言。在独立宣言里,这个短短的朴素的要求,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美国学生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句话,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新大陆“揭竿而起”时,那“竿”上的唯一旗帜。只是,和所有习惯皇帝文化的平民起义不同,他们的士兵和将领都没有在胜利逐步接近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