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唐僧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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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2——拉祖在都城成了家,那时妻子刚于两日前生下第二胎,因为早产,孩子还放在医院的氧气箱里。他这日接到细辉的通知,下午从法庭直接驱车回锡都来,在银霞家里坐了两三个小时,再赶回头路时已然深夜。银霞放下不下,嘱咐他回到都城后一定要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那一夜家中的电话响起时,坐夜的人已都散去,银铃回房里休息了,老古在门外抽烟,银霞仍在灵堂折纸元宝,头上亮着一支发出噪声的日光灯。她接过电话,听到拉祖的声音,说他已经回到家里了,又对银霞说了些安慰的话。当时银霞身心俱疲,觉得脑中灌满了日光灯的吟哦,就像有一只嗡嗡叫的虫子钻进她的脑壳里筑了巢,繁衍出成千上万只嗡嗡叫的幼虫来。拉祖说的什幺,都被这些虫鸣般一浪接一浪的噪声掩盖,她多半听不进去。只记得拉祖说了,银霞,不要逞强。“什幺?”银霞回过神来。“没什幺。”拉祖换了种口吻,像小时候那样喊她,银霞银霞。“什幺?”银霞仍会不过意。“你记不记得……迦尼萨断掉了哪一根象牙?”那是在母亲的灵堂上,四周无人;灵柩中的梁金妹尸骨未寒,一支日光灯用无尽的抱怨表明自己在辛勤工作,彻夜大放光明照亮别人。那日光灯像什幺发光化学试剂,照见银霞脸上已经擦干许久的泪痕。她在那惨淡的白光中忽然开怀笑了起来,还不自禁地竖起右掌举到胸前,捏了个象头神的手印。“是右牙。”她说,“象征它为人类做的牺牲。”
——黎紫书《流俗地》
在她生长的小镇上,有一位很有钱的年轻人。而她的家庭虽富有但并不显要。这个青年的家庭是贵族,很有钱,他本人是小镇上的中心人物,姑娘们都梦想嫁给他。她是一个标志的姑娘,自度或许有此运气。后来她发现并无联姻的可能,她家里的人对她说:“你为什幺老想他呢?他是一个有钱人,他并不想你,某某先生倒是一位不错的人,为什幺不嫁给他呢?”她于是嫁给了这位先生,并且直到打家乡来的一位故友在她结婚的第五个年头上访问她的时候,她一直过得很幸福。当她的丈夫走出房间后,这位朋友对她说:“你已经给那位先生(指镇上那位青年)造成痛苦了。”她说:“什幺?我使他痛苦?”这位朋友回答说:“你难道不知道他爱着你?不知道你嫁给别人后他的失望幺?”朋友的这番话使她激动万分。但她还是压抑住了。两星期后,她给两岁大的儿子和四岁大的女儿洗澡。镇上的水——不是在瑞士——并非无可怀疑,事实上这水染上了伤寒。她注意到小女孩在吮吸一块海绵。但她并没有加以制止,而当小男孩闹着要水喝时,她给了他可能受到感染的水。结果小女孩得伤寒死了,小男孩被救活了。她得到她想得到的东西——或者她内心里的魔鬼所想得到的东西——否认她的婚姻以便嫁给别的男人。结果她犯了谋害罪。她不知道自已犯了罪:她只是把事实告诉了我而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应该对孩子的死负责,因为她明知道水受到病毒的感染、有危险。我面对着这样的选择:是把她犯罪的真相告诉她呢,还是应当保持缄默?(当然,这只是一个告诉她的问题,并不存在以犯罪诉讼相威胁。)我想,如果把真相告诉她,她的病情可能恶化,但不管怎幺说医生对她的预后本来就不妙,相反,知果她认识到她所做过的事,也许还有好转的机会。因此我下决心坦率地把这话告诉她:“是你杀害了自已的孩子。”开始她勃然大怒,后来正视了现实。三个星期后,我们允许她出院,而她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暗中查访她十五年,她的病从未复发过。那种压抑在心理上是适合她的:她是一个谋...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死者和垂死者所在的地方愈是偏远和有异国情调,我们就愈有可能从正面把他们看个够。因此,后殖民地非洲一除了其性感音乐外一一主要是作为一张张睁着大眼睛的受害者的令人难忘的照片存在于富裕世界普罗大众的意识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比夫拉土地上的饥民,到一九九四年近一百万名卢旺达图西族惨遭灭族屠杀的生还者,以及数年后塞拉利昂叛军革命统一阵线实施大规模恐怖计划期间惨遭砍断四肢的几童和成人。(最近,则是贫困村子里一整家一整家艾滋病垂死者的照片。)这些景象含有双重信息。它们展示一种令人愤的不公平的,因而必须补救的痛苦。它们证实那地方竟然发生那种事。这些无所不在的照片,还有照片中的恐布,只会加强这样的看法,也即在世界那些黑暗而落后(也即穷苦)的地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也曾有过可资比较的残暴和不幸。还只是在六十年前,欧洲发生的残暴,其幅度和骇人听闻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可能见到的任何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画面。但恐怖似乎已退出欧洲,退出的时间已长得足以使目前平和的事态显得理所当然。……一般来说,在已发表照片中所见的严重受伤的尸体,都来自亚洲或非洲。这种新闻习惯承接了几百年来把带有异国情调(也即殖民化)的人类拿来展览的传统: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伦教、巴黎和欧洲其他首都举办的人种学展览中,非洲人和偏远的亚洲国家的异国人被当成动物观赏。在《暴风雨》中,特林罗遇见凯列班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可把凯列班弄去英国展览“在那里,没有一个度假的傻瓜会给一个子儿……虽然他们不愿意拿出一毛钱来摆脱一个跛脚的乞丐,却愿意付出十毛钱来观赏一个死印第安人。”展览异国浅黑色皮肤的人遭暴行施身的照片,也是这种想法的延续,却未意识到我们自顾虑重重,不敢展示我们自己的暴力受害者;因为他人(哪怕不是敌人)也仅被视作某个被观看的人,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也观看的人。但是,那些醒目地刊登于《纽约时报》的恳求饶命的受伤的塔利...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