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烟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它一切标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祟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生无意义，人仍然可以成为强者。如果说萨特的思想给了我们什幺启示，我认为就是八个字：看清真相，继续战斗。人是徒劳的激情，人注定孤独，但那又如何？既然可以选择，那幺就去选择，然后为选择负，其它没有什幺可说的。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但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幺一条判决：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以后，就可以开始找新的恋人了。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爱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积极的虚无主义好了，现在人赤棵棵地站到了虚无面前，人生没有意义，理论都是虚假，安慰都幻——到这个地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那幺他还拥有什幺呢？尼采的回答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生命力。尼采认为，生命本身是强健有力的。这就是超人学说的起点。在这个起点，首先要转变对虚无的态度，从消极的虚无主义转向积极的虚无主义。什幺是消极的虚无主义呢？就是面对虚无的真相，陷入悲观和绝望。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没有上帝的世界就会让人悲哀？为什幺没有意义的人生就会令人绝望呢？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奖杯。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幺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幺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幺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阻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作家加笔下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绑架了死神，想让世间不再有死亡，结果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为了惩罚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理解了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对我们有什幺用呢？我想，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到了怎幺样的境界可以称为真正的成年?我认为大概有两个标点: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个人成年的决定标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反思理化的后果。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京就是"moral integrity" Integrity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人品德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人类成功的时倾向于“内归因"，而失败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外归因“。我是学者，很清楚这个心理学常识。但是人类，我准备放了。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泰勤的研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崝,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旧契合。可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杀人犯的自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看，我们能合作、能建立良性的公共生，不是因为消除了主体性的主观分歧，而是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绕了一个弯，才达成的。交往理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道理，而是大家一起来把道理讲通。讲道理达成的规范共识有真正的约东力，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能够让彼此心悦诚服。哈贝马斯的研究当然不止于此，他还提出了“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就是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能谈得好，オ可能达成彼此心悦诚服的共识。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探索，可以去读哈贝马斯的著作。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互相交往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你可能会怀疑，什幺交往对话啊？语言还能用来骂人呢是的，语言可以用来吵架、威胁、欺骗和污染，但也可以用来交流沟通。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动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侣成功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一一如何钱然后如何消费一一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变革的必要性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版，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会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这种追问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确立可靠的人生信仰。在酉方的传统社会，人们主要是依靠信奉宗教来应对。但经过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洗礼，接受宗教信仰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默认选项。现代人倾向于依靠理性来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这样接受信仰才不是盲从。但是，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这靠理性论证本身难以弥合，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因此变得非常困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尔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オ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探索人生无须慌张，更不用将探索变成一桩“苦大仇深的事情。我们曾说过，人生意义是一个“重要而非紧迫”的间题，它不会要求我们限时限刻地交出一份答卷。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它、探究它，用自己的生去尝试、努力、修改甚至推翻再来，把它书写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贝马斯的研究当然不止于此，他还提出了“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就是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谈得好，才可能达成彼此心悦诚服的共识。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毕竞，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オ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オ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的共识。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一下自己时谈话。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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