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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上述用法有意见。我可不会一听到有礼貌的陌生人叫我“miss”或者把我归人“you guys'”就立即纠正，那可太让人尴尬了。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谈话题与性别无关时，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预先假设他人性别一性别问题过于复杂一的方式称呼对方，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lks”（各位）等中性词来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们）；或者就彻底省略性别相关词语，比如不说“Excuse me，ma'am”（劳驾，女士），只说“Excuse me”就很好。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有子宫颈的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齐曼说，这样的说法是很好的示范，因为它并不暗示任何性别。而且这种更具包容性的说话方式其实也表达得更准确，因为并非所有女人都有子宫颈，并非有子宫颈的就一定是女人一有子宫颈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女人”，这只是说明你是一个有子宫颈的“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历史上一直有少数男性学者试图操纵语法性和人类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反映他们对男性和女性的个人看法。19世纪初，德国语法学家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将语法性的指定视为生理性别的直接延伸，他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说语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个物体上的延伸，”罗曼解释道，“在格林看来，用阳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出现得更早、形体更大、更坚固、速度更快、更刚硬、更活跃积极、更灵活敏捷、更有创造力；而那些阴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则出现得更晚、形体更小、更柔和、更安静、更隐忍/被动、更愿意倾听和接受。”叫・斯（Karl Lepsius），普鲁士的语言学家，他同意这种精准的诠释。莱普修斯甚至声称，只有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历史上能领导世界的强国”才会区分名词的性。在他看来，有语法性的语言的使用者对人类的两种生理性别有更全面、更成熟完善的理解。没有语法性的语言？它们在“衰落”。 就语法性理论而言，格林和菜普修斯都是蠢蛋，英语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类似我弟弟这种出于本能随意评判别人副词使用错误的做法并不少见。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中，谴责别人的语法错误是最典型的傲慢行为之一。“当批评对象是语言时，你会感到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并为此感到骄傲，”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你甚至可以把自己比作搞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者来炫耀你的极端敏锐：‘我有点像语法纳粹，我不能忍受人们的语法错误。” 然而，有这样一种人，你绝对不会听到其纠正别人的语法，那就是语言学家。这听起来违反直觉，但语言科学家对语言应该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语言实际上是怎样的。德博拉·卡梅伦说，公开纠正别人的语法是“不体面的行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规定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一也就是你的英语老师让你学的语法一是一种强大的、不变的力量，它永远存在着，就像引力或太阳一样。我们忘了，语法规则是由人类发明的，它们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今天被认为是“正确语法”的东西在50年前可能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反之亦然。还记得“ain't”这个短语吗，它曾经属于英国上流社会，温斯顿·丘吉尔就很喜欢用它。但是自20世纪初以来，它已经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受歧视的语法形式之一。T盟题货日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世界上许多语言都有某些特定的语法规侧承载着比其他任何语法规则都更重的压力。说话者每天使用的一些最常见的语法结构一名词、形容词、后缀等—一都正在俏悄俏泄露着说话者关于人类性别的想法。所以下次当你的同事、你的兄弟姐妹或推特上的某个混蛋试图嘲笑你的副词用法时，你要准备好本章的知识，予以回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所以，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 我知道这样想好像有点夸张。但是，嗯，这很重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尽管有很多人诋毁“like”这个词，但事实上它非常有用，而且功能强大、用途甚广。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语言学家亚历山德拉・西（Alexandra D'Arcy）的大部研都致于别和理解“Iike”的众多功能。达西在维多利亚大学的YouTube频道中热情地描述了她所做的工作：“‘1ike'是我们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小词，我们还为此指责年轻女孩，因为我们认为她们正在毁掉英语。”她如此解释道。但真实情况是，“like”这个词成为英语的一部分已经超过200年了。“例如，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我们可以找到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人，”达西微笑着说，“他们使用‘1ke'的很多方式跟现在的年轻女孩一模一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可这是为什么？用气泡音有什么好处吗？（当然，除了惹恼长胡子老家伙这个好处以外。）事实证明，气泡音的确有不少用处。首先，汤浅郁子指出，由于气泡音的频率非常低，所以这可能是女性与男性竞争的一种方式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权威。她在研究中写道：“低哑的嗓音可能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提供了一种塑造成功形象的方式，同时还可以保持女性的吸引力。”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做演讲时，为了传达这种悠然自得的权威，会不自觉地用气泡音说话。当我问我的领导我在会议上有没有表现得缺乏安全感时，她说：“你听上去总是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哦对了，她也是个20多岁的女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之间的后台谈话，其意图与《走进好莱坞》录音中唐纳德·特朗普的下流戏谑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都是建立团结关系和亲近感的手段。但是，特朗普的言谈风格有重大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更衣室闲聊”中，团结关系并不总是需要通过真诚的相互坦白才能建立，有时只要语言粗俗就能达到效果。因此，听者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似乎并不重要。特朗普或许从来没有真的“一把抓住”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但是在与比利·布什的谈话中，他愿意讲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本身就足以拉近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敢打赌，世界上的男人们在更衣室里发表的所有性别歧视言论中，至少有50%不能真实反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 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一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一一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一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一“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尤其当你隶属于其中的某个亲密团体时——就像唐纳德和他的巴士兒弟—你就更难表达异议，因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着放弃这种兄弟联结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因此，你最终也会像比利·布什一样跟着对方一起笑。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 女性主义媒体大亨安迪·蔡斯勒（Andi Zeisler）联合创办并经营着“Bitch Media”一一个非营利传媒组织，其名称中就有一个收复再定义后的侮辱性词语。她告诉我，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Wow，impressive，she's a bad bitch！”（哇，太飒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her，that evil bitch”（肏，臭婊子）。另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有些女性主义者就认为“slut"这个词就应该被取缔而不是重新定义，因为用一个词“专门”来形容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本来就是居心不良。就连“荡妇游行”的创办者艾波·罗斯自己也希望这个词彻底消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更恼人的是，还有很多人—往往是一些社会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语言的演化。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声称不区分性别的词汇不符合语法，他们拒绝了解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还抱怨凭什么随口说说“slut”（荡妇）这个词就要被指责性别歧视，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可没被指责过。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份之下的语言根基在剧烈颤抖、变化，自然就把气泡音·和无性别人称代词等语言现象视为不祥之兆，并且威胁着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令他们毛骨悚然。因此他们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如果他们能阻止所熟知的英语发生变化——任何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这是徒劳——他们就能保住自己的特权社会等级并继续从中受益。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受人尊敬的课本和公众人物传播着对女性声音的批评，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扬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一个人在说话时挤压声带、减少通过喉头的气流并降低振动频率，就发出了气泡音……这期播客播出之后的几年里，气泡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的攻击和嘲笑——这是年轻女性几乎无法像睿智的男性那样优雅沟通的公开标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如果在街上被陌生人骚扰，或者百己穿牛仔裤时被陌生人评价臀部，自己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狰狞面孔或巧妙的话语进行回击。在这样的世界里，性和调情将是人们在双方同样渴望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强调同意或者拒绝将变得不再必要，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提前花时间运用共情来了解对方的想法。“hysterical”这个同会和“old maid/spinster”一道被葬人遗忘的坟墓。每个人，无论性别，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麦克风都在哪里，触手可及。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一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一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我们必须打破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男性气质传统观念。我们必须接受并真正鼓励男性在看到其他男性试图从语言或其他方面攻击贬抑女性时，同情女性、站在女性一边、站出来维护她们。就像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把自己作为人的原则置于兄弟之间的忠诚之上。”要让他们知道，把世界上任何不是男人的人当成入侵者是错误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的拿手好菜是蘑菇酸奶油炖牛肉。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她做了八年家庭主妇，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的儿子马修说。但是伊冯娜·布里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火箭科学家，周三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享年88岁… 这则讣告让所有人感到疑惑不解。 伊冯娜·布里尔几十年来启动了一项又一项向月球和火星发射航天器的任务。2011年，奥巴马总统授予她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但是该死的，那则讣告竟然觉得炖牛肉更重要，而且说她当了八年全职妈妈养育孩子一这不是真的，那时她仍然在兼职工作。然而在《纽约时报》眼中，她对宇宙探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算什么，那些传统女性气质的外显标志更能定义她是谁，而且一就像讣告第二段开头的“但是”暗示的那样一这二者是完全矛盾的存在。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曾经有一位天才的火箭科学家，名叫伊冯娜·布里尔（YvonneBl）。布里尔出生在加拿大温尼伯，在惊人的30年职业生涯中，她致力于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设计精妙的新方法，以把星际飞船和卫星送入遥远的宇宙。布里尔就读于曼尼托巴大学，但由于她有女性生殖器，她不被允许学习工程学。当然，招生办公室没有亲自验证她是否具有女性生殖器，他们显然仅仅因为她的出生证明上标注了小小的f（“女”），就在她的成绩单上盖上了“不，亲爱的，你学不了工程”。她可没有就此服软。布里尔改学化学和数学，几年后，她研制出一种高效可靠的火箭发动机，并且该发动机成了整个行业的标杆。只要你看过电视新闻，查过天气预报，或者用过GPS，你就都要感谢布里尔博士。 2013年，88岁高龄的布里尔去世，整个航空航天工程领域对她悲悼不已。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讣告，开头是这样的：她的拿手好菜是蘑菇酸奶油炖牛肉。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她做了八年家庭主妇，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的儿子马修说。但是伊冯娜·布里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火箭科学家，周三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享年88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性别先行的思维也印刻在庞大的针对女性的性化词汇中，比如“ho”（妓女）、“tramp”（淫妇）、“skank”（粗鄙丑女，心机婊）一详见第一章的内容一 而这些词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男性版本。即便是那些褒义的强性别倾向的语言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只需想想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基于性别的夸赞就知道了。“对小男孩的赞美通常是‘smart'（伶俐）、‘clever’（聪明）这样的词，”卡梅伦说道，“而对小女孩，人们大多会夸她们‘pretty'（漂亮）、‘cute’（可爱）。”这种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夸我的两只猫时也说了同样的话：“good boy”（好小伙）和“pretty girl'”（漂亮姑娘）。这种用词差异往往会影响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会持续许多年一当然，这样叫猫大概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影响。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你可能注意到了，也可能没有：以上事件中的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一军人、贵族、商人和劳工、印刷工人、词典编纂者、制造业从业者和技术人员。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从历史角度看，女性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并不容易，在定义世界这件事情上她们很难拥有话语权。（尽管事实证明，从细节到整体，女性确实对语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独特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继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因为老白男统治我们的文化太久了，而语言又是创造文化和进行交流的媒介，所以是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发起挑战了：我们如何与为何以现有的方式使用语言？以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的本意是什么？也就是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到了16世纪，得益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英国人开始与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和语言打交道，这个过程也影响了英语的发展。还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此期间，人们对教育的渴望再次高涨，封建制度开始衰落，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尤其是对语言而言最重要的印刷机的发明，都推动了英语的演变。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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