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今夜秀》是美国最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每天晚上会在各个州播出。主持人约翰尼·卡森会在节目中采访最可笑的人：演员、歌手、魔术师、作家、体育明星、著名的寡妇、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每人都可以拿到至少三百二十美元。那可是二十多万里拉。这笔钱说服了我：如果只是在台上坐十二分钟，谈谈我刚出版的新书《假如太阳陨落》，这个报酬还是相当优渥的。于是我应约前往，为了每分钟一万七千里拉的报酬在台上侃侃而谈，向美国人民解释假如太阳陨落，寻找一个新“太阳”就尤为必要。回家的时候我很清楚虽然我没有说服这些观众，但好歹把三百二十美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这相当于我在曼哈顿租一个迷你公寓的月租了。我心中倍感轻松，仿佛得到了救赎，直至我收到一张支票。一张面额二十美元的支票。我很自然地觉得一定是对方弄错了，于是我打电话给《今夜秀》，告诉他们我收到了支票，但他们可能弄错了面额。他们的回答是：没有弄错，这当中扣掉了九十美元的税钱。“九十美元？”“嗯，是的。”“好吧，我知道了。那剩下的钱呢？三百二十美元扣掉九十美元应该还有二百三十美元，二百三十减二十等于二百一十，谁拿走了那二百一十美元？”“呃……是工会。”“工会？什么工会？！”“演员工会。确切说是美国电视和广播艺术家联合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AFTRA。”“我又不是演员，我怎么会属于AFTRA。”“不，你是AFTRA的会员。”“不可能，一定弄错了。”“没有弄错，你都在入会申请书上签字了。”“我签字了？！什么时候的事？”“上台之前。”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但上台前几分钟确实有人递给我几张纸，告诉我：“在这儿签个字，快。只是走个形式而已，不用在意。”我当时惊慌失措，由于为了钱上电视而倍感羞愧。我以为那只是走走过场，几乎闭着眼签了名。“二百一十美元！都超过我报酬的三分之二了！这太过分了！”“哈！亲爱的，您已经够幸运了。之前有一位英国女士，她最后只拿到六美分。你去问AFTRA要这...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一个西方女性来到充满严格宗教氛围的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时，她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大洪水中，自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这片土地上没有大龄的未婚女子，也不存在因爱而生的婚姻。在这里，我们思维当中理所当然的事被颠覆；在这里，将近六亿人口中的一半是女性。据我所知，她们常年生活在罩袍之下，不，那不是罩袍，它更像一张床单，像一块裹尸布，把女人们从头到脚厚厚地包裹起来。除了这名女子的丈夫、孩子以及和她一样死气沉沉的女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隔绝在这块布之外。这块布的名字有很多：purdah,burkan,pushi,kulle或者djelabah，但毫无例外都是在眼睛的位置有两个小孔，或一块高两厘米、宽六厘米的细密网纱。透过两个小孔或网纱，穆斯林女人就像是透过监狱的栏杆一般望向天空和来来往往的人群。这座巨大的监狱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构成了这个广阔无边的伊斯兰王国。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女人和男人一样，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生活着，找不到公正和常识之间的平衡。她们有的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透过囚笼般的罩袍打量着天空和人群。这些罩袍禁锢着她们，就像裹尸布包裹着尸体。而另一些女人则活得像驯兽师，穿着红色外套，佩戴西式盘扣，手里握着啪啪作响的马鞭。我见过祈求进入收容所的穆斯林妇女，也见过在射击比赛中与男性同场竞技并获得奖牌的安卡拉女兵，可我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怜悯。我还见过帮助自己国家降低新生儿出生率的印度女医生，也见过那些如同被大头针钉在墙上的蝴蝶般一动不动的东京艺妓，可我依然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恐惧。束缚固然可怕无情，但以错误的方式诠释自由亦是如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到茫然无措，因为我不确定两者中的哪个更糟糕。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无用的性别》并不是一部小说，它是我应《欧洲人》要求，在三十天内环游世界后写下的一部报告文学。它想要告诉公众，世界各地的女人都以一种无用的方式活着，换个说法就是，“错误”的方式。无论她们身在女人和一头骆驼差不多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女人过于举足轻重的国家，比如歌颂女权的美国。在意大利，女人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像骆驼，又有点像美国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母亲孕育了你，十月怀胎赋予你生命，她的逝去意味着你的一部分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的肉就是她的肉，你的血也是她的血，你的躯体是她躯体的延伸：在能死去的一刹那，你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根”也随之死去。是的，尽管你与母亲之间的脐带已被剪断，但她仍是你的根。为了让母亲的死亡，也是我的死亡预兆晚一些到来，我一直不敢睡去。而为了保持清醒，我不停地说着，让母亲也无法人睡。我的受伤、我的遗憾、我的犹疑，这些负担沉重但亦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生活。这些话我从未与母亲说过，未来也不会再和任何人说起。我还与她说，尽管有这些伤害、遗憾和犹疑，但我仍然热爱自己的生命，为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感到无比庆幸。我跪着感谢母亲，谢谢她给予我生命。甚至可以说：即使我的母亲未能做出什么仁慈慷慨之举，仅凭生下我这件事，就足以让我赞美她的一生。我希望我的感谢能够弥补我曾可能带给她的不快。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所以我也厌恶写作。我不知道别的作家会怎么说，但我要说的是，写作会偷走你的生活。它会偷走阳光，让你像坦塔洛斯一样，看着窗外的阳光却无法触摸，因为你必须在桌边写作。那张该死的桌子，你已成了它的一部分，除了写作的手与手指，你的双腿，你身体其余的部分都逐渐萎缩。它会偷走陪伴，偷走你与人相处的欢愉，因为写作是孤身一人的事情。很少有职业像写作这样需要孤独：身体的、心理的、思想的孤独，残酷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它还会偷走你的爱，因为在那样非人的孤独中，早已没有爱你之人或你爱之人的容身之处。你根本没有时间关心他们，给予他们要求的或你本该给予他们的关注：只要你在写作，你的爱情史中便只有面前的这本书了，而你的思想、情感和肉体也只能完全奉献给它。当一位作家正在创作一本书时，爱着他的人一定是不幸的。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感谢《欧洲人》（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最具声望的报纸上，所以也谢谢它们），它让我得以像“蛀虫”一样寄生于历史之中，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感受它；感谢《欧洲人》，它让我见证了历史的残酷与和平粉饰下的污秽；也让我认识、描述了那些被运气砸中获得权力，从而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大大小小的人物。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对巴克一见钟情。当我在黎明不得不与它分别，看着它将我抛弃，奔向狼群回归荒野的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苦楚。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怒斥：“关灯！你能不能关灯睡觉啊？”可现在让我关灯睡觉，就如同从我嘴边抢走一片面包，如同解除一段能让我变得完美的魔法。所以我不能，也不愿。读完这本书，我不再是那个信仰德·亚米契斯、萨尔加里和凡尔纳的女孩，也不再笃信迷人的善意谎言编造出的那个世界。我是个已经准备好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应对成年人的女孩。巴克已经让我知道，生命是一场日复一日的战争。这场战争无情又冷酷，哪怕是吃饭、睡觉时，都要时刻保持警惕，否则你将失去食物和自由。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她走了，就在我的怀中，如同一只冻僵的小鸟。为了送母亲前往墓地，我终于走出家门，我发现周围的街道、人群并没有什么改变。可是这些没能勾起我任何兴趣，很快，我又回到了我的“隧洞”。如果说我之前的行为是自我流放，那么现在就可以称得上是监禁了。母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事能让我离开小桌，走下楼梯，穿过摆放着座钟的客厅，进入她的房间。家里人用钥匙锁上了那间屋子，任何人都不得人内，我更没有理由离开这间只有半扇朝着橄榄园的窗户的小屋了。当那个被我遗忘了六天六夜的自灵再一次占据我生命的时候，当我的头脑又一次丧失其余一切功能、只专注于写书的时候，房间变成了牢笼。“牢笼”旁的梨树开出繁茂的白花，如一朵白云，一定是春天来了;树上又一次结出鲜果，又是一个夏天;树叶再一次泛黄，是另一个秋天;树叶落尽，梨树又光秃秃地挺立在大雪中，又一个冬天到了。后来春天来了，梨花又开成了一朵白云。时间匆匆溜走，很快就是第三个夏天、第三个秋天、第三个冬天。我对这个世界的记忆越来越远………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当时我正在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家中。快到九点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危险。这种危险也许并不会波及到我，但必然与我有关。就是那种在战争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场战斗中会出现的预感，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能感觉到子弹或炮弹的迫近，你仔细倾听周遭的动静，对着周围的人大喊：“趴下，快趴下！”然而当时我并没有理会这种预感。我不在越南，也不在那些自二战以来就一直折磨我灵魂的该死的战争中。我在纽约，在九月的一个美妙的早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早晨。但这种奇怪的感觉一直困扰着我。于是我干了一件从未在早上干过的事：我打开了电视。电视没有声音，只有画面。这里能收到约一百个频道，但在每一个频道上，我都看见世贸中心的一座塔楼从八十层开始往上熊熊燃烧，像一根巨大的火柴。是电路短路？是一架驾驶不慎的小型飞机？还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恐怖行为？正当我呆呆地盯着电视，脑海中不断盘旋着这三个问题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架飞机。一架白色的大型客机。它飞得很低，如轰炸机对着目标一般，朝另一座塔楼直直地扑了过去。我明白了。我是说，我明白了这是一架自杀式袭击的飞机，世贸中心的第一座塔楼一定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正当这时，电视的声音响了，一群人撕心裂肺的声音不断地传出来：“天啊！哦，天啊！哦，不，天啊！！！上帝啊，我的上帝啊！！！”白色的飞机一头扎进了第二座塔楼，如同一把插进黄油的刀。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嗯，是这样，你还记得那位毛拉签字的时候吗？哎，其实你也算结婚了：他在匆忙中犯了个错误，在新郎签名的地方签了字。”哦，上帝，我嫁给了一个毛拉。那个毛拉很有可能会为这个错误感到心满意足。这玩笑可开大了。如果我把这事儿说出去，谁会相信呢。那是九月末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完成采访霍梅尼的艰巨任务，我便大大松了口气，也不再纠结于这些无用的苦闷。是，伊朗的某个村庄或城市里有我的一位毛拉丈夫，虽然我是他的临时妻子，但我们之间有夫妻关系这个事实会伴随我一生。这个讨厌的毛拉随时可能提出夫妻之间的要求，控告我通奸或是别的什么，但这总比被一个妒火中烧的西班牙妻子用刀捅死的好。总之我不必过于忧虑：几小时之内我将离开这里，我与他之间将远隔着大洲大洋。那么他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在那间破败的屋子中，披着一件棕色的羊毛外套，如雕像般一动不动地盘腿坐在蓝白相间垫子上的，正是伊朗的统治者、伊斯兰教的领袖：最神圣、最尊敬的鲁霍拉·霍梅尼阁下。这是一位年迈之人，在他傲慢的外表之下，你能看出他的疏远、脆弱。再加上那份庄严，你会怀疑他真的只有对外宣称的八十岁吗？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算，因为连他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霍梅尼是我见过的老人中最好看的一位。他的脸像一件巧妙的雕塑，神情专注，深深的皱纹如同斧子开凿的一般，漂亮的鼻子上面是较常人高出许多的前额。他嘴唇很厚，微微噘起，像是在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欲望。还有那坦率的、紧凑的，具有米开朗基罗风格的胡子。冷酷严厉的眉毛会让人带着焦急的情绪赶紧望向他的眼睛，但你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总是目光低垂，死死盯着地毯，仿佛想告诉我，我并不值得他的任何关注，或者说对我的任何关注都有损他的高贵与尊严。他的确是高贵与庄严的，这点毫无疑问。你无法想象他穿着短裤的样子，无法在他身上找到别的独裁者那样的滑稽与荒谬。相反，你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不明缘由的忧郁和悲伤，它们像疾病一样蚕食、折磨着他。然后你震惊地记录下观察他时产生的感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一种无法解释的亲切感，一种让你自愧不如的巨大魅力。我采访了霍梅尼整整六个小时，没有受到来自他的任何伤害。但在采访之后，录制关于库姆的视频时，这个可怜的老人说了一些愚蠢之极的话。后来他因这个视频指责了我，因为我在视频中谴责他禁锢、蔑视女性。回到旅馆时已是深夜，白天太多的冒险带来的紧张情绪让我难以入眠，也勾起了那场突如其来的婚姻带给我的苦闷。于是我一边等待着黎明的到来，一边翻看着当地的蓝皮书，希望能找到一些凭据来质疑这次婚姻的有效性。然而我越看越发现希望渺茫。“与自己的母亲、姐妹或岳母结婚是有罪的。”关于离婚与解除婚姻的条款上这样说，但我并不是我丈夫的母亲、姐妹或岳母。“与姨母或姑母发生关...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一九七三年，我采访了巴列维，并在随后的文章中骂他是“狗娘养的”。于是霍梅尼给了我这次采访的机会，认为我会把他写得很好。当然，此次前去采访，我的身份不会是霍梅尼的好朋友。我已经为此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巴尼萨德尔先生说服了伊玛目，让我能够马上得到接见。明天我们将前往圣城库姆。是的，明早八点。我们的会面定在明天下午三点，开车过去需要五到六个小时。我准备好了吗？有合适的服装吗？服装非常重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伊玛目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位女性的采访，此次破例有重大的意义，但如果当中有什么差错，也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我带了一条黑裤子，一件领口很紧的长袖黑衬衫。”“还不够。”“我还带了一块黑头巾，能一直盖到肩膀。”“不够。”“还有一件黑色的披风，长度到脚面。”“不够。”“怎么会不够？”“你得穿卡多尔。”“可我没有啊。”“我会把我妻子的卡多尔给你。记住，不能涂红色指甲油，伊玛目会生气的。”“当然。”“不能擦粉，不能涂口红，伊玛目对此很反感。”“没问题。”“不要喷香水，不能有任何轻浮的言行，否则伊玛目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挑衅。”“好的。”当时我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欢天喜地，就算让我剃光头，我也一定会答应的。库姆，霍梅尼的圣城，我没有忘记发生在那里的点点滴滴，没有忘记由于我是一名女性而被所有旅店拒绝接待。为了采访霍梅尼，我必须换上卡多尔；为了换上卡多尔，我就必须脱掉身上的蓝色牛仔裤；为了脱掉蓝色牛仔裤，我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辆我们从德黑兰一路开来的车，但随行的伊朗翻译和他的西班牙妻子阻止了我。“您疯了吧，女士，您一定是疯了。在库姆做这样的事儿可是会被枪毙的。”我们一路寻找合适的地方，在到达前朝的王宫时，一位看守人出于怜悯接待了我们，把我们领到了觐见室。在那个大房间里，我感觉自己就像圣母玛利亚，为了顺利生下耶稣，与约瑟躲进冰冷的马棚，被棚中的驴和牛温暖着。...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谁说战地记者是男人的工作？之所以有人这么说，只是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参战的是男人而已。但事实也不总是如此，比如圣女贞德就是女人。尤其在我亲历时间最长的那场战争——越南战争中，就有许多女人参与其中，而她们都是出色的、非凡的士兵。记得某个下午，我随一队美国士兵前往中央高地执行巡逻任务，他们的队长对我说：“希望不要碰见那些姑娘们。”我说，姑娘？“是啊，那些越共的女孩，她们是最勇敢、最危险的，她们可吓得我要命。”既然女人能参加战争，那我看不出女人不能报道战争的理由。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的书在美国销量很好，尤其是最近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a a un bambino mainato,1975)。不过有些记者始终不明白，这本书里的故事只是文学虚构与创作。因为书里的女性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定的形象（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故事里），某些记者认为我就是书里的那个女人。他们相信我就是她，那个未能来到世界上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如此愚蠢，故事里的女人最后死了，可我还活着）。于是那些好事之徒开始猜测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些记者觉得书中孩子的父亲是阿莱科斯，其中一位甚至认为这是我的意思。这件事本身没有使我心烦，真正让我生气的是，一次文学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居然被当成了普通的个人历史。作家有权利、有义务虚构故事，或者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正是其与记者之间的区别。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女性作家身上。如果我是个男性作家，想必就不会有上面那些糟心的事了。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那个愚蠢的美国记者猜中了事实，我确实失去了和阿莱科斯的孩子。就算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又有什么特别的呢？一般来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三年，他们迟早会拥有或者不幸失去一个孩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告诉迈克尔·塞奇，我没有人寿保险的保单号，也没有妻子、丈夫、孩子或艺名。我只有一个问题需要他回答：有人告诉我，工会的作用是保护劳动者免受资本家的压迫，比如帮助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报酬。姑且让我们假设我是一名演员，那么演员工会是怎么保护我免受资本家压迫的，把资本家给我的钱骗走？那谁来保护我免受你们这类人的压迫？是否有一个工会，我可以向他们检举揭发你们的无赖行径？“迈克尔·塞奇先生，我是不会把剩下的二十美元汇给你的。如果我真的属于AFTRA，那么我现在就要退出。既然要退出AFTRA，那我想拿回我从来都没有同意缴纳的二百一十美元。”对方的回答更加粗暴：“如果不上缴二十美元，就意味着您违背了您签署的协议内容。那我们在没收您上缴的二百一十美元注册费的同时，将不得不对您采取法律手段。”于是我把二十美元交了。我用的是之前那张被我认为弄错数额的支票。第二个月我将用现金。我现在是AFTRA的会员，每天我都能收到他们发来的小册子、信件以及各类指示、规定。所有的内容都印在宣纸上。纸上还印着联合会的徽章：一个话筒、一根电视接收天线和一把小提琴。所有信件的开头都是这样的：“亲爱的AFTRA会员……”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来自联合会会长梅尔·布兰特的信，并从中得知我们马上要进行一场罢工：“如果资本家们不立即停止他们剥削演员的行为，我们就会罢工。罢工委员会正在热情高涨地组织此次罢工活动，亲爱的会员，你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我问联合会，我能做什么贡献？现在我没有工作，《今夜秀》之后，我再也没接到过电话，甚至连乡村小剧院里跑龙套的角色也不找我。他们的回答是：这样更好，你就有时间为AFTRA做事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如今，戏剧性的一刻落幕，我们智慧与历史的边界延伸到了月球的静海。对于将月球纳入人类囊中这件事，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还能自嘲地说起当时的焦虑与恐惧：“也没什么难的嘛。”有的人说：“点个火不就飞上去了。”冲破地球这个蓝色的牢笼，到达月球那个丑陋的岛屿，这是个奇迹。可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很快就会把它遗忘，如同我们忘记第一条鱼离开海洋，登上陆地，变成了人类。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述说着，再也不觉得登月是对上帝威严的挑战。这场伟大的冒险很快就会沦为围绕着两位宇航员的喧嚣，尽管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英雄的标签、邮票上的图像、课本中的名字，并在我们的历史中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或许登月的成功让我们忘乎所以，又或许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那条鱼，它从没意识到自己离开海洋之后会变成人类。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在抵达另外一个星球之后，会有什么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p139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而那个你永远爱他、他也永远爱你的人并不存在：除非你虚伪地欺骗自己，屈从于对孤独的恐惧，为一些便利而妥协。存在的只有人生旅途的旅伴，你可以凭借理智选择和包容你的同伴，并与他走完人生旅程，然而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希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忘记，你们只属于自己，你们只是暂别了独居的生活。我也曾用我成熟理智的思想为自己选择过“旅伴”，不论我们谁先放手，每当与对方告别，我都会痛苦得难以呼吸，但又抑制不住地感到一阵轻松。然后我转过身，像一条自由的野狗，继续我自己未来的路。p216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不是驯养的动物，不可能被锁在一个被称为“家”的小小世界中。“妻子”这个职亚一直让我万分恐惧。我不想做“妻子”，我要写作、旅行、去了解整个世界，要充分使用我的一生。p213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婚姻关系应该是持久的。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你为什么要走到神父或者市长面前，让他们束缚起你的一生呢？幸好有离婚。可是既然要离婚，结婚还有什么必要？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离婚恰恰让人们对婚姻关系更为重视：它的存在增强了婚姻的权威性。如果一个人决定结婚，就说明了他对婚姻关系持久性的期待与认可。我可不相信这种关系能持久，所以我宁愿离婚，也不愿结婚。p202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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