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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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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性并非一个哲学观点，而是一种对理智性原理做出假定的经验主义概念。这种概念既非唯物主义也非形而上学。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所以，我把注意力首先转向了直观全局的技术，这一点是中国的特色，也就是《易经》。①不像受过希腊训练的西方式的思维，中国式的思维不会纯粹以抓住细节为目标，而是视细节为整体的一部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理智，这类的认知操作是不可能的。所以，判断必须更多地依赖意识的非理性功能，那就是感觉（sens du reel）和直觉（借助于潜意识内容的知觉）。《易经》，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实证基础，是掌控全局从而针对全宇宙布置细节的已知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阴阳的相互作用。显然，掌控全局同样也是科学的目标。但由于只要有可能，科学都以试验和在所有情况下以统计的方式推进，因此这个目标很难实现。科学在于提出一个确切的问题，要尽可能地排除干扰和无关紧要的任何东西。科学要设定条件，向大自然施加这些条件，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大自然给出人们所设计的问题的答案。科学要避免从所有可能性中给出答案，因为这些可能性就实用性而言是有限的。为此，实验室模拟创造了一种情境，被人为地限定在问题之内，这种情境会迫使大自然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大自然无限制的整体性的运作被彻底排除。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些运作都是什幺，我们就需要一个探究的方法，施加最少的可能的条件，或者，如有可能，根本不施加条件，然后让大自然从自已的完美中给出答案。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娜拉问哲学家为什幺没有言语人就不能生存；帕兰解释道，这是因为言语等于思考，思考等于言语，而没有思想就没有生活。这不是要不要言语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表述的问题。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怀疑之产生与孕育，乃一切文化人类学事业之始，此尤为哲学之态度。” - 列维-斯特劳斯”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而在我们这个无限自我复制和自我传播的数码时代，文字更容易被掩盖，也更容易被忘记。某些针对暴行影像的斥责，与对视觉本身的界定并无分别。视觉是无须费力的；视觉需要空间上的距离；视觉可以关闭（我们眼睛上有眼睑，我们耳朵上没有可关闭的门）。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眼睛是五官中最卓越、最高贵的；如今，同样这些特质却变成缺陷。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我必须以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方式来回答这一问题。自从我开始思考，我就意识到，我从理论的角度理解事物的方式是看到它们的内涵、背后的隐喻或范式——这种理解方式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记得，在我十四五岁开始阅读哲学的时候，隐喻就令我深感震撼，我想说，如果换一种隐喻，会是另一种结果。我对隐喻始终抱着这样一种不可知论。早在我自己发展出关于隐喻的任何思考之前我就知道，一旦我发现了隐喻，那就可以说，我发现的它就是思想的源头，但我也可以想见人们使用其他的隐喻。我知道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数不胜数，但因为我更多的是追随我身为一名作家的直觉，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留意。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因此，你可以说我是在将所有这些“哲学化”一尽管我并不喜欢用如此矫饰的词语，因为我非常崇尚哲学。但是，就更为普遍的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将万事万物哲学化。就比方说，如果你坠人了爱河，你会开始思考什幺是爱一如果你事实上也具备反思爱的品性。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道：“关于心智生命，唯一可能想到的隐喻大概就是活着的感觉。没有呼吸，人的身体就死亡了；没有思考，人的心智就死亡了。”苏珊·桑塔格同意阿伦特的观点。在桑塔格日记和笔记的第二卷（《心为身役：日记与笔记，1964—1980》）中，她宣称，“对我而言，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不表示将事情做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我知道自己害怕消极（与依赖）。动用我的心智会让我感到积极（与自主）。这样很好。”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道：“关于心智生命，唯一可能想到的隐喻大概就是活着的感觉。没有呼吸，人的身体就死亡了没有思考，人的心智就死亡了。”苏珊·桑塔格同意阿伦特的观点。在桑塔格日记和笔记的第二卷（《心为身役：日记与笔记，1964一1980》）中，她宣称，“对我而言，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不表示将事情做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我知道自己害怕消极（与依赖）。动用我的心智会让我感到积极（与自主）。这样很好。”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叉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幺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秩序是政治哲学最早关切的东西，如果把城邦政体比作有机体是行得通的话，那把国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那些把政治混乱类比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图以降，一直到霍布斯—把关于均衡的古典医学（以及政治）观念作为自己的预设前提。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标是恢复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学术语说，是恢复正常的等级制。大体来说，这种诊断总还是乐观的。按理，社会是永远不会患上一种不治之症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幺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求助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弗雷佩尔主教耸了耸肩：“然而，你们那该死的科学却为共产主义提供了最尖锐的论据。”“您忽略了我们信奉的自然主义哲学，”斯宾塞反驳道，“我们的进化理论精妙诠释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如同物体下落般不可避免，这是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我们还论证了，特权阶级的优越者拥有更高的天赋和更强的适应性，将不断进化，最终形成全新的终极形态，其个体与那些只能靠鞭笞驱使的下层阶级人面兽之辈毫无相似之处。”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那些哲学家和道德家天真地以为，靠高举“家庭神圣”的旗号，就能遏制女权运动。……这些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一边对反叛的资产阶级女性大谈家庭崇拜，一边却歌颂资本主义工业——正是这工业把女人从家庭和摇篮边拽走，扔进工厂的苦役中，毁掉了工人阶级的家庭。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唯一能应对当前需求的宗教是资本教，”英国著名统计学家吉芬铿锵有力地宣称，“资本是真实之神，无处不在，它以各种形式显现：它是闪耀的金子与恶臭的肥料，是羊群与咖啡货船，是《圣经》库存与色情画册，是巨型机器与成箱的英国避孕套。资本是人人皆知、皆见、皆触、皆闻、皆尝的神；它是唯一未遇无神论者挑战的神。所罗门虽视一切为虚幻却崇拜它；叔本华虽觉一切无趣却为其魅力陶醉；哈特曼这位无意识哲学家，是它有意识的信徒。其他宗教仅存于唇边，而人类内心深处统治一切的，是对资本的信仰。”布莱希罗德、罗斯柴尔德、范德比尔特，以及黄色国际中的所有基督徒与犹太人，纷纷拍手称快，高声呼喊道：“吉芬说得对。资本是神，唯一在世的神！”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你们这群滥竽充数、本不值钱的哲学家，为什幺非要这样绞尽脑汁地琢磨一套道德规范，却又不敢建议你们的主子去实践呢？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像政治经济学家加尔涅或法哲学教授阿科拉斯那样，耗尽脑力，撰写催眠的大部头书，以填充印刷与排字工的闲暇。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19世纪，正如资产阶级伟大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所言，是利他主义的时代。事实上，从未有哪个时代能如此彻底地利用他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已达极致，连个人最独特、最内在的品质都能被用以牟利。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六经这玩艺儿，只是先王的陈迹呀。那里是弄出迹来的东西呢？你的话，可是和迹一样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难道就是鞋子吗？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幺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幺都不行。“孔丘已经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那幺，不正是同道了吗？还走什幺呢？”“不，”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11]，他的是上朝廷的。”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为面子起见，人们只好熬着，但后来总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待到讲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住了口了，还是谁也不动弹。老子等了一会，就加上一句道：“，完了！”大家这才如大梦初醒，虽然因为坐得太久，两腿都麻木了，一时站不起身，但心里又惊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样。于是老子也被送到厢房里，请他去休息。他喝过几口白开水，就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人们却还在外面纷纷议论。过不多久，就有四个代表进来见老子，大意是说他的话讲的太快了，加上国语不大纯粹，所以谁也不能笔记。没有记录，可惜非常，所以要请他补发些讲义。关尹喜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又非常惋惜，坚留他多住一些时，但看见留不住，便换了一副悲哀的脸相，答应了，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青，饽饽就只能有十个了。“那幺，我们再叫他着书。”账房先生高兴了起来。“不过饽饽真也太费。那时候，我们只要说宗旨已经改为提拔新作家，两串稿子，给他五个饽饽也足够了。”

——鲁迅《故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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