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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回望》
……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潘汉年传》/尹骐]……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父亲在一九五八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金宇澄《回望》
⋯⋯之后,也即我父亲运交华盖、正式被逮捕、取消所有待遇的一九五五年,祖母又随着我母亲和三个孩子搬到附近陕西南路六十三弄,住进我外公解放前购置的一幢三层洋楼。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个地段尚无热闹的地铁站,静谧无人,时会见一个推着磨刀剪小车的落魄白俄远远过来,腰杆笔直,旧西装纤尘不染,清晨常听淮海路上有轨电车经过,嗡嗡作响,再就是我牢固记忆里铜铃低音,一直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意味着附近有母马经过,中国人或白俄,牵一匹白马或灰马,慢慢慢慢走过附近街道,马脖子挂一小铜铃,听到了铃声,居民端着搪瓷碗或茶缸出门⋯⋯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祇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衹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人类有一种很擅长的本领,就是“擅忘”和“擅醉”,吃得饱一些的人,他们行为和思想都同饥饿的人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在文学上,某一个时代,某一个阶层,一定有他们自己欣赏的范围和代表的作品,这些都是起变化的,假如他们从某一种人跳到另一等人的话,他们的行动和思想甚至对艺术的看法,或生活的意义,立刻有了明显的差别,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脊梁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肆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知识分子,只要稍有些聪明的人,立刻懂得这个,古人称之为及时行乐,今人称之为利用环境。如此而已,可是我觉得非常难受。十年来我看清了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我的能力非常低,可是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我对自己常常是不满意的,正如对人家也不怎么满意,这是老实话。我常想,难道我活下来就这么想求得一个安安稳稳荫蔽之地,找一个老婆弄个儿子,于是每天吃饭,到老叹出最后一口气、死掉......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么?我的朋友,但愿我们有限的几个人都不要活得像这样可怜。我们的学问、经济状况和办事能力是可怜的,但是我们的脑子和向往至少不能可怜。人性,人性,我是倔强到底的,虽然我自己压在生活的重轭下,受着鞭笞和嘲弄,我也确如老牛一样忍受着,但是我的脑子和行为上,绝对没有变得失去弹性,或变为平平稳稳的生活愿望。实在讲,在这个天地中,你要平平稳稳做事情,你要舒舒服服把自己幻想的种子结成花朵是不可能的。人比作老姜,...
——金宇澄《回望》
黎里镇有不少深邃的官气大宅,格局规模远比朱家角、周庄、西塘要气派得多,数座明代石桥,有所谓“黎里十景”但因为紧邻沪青平公路,自1950年代起就陆续消失,逐渐扒除沿河民居,传统廊棚(我们去的这年又在恢复),建造水泥房子。及至一九八零年初,镇办的各类经营项目一如雨后春笋,其实古建筑专家阮仪三先生曾自荐家门,游说古镇保护,结果是被镇领导粗暴赶走——阮先生也因此顿悟,去到交通不便的地方,最终发现了冷僻的周庄与平遥古城。【CCTV《面对面》/阮仪三(下简称阮),王志】阮:我跑到那个镇(黎里)上跟他讲,帮他搞规划,帮他做设计,我把我们省委给我开的大介绍信给他看,他马上就回头(引注:回绝),我们这儿不要规划,我们这儿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阮:你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来实习,我们忙得要死,你们不要来干扰,请你们赶快走。我们还想抢辩几句,他就双手把我推出门去,就动手啊。把我踉踉跄跄推出去,推出去还不算,我们走出门了,他赶到后面,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啊,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啊,不要卖饭票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赶快滚蛋,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在食堂吃饭,没地方吃的。.......阮:看到那么许多好东西,就在那个时候毁掉,我心里疼得不得了。看着明代的石桥就这么被拆,看到那些明代的建筑、清代的非常精致的建筑就这么被拆,非常非常地痛心。.......阮:后来我就改变策略了。不能找交通沿线的城镇。因为交通沿线的城镇,它汽车交通很方便,我就是要找一些根本还没有发展的,这一种所谓发展生产的意识还比较淡漠。还不太清楚的,后来人家告诉我,有一个画家告诉我周庄,周庄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很偏僻。
——金宇澄《回望》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